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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家关于毕业分配的政策规定，本属于照顾对象，是可以留在哈市的，但是却把她分配到呼玛。政治的强制，她不得不表示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分配。到呼玛之后，她努力工作，并在那里结婚生了三个女儿，有心想在那里干一辈子，无奈她的鼻子不为她争气，却令她怄气。她患有严重的鼻窦炎，一遇冷空气侵袭，鼻腔就奇痒难受，只得戴上口罩，从深秋开始，直到翌年的五月。八个月戴着口罩过日子，其痛苦可想而知。我很理解这种难处，便一再跟当时呼玛教育科长说情，请他把她放回哈市。就这样，L君又找别人做她丈夫来哈的工作，终于举家来到了哈尔滨。L君夫妇在我从牛棚回家后不几天，正是春节当局对我特别注意的时候，来我家看我的为数不多的几家人之一。此后，她经常领着一家来串门，常常给我们说一些有趣的社会新闻，叫我们一家人忍俊不禁。在当时强烈的政治台风之下，人人自危，对于前来看我的人们，我觉得是对我的一种最高礼遇，心里又高兴又感激。L君带来的这些笑料，为我们节假日增添了欢乐。孩子们很喜欢这个L阿姨，喜欢她带来的趣闻和笑料，更喜欢同她的三个女儿在一起玩。她和玉梅如同姐妹一般，还常常讲一些她在那里不和水土的轶事，也从一个侧面激励了我要勇于克服困难，善度困境。
Y君是哈师院生物系毕业的男生，却腼腆的像个女生。哈尔滨人，为人特别老实厚道，也是因为派性掌权，把他分配到省劳改农场一所中学。他虽然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那里努力工作，却不准备在那里安家，便在哈市找了对象，因为女方不愿意到香兰这个名字好听、实则劳改犯聚集的地方安家。Y君只好等待机会，从而演起了牛郎织女的故剧。为此，我帮他找了个高校，从劳改农场调回了哈尔滨，为他们拆去了多余的鹊桥。对此，这位Y君，谢字不离口。在我蹲牛棚期间，常来我家帮助玉梅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当时的蔬菜供应紧张，一冬的蔬菜，全靠秋天买好窖起来。这位Y君家住在道里，工作单位在动力，上班很不方便，加上他的双亲年迈，他家里准备过冬的事情不少。但Y君却挤出时间来我家帮助玉梅收拾蔬菜下窖，玉梅很为感激。我从牛棚回家后，他常来看我，帮我改善居住条件出主意，同我设计书架，以后又帮助我调油漆，刷家具。Y君话语不多，忒重感情，讲义气，常同我骂那些背信弃义之徒。有一天，我们议论一位我认识的处长，在我当职时，差不多两、三天来我家一趟，这回我被打入“三种人”，见了面竟然扭头装不认识。我向他叙述这个人的这些故事，Y君劝慰我说：“这样的人是势利小人，不要理睬他，更莫放在心上。”我解释说：“情有可原，世态炎凉，从来如此。我说出来，是一吐为快。对于政治的畏怕，历来如此。这么大的历史巨变，像我们这样年龄相仿的人，只是读小说、看电影、听评书有过。莫泊桑有一句名言：每当事物的秩序被打乱、安全不复存在、人类的法律和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暴力来摆布时，人们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所以可以理解。但是，他不必见我就扭头。其实，我还以当年认他作朋友为羞呢！”
他说：“王维的诗说的好：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传说阮籍能作青白眼，对于那些势力小人，白眼相看；而见寻常之人，则青眼相观。所谓白眼看炎凉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于是我们一起历数古代文人学士在这方面的遗教。就是这样，我们由古说到今，又由今说到眼前，在一片嘲笑声中，驱散了我心头的不悦。他看到我的欢欣而告辞，下一次我们再找个话题，寻开心，还是白水相叙。他一个多星期、半个月不来是憾事，这样愉快的谈话，便为我乏味的“待命”生活，开辟了一片花明的新世界。
尹燕鸿是我认识的北方大厦的一名服务员郭丽娟的男朋友。尹氏是中医世家，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哈尔滨有名的中医外科专家，专攻无名痈肿疮节，名传遐迩。尹燕鸿很聪明，又特别勤快，悟性强，从小跟着父亲学习，打个助手，涂涂抹抹、包包扎扎，中医外科知识和医术见长，高中毕业后没有下乡，在道外区人民医院外科工作。工农兵上大学时，他由道外医院推荐上大学，因工作年头不够，省招办没有批准。小郭便找到我。对于这位名医我早就有所耳闻，认为尹燕鸿作为名医之后，可以破格推荐上学，几经反复，多方工作，终于说服才起，最后批准他上了黑龙江省中医学院。因此，尹、郭夫妇对我念念于怀，感激不尽。我从牛棚回家不久，他俩第一个来家看我，并转达他老父亲的问候。尹燕鸿这时已经毕业一两年了，分配在哈尔滨市中医院工作。他兄弟姐妹八人，他为老大，艰苦而复杂的生活磨练了他。不但医术与日俱增，而且还干得一手泥瓦匠和木工的好活。他看我没有什么家具，就将家里的零杂木料，利用星期天和早晚时间，亲自给我家打了一个大立柜、一个高低柜，并且刷好了油漆，送到我家。在他的感召下，他四弟在婚前打家具时，特意为我做了一个高低音响柜。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我们生病，他们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俗话说，病在忙后。人们经历一段高度紧张之后，一旦放松，原来隐藏的疾病便爆发出来。玉梅两、三年以来，身心处于高压状态下的快速运行，积劳成疾，到80年代初的一天，两肩突然疼痛难忍，两臂不能抬举，自以为可能瘫痪，眼巴巴望着正在上学的孩子，心急火燎，病情复加，便去道外请尹燕鸿的父亲看病。老医生依据他的中医理论，认为是毒火所致，教我们不必着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治好的。果然，经过老医生的精心医治，不到一个月就痊愈了。真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使我转悲为喜，好不感激。但是，令我们不安的是，老人家只要我们到，不论是什么时间，即刻就给玉梅诊治。有时赶上吃饭时（其实已经早过饭时，老人因看病耽误），撂下饭碗，就过来给我们看病，怎么说也不肯让我们等他。当时老人已过六旬。除了玉梅，我也没有少麻烦他老人家为我治病。我想，我绝没有认为自己曾帮过尹燕鸿，老医生就应该在此时这样厚待我们，倒使我和玉梅觉得很过意不去，我们送的薄礼，老人再三推辞也不肯接受。
这使我想起哲人的话语：人们之间的关爱决不是偶然的。你种下什么种子就会长什么苗、结什么果。我当时为尹燕鸿争取上学机会是当时政策对我的感召，并非我有什么特别的善心，更没有想以后要图什么回报。没成想，人家把我当成知遇之恩，感激之情常溢于言表，难尽感激之心。越是这么想，就越觉得一个人要多替别人着想，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多为善，为人们多做些好事；目前，我能够做到的是，应该赶趁余生之年加鞭自奋，争取为人做一些有益的事。只有这样，才能不负尹氏一家对我的深情。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我远离家乡，除了前述那位小舅子还在北安，再没有别的什么亲戚在自己左右，对此体会更深。
我在花园街的左邻右舍对我的友情，也有许多令人不忘的碎片。叙述起来可能是一些鸡毛蒜皮、油盐酱醋之类，然而，正是这些鸡毛蒜皮、油盐酱醋之类的小事情，却是水滴见太阳，包藏着一片人间真情，是无限宝贵的，此刻也萦绕在我的脑际。邻居各家在我受清查之后，对我依然如故，并非因为我这回不是官，且被定为“三种人”而另眼相看，这是我感受最深切的。他们说，今天的范正美不就是昨天的范正美么，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另一个人。原来我们怎么对待你，现在还怎么对待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只要吱一声就行。有那么一两家，连称呼也不肯改，直到现在还叫我范主任。
一次，不知道是谁家小孩淘气，把我家房门的钥匙孔塞上了火柴杆，我们回家没注意，开门时用钥匙将火柴杆推进去了锁孔里，怎么也打不开门锁，把我们急得团团转。这时，给省L领导当秘书的隔壁孙立才听到我们在外面说话进不去屋，急忙跑出来问其故，便主动上来帮我们开门，可几个方法也未能如愿。颇有心计的孙立才便设法从外面卸开门锁，这才好容易将房门打开。时值隆冬，走廊外面很冷，孙立才穿着毛衣，我们一再请他加好衣服再干，他说什么也不肯，直到将门锁修复为止。事后，我俩一再向他道谢，他说邻居之间不言谢。
以前，我们和邻居之间有互相吃什么相送的传统，我从牛棚回来后依然如故。出门时，晾晒在外面的衣服、被褥什么的，不用交代，遇到刮大风、下雨时，邻居们就主动给收好，等我们回家送来。我的两个孩子上重点中学、以后又上大学，邻居们就把我当作教子的模范，奉为可敬可信的导师，领着孩子向我讨教，指导他们的孩子上学，帮助研究报考学校填写志愿书的技巧。如今一算，在一个步兵班以上。1995年32号大楼动迁，我们同邻居分迁，一个个感到依依不舍。
在我同四邻的黄金记忆链上，有两人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曾在东头居住、后来搬到院内新楼的黄伟杰。当时在省文化干校当校长。他是吉林大学中文系1964年毕业生，以前一般相识。我被清查回家后，他经常来我家串门，同我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彼此看重了对方的才气，因而感情日益加深。他也是属虎的，比我长几个月，因在文革中支持造反派，清查时被定为一般错误，到文艺干校属于平级安排。因为他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我们互相很快接受了对方，话语渐进不讳。两人经常感慨时乖命蹙，但同样不愿就此气馁。我们经常探讨搞点什么研究。一天，我谈及中国诗词中，有相当数量的主题是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