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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营造好掩体；他们充满战斗的渴望，四处寻求战斗的对象，急于为党为国建立功勋，这很容易成为左的词句的俘虏，犯革命幼稚病，唯我独革。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所以，一旦主席、总理无暇顾及他们，噩运就来了。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会原谅，但被他们革过命的人却不会饶恕他们。清华、北大、北航以及哈军工、哈师院的造反派红卫兵的领袖们几乎都逃不脱这种悲壮的命运。比较起来，《秋梦追思》作者被“开”，算是轻的，够幸运的了！
作者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座攀登不能达顶的高山”，“是一个学习不能穷尽的博物馆”，“是一部领悟而不能透彻的教科书”。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的确，像作者总结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反修、防修演习”，“是中国从未有的民主大操练”，它“打破了党批评不得的不成文的禁锢，把各级党委、广大党员真正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下”，它“锻造了一大批革命闯将”，它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大普及，一场空前而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许多新鲜事物和有益的探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
《秋梦追思》还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以及否定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恶果。
文化大革命是一座宝库，那里边的遗产（理论的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正面的和反面的）太丰富了。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对这笔遗产作了探索式的总结和研究，他的结论是冷静的和深思熟虑的，当然还是可以商榷的。难能可贵的是，他满纸“不合时宜”，通篇真知卓见，发自肺腑。巴黎公社失败了，马克思给了科学的总结，才有了几十年后的苏联的十月革命。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不仅改变了造反派骨干及其领袖人物的命运，更改变了党、国家的命运，改变了民族的历史走向。改变的进程是如此之快，连反共的右派们都惊讶不已。毛泽东生前的预言都一一被言中了。每个真正忠诚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每个真正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每个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心系江山枯荣的人，都应象范正美那样，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给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总结。例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有没有真理性？是不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苏联和中国为什么都会让资本主义复了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文革前夜，中国党内是否存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形势究竟严重不严重？严重到何等地步？发动文革时，毛泽东是否把革命的目的、对象、路线、政策告诉了全党干部？为什么文革会遭到那么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抵制？刘邓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对文革、对他们自己、对追随他们的广大干部的命运各有什么影响？林彪事件对文革的进程和失败起了什么作用？文革的客观进程为什么会与最初的预期相差那么大？毛泽东在发动、指导文革上存在哪些失误？怎样看待毛泽东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理论？他在选择接班人的操作上为什么会连连失误？主要原因是什么？从刘少奇到林彪，再到华国峰，毛泽东连连失误，是个人问题还是体制问题？“四人帮”与毛泽东到底是什么关系？毛泽东眼中的“四人帮”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避免修正主义分子篡党夺权？毛泽东没想的反复辟机制是什么？等等。只要你还相信共产主义伟大学说，相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这总结就非常有意义。
《秋梦追思》把文革的失败主要归于毛主席的重大失误，这么说当然是有道理的。很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仅是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太强大了，也还因为革命的一方，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的准备，过程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太强，指导很不得力，破了“旧”的，新的并没有随之立了起来。再加上林彪、潘复生一类野心家、阴谋家的破坏、捣乱，给革命增添了成倍的危机。《秋梦追思》对此进行了缜密地描述，所列事实千真万确的，是令人信服的。他抛了块金砖，理应引出美玉。
毛主席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自认为这是他一生的重大杰作，是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文化大革命是这一理论的一次实践。由于它的失败，使毛主席试图找到一种机制，来应对“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努力化为泡影。究竟怎样应对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个事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生死存亡的问题，期待人们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对无产阶级专政系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再研讨，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猜，这才是《秋梦追思》的本意。目睹和参加那场大革命的少年人都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了。知情人作古知多少？提“抢救”文革遗产，应不是故作惊人之论吧！
2007。6。18
自序
我们可以把政治生活看作一个行为系统，它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
——〔美〕戴维？伊斯顿
当社会变化对一代又一代的同龄群体产生了不同影响时，生命轨迹的历史效应就会以同龄群体效应表现出来；当社会变化对接连几代人的影响大致相同时，社会对生命轨迹的历史影响就会以时期效应的形式表现出来。
——李强、邓建伟、晓筝
青年历来是旧世界的爆破者、革命者，新世界的开拓者、献身者。古往今来，中外国家，概莫能外。青年人，为理想而动，为真理而动，为信仰而动，为爱国而动，为革命而动，为民主而动，为正义而动，为爱情而动，为激励而动，是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突击队、生力军和主力，成就了人世间的伟业，可惊、可钦、可歌、可泣。然而。历史也常常捉弄青年，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五脏俱焚、心灵泣血！天下许多大作，大抵因发愤而为。在国外，有《申辩篇》，有《论基督徒的自由》，有《忏悔录》，有《绞刑架下的报告》，有《历史将证明我无罪》，等等；在国内，有《周易》，有《春秋》，有《离骚》，有《国语》，有《孙子兵法》，有《吕览》，有《说难》、《孤愤》，有《史记》，等等。
号称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以四海奔腾之势席卷全中国，雷霆万钧之力震荡全世界。我作为一介书生，曾被推向风口浪尖，最后被摔得粉碎。稍微具体地说，我由一个响应号召的哈师院大学生，变成这个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进而成为全省学生领袖和造反派头头，当上了黑龙江省红革委的一把手。中间几经反复，多受磨难。顺红短暂，曾号令三军，沈阳军区首长向我敬礼；意不竞合，因为反对镇压炮轰派而被潘复生打成“炮打三红的急先锋、黑干将”，多次遭围剿、受批判，挨拳打脚踢，在革委会办公楼内蹲“牛棚”，以后下放劳动改造。是周恩来把我从潘复生铁掌中解救出来，重新回到革委会，进了新省委，并推举我做中共十大代表。打倒“四人帮”半年之后，我接受了长达20个月零二十五天的“牛棚”审查，受过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批判。1982年，黑龙江省委定我犯有“严重错误”，免职、“留党察看两年”，再一次下放劳动改造；1984年整党期间，根据某位中央领导的指示，令省委定我“三种人”，撤职并开除党籍；长期不给工作，经过个人多方努力，于1984年5月，被分配到省电大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
菲薄非人生之计，放纵乃自残之路。日暮途远，人间路阔。这些并未动摇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对祖国、对人民的报效之志，对自己实现抱负、素质和能力的无限信心。我把奋励放在心底，励志自振。在我的要求下，我转到教学部门做教师。克勤克我，孜孜不倦，教书育人，投身科研，发愤笔耕，取得了一系列教学、科研成果，赢得了校内外的好评，于1992年破格晋升为经济学教授。在校期间，许许多多教职员工顶着压力，多次向省委推荐我进校领导班子。但是，当国内政治气候遇到某种冷热空气袭来之时，总要受到这样那样或明或暗的“监督”。
在文革期间，我总是想，难得有毛主席为我们掌舵，我应该像革命前辈那样，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斗争中英勇顽强，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努力按照我对毛泽东领导的文革的理解以及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愿望去做。但是，由于当时的情势、行为特点和人情关系以及个人思维与应对能力，因而事实上，做了一些不仅现在看来不该、不允许，就是当时也不该、不允许的事情。因此，关于文革，自己的经历和遭遇，回忆起来，有亢奋，但更多的是伤痛。人们只知道我在文革中冲冲闯闯，上上下下，却很少有人知道或理解我也有许多被歪曲、被侮辱、被亏待的事情，也有我当时违心地所作所为，更不知道我是怎么对待这些事情的。1966年，我27岁，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对党、对人民壮怀激烈，忠心耿耿；现在本书成书之时，我已年近七十，暮气侵融，成了白发老翁，但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人民服务之心未灭。
关于文革，不少人认为，现在还不是、也更不是该我谈论它的时候。但是我想，文革的发生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中国当时社会内外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关于它的认识，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关系到对中国革命的评价，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评价；不仅关系到毛泽东个人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