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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好的建议。例如，关于追缴整造反派黑材料的问题，就是在这次会上，由有的领导干部提出来的，并建议我们及时采取措施。他们认为抓到了黑材料，就是掌握了整革命师生的最好的佐证，有利于教育和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有利于争取教育广大群众，要抓紧办，否则，人家销毁了，也就没了证据。抓“证据”，“抢救证据”，就是通过这次会议给我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外，关于注意政策的问题，关于打击面要小的问题，许多领导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次会议，使我们了解、识别了许多干部，同时，学院的大多数干部也了解了造反团的想法和做法，在后来的运动中逐渐站到了我们这一边，起了很深远的作用。至今还有不少人说，办学习班，应该说是我们哈师院开的好头。
第二、召开平反会议，解放前一段被学院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人。7·16之后，学院党委首先把一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抛了出来，搞新老账一起算，将他们打成“反革命”，对于这些所谓历史问题如何看，不仅关系到他们本人，而且还影响其他人参加文化大革命。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给政治系共同课的牛德林翻案。虽然我们知道牛德林是冤枉的。但我们觉得还是应该通过调查，才能服众。为此，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仔细、很认真。我们不是因为牛德林是造反派就认为他没有事，而是专门成立牛德林问题调查组，由生物系的张立明担任调查组组长。并且在牛德林急于要参加造反团之时，我通过政治系老师做牛的工作，要他暂时回避，不要和我们在一起活动。告诉他“这是斗争的需要，要理解。”经过调查，我们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认定牛德林是一个地地道道被党委错误打成所谓漏网右派的优秀教师。于是，我们召开为牛德林平反的专门大会，用一件一件铁的事实向全院庄严宣告，不但牛德林的所谓右派言论不能成立，而且，党委加在他文革中的罪名，更是子虚乌有。我们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宣布为牛德林彻底平反。牛德林当时激动不已，热泪纵横。当场申请加入造反团，并把他珍藏的一幅毛泽东刺锈画像送给了总部。我们的这一做法，不但使牛德林彻底放下了背了近10年的包袱，感到从未有的轻松，而且，大大壮大了造反团的声威。参加八八团的一些同学以后对我讲，他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样仔细地搞调查，真正用事实讲话，还了牛德林的真面目。我对他们说：“阶级斗争是严肃的，岂能当儿戏，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此后，我们又给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一位中文系的老教师——冯镇魁，因为给党委领导写了一张大字报而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平了反。
这一期间，我们造反团还组织一些人，对那些所谓历史不清的教师，进行专门调查，终于弄清了他们的问题。例如，政治系的张象新，其家庭问题说不清，不能入党也不能提干，通过我们派人调查，终于搞得清清楚楚，使他特别感动。直到今天，他还说，文化大革命对我个人来说，就是还了我的清白。
这些做法，使人们对比地看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把人打成反革命，把人变成了鬼，造反团把“鬼”变成了人，对于造反团自我教育和争取八八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召开控诉大会。为了深入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争取群众，我们召开了控诉党委和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的大会。在大会上，有贫农的儿子董学章、干部子弟齐亚杰、烈士子弟寇方玉、雇农出身的教师李阁卿、贫农出身的教师董斌、雇农子弟潘少林、贫农出身的教师李相儒等10人先后上台，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何整理他们的黑材料，如何逼他们一遍遍检讨和写检查的经过。发言者的血和泪的控诉，使每一个与会者都感到自己的心在震颤，受到莫大的教育。
这次大会，似乎成了一面哈哈镜，使许多人通过它，看到了一些人的良心变了型；这次大会又像是一座燃烧炉，使许多人透过它，看到了一些人的良心受薰烤。政治系一位老师在会后，感触至深地对我说：“要不是看到中国式房子，谁能想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学里，一些人竟如此这般罗织罪名，制造莫须有，迫害革命师生。真是丧心病狂。”去偷听的八八团的十几个人，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感到这样的大会是对灵魂的洗礼，表示悔悟，会后即脱离了八八团。政治系的一位工农出身的系总支副书记刘××听完控诉之后，难过地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我也整了他们的材料，准备打成反革命，这是非常错误的。”
第四、要“活材料”，不要“死材料”。听了干部会的建议，许多人特别重视追缴黑材料，有的人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黑材料穷追不舍，逼迫一些人限期交出，否则便让其寝食不得安宁。斗争很尖悦，气氛搞得相当紧张。一时间，哈师院各个分队的造反派，在寝室、教室、办公楼的走廊里，到处贴有“勒令书”，指名道姓要某某在勒令书贴出24小时内，把黑材料交到某某处。否则，就要承担一切后果，勿谓言之不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部开会商定，决定引导造反团全体成员学习毛泽东著作，启发大家认识到黑材料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指使下面的某些人干的，不能怨下面的一般党员、政治辅导员，一定要争取他们同我们一起来揭发走资派，使他们认识自己受了蒙骗，杀个回马枪。如果不解决这些整黑材料的人的思想问题，不触及灵魂，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重操旧业，整我们的黑材料。之所以他们现在还不毁掉这些材料，就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于是，我们提出，“揪上不揪下”，要“活材料”，不要“死材料”。在这种政策的宣传感召下，有的八八团的同志，向我们主动交出了他们搜集整理造反派的材料。
第五、开展个别谈心，过细地做思想工作，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当时我们的做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矛头对准上面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二是把矛头对准学院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对于省委派下来的工作组和学院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般中层干部和一般党员、政治辅导员，采取争取、团结的策略。在有的院校，工作组检讨没完没了，但我们没有这样做，使得师院的许多中层干部和省委工作组的许多同志，被我们争取过来，为我们说话。对于工作组长陶源，我们很快调查清楚，那个气势汹汹的7？16报告，并不是工作组的杰作，而是院党委找的几个人的集体创作，调子是杜若牧定的，材料是武装部、组织部、办公室和各系提供的。在弄清思想、明确是非的前提下，在他作了两次检讨之后，我们说服造反团成员早早地把他放回了单位。而且，我们批判他时，尽管用词犀利、尖锐，给他扣上镇压师院群众运动的元凶，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但仅仅是嘴上的功夫，并未给他戴高帽、抹黑脸；陶源是全省工作队长之中唯一一个未戴高帽、未被抹黑脸的人。后来，我到省里工作，陶源见到我，谈起这一段经历，一再对我表示感谢。
当时，我们总部发出互相结对子的号召，实行一帮一的办法，做过细地思想工作。许多造反派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找八八团的同学做工作。下面这两个故事，是从我的笔记本上摘下来的：
八八团成员马某某曾经扬言：“剩下我一个人，我也在八八团干”，生物系一年二班张中植，先后找他谈了22次，终于真诚感动了他，心悦诚服地退出了八八团。
有的造反派还通过举行谈心班会的形式，同八八团成员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团结。八八团成员、物理系二年一班团支书薛某，自称顽固派，在班会上见造反派态度诚恳地谈心，使他很受感动，终于悔悟。他说：“自从八月七日，军工造反团来串联以后，我一直没回过班级。今天大家谈得很好，我很受启发，现在是我猛醒的时候了！我对八八团的大方向开始发生怀疑了！”
第六、推动造反团革命化建设，开展开门整风。
可以说，迫于形势和斗争的要求，我们造反团对于毛著和其他学习始终抓得很紧很紧。在白色恐怖时期，许多人就是捧着毛著和当时的中央文件抄件、两报一刊社论和文章，反复阅读和思考，汲取了智慧和力量。处于少数派时，也是极为认真学习和理解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新的社论，并且反复讨论，甚至辩论，务求理解。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许多人的学习放松了。
为了推动全团的革命化建设，努力提高造反团的理论、政治和思想水平，我们师院造反团，先后搞了两次开门整风。
第一次是1966年11月份。
在全国处理“联动”之后，为了更好地开展运动，我们造反团适时主动地开展了一次开门整风运动。所谓“联动”，是北京大学附中，实际上是一部分高干子弟，于1966年11月27日，秘密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以北京市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主体，串联所谓“老红卫兵”，于12月5日发表宣言，并于此后，搞了一系列的过火行动。当他们的过火行为受到严肃的批评之后，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指向了毛泽东。他们还提出他们只拥护1960年之前的毛泽东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采取了严肃坚决的措施将他们予以取缔，并逮捕了这个组织的头头。在10月份，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曾经对造反派在造反初期由中学生提出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