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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6年12月末1967年初，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烧所谓修正主义党票的邪风。平时，我在总部会上说，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总部必须旗帜鲜明，表明总部的态度，否则就要被人误解，以为是总部的意见。有些人不理解也不要紧。我还说，毛主席总是说，对犯错误的人整过了头，就会整到自己的头上。有许多时候，我对大家说，我是头头，出了问题首先负责的是我。这是有时没有办法我使用的一招。有时还真起作用。到了1月初，艺术系、物理系、化学系等有人提出，对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中共党员，因整理同学们的黑材料做得太过分，群众感到很气愤，认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做一名党员的基本条件，所以，应该取消他们的党员资格，把他们的党票（入党志愿书）予以烧毁。得知这个情况后，我立即召开总部开会，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党员的党籍问题应该留到运动后期由党的组织来解决，党员的挡案更不能烧，各分队必须立即停止这种错误做法。总部成员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为此，总部作出了明确的禁止烧党票的做法。这期间，有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等系的党员找到我，我明确地告诉他（她），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我们还将采取其他的措施来保护党员的挡案。除了极个别的党员档案，因为猝不及防，被烧毁以外，但整体地说，党员档案得以保护。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文史楼内，在数学楼的楼梯上，在物理系、化学楼的走廊里，还有其他系的党员同志，找我谈心，他们噙着眼泪对我说，他们很痛心在文革初期执行了反动路线，整了人，但我们诚心诚意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希望给个机会，不要烧我们的党票。我充分理解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也噙着眼泪对他们说，所谓烧党票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并已经作出了决议，一律禁止这么做。我也是党员，我以党性作保证，党籍问题不是我们群众组织可以解决的，我相信，中央是会有政策的。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为了制止社会上的这股邪风蔓延，我和杨桂宾商定，应该立即给中央文革打电报，请求中央文革采取措施，制止这股烧党票的歪风。这是一个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催促杨桂宾立即去办。
杨桂宾起草的电报是这样写的：
中央文革小组转中央：
最近各地出现烧党票（党员入党志愿书）风。名之曰烧毁刘少奇党员的党票，涉及面很广，冲击力很大。我们认为这个做法不妥。个别错误严重的，应由党纪立即处理，以平民愤。一般犯有错误的学生党员应放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以利教育本人，争取群众。亟待立即指示。
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总部
1967。1。26
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持过无数次批斗会，我自己没有对被我们批判的人，动过一手指头，也没有骂过人，我对于那些搞武斗、对人非礼的抹黑脸、戴高帽的做法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因为这个原因，我常常被一些同志斥为右倾，也因为这个原因，社会上认为我们师院造反派锐气不足，缺乏哈军工、哈工大造反团那股冲劲。这是我的思想性格所致。记得有一次，在文史楼一楼东侧南边大教室里，在总部工作的一位数学系女同学M某某，同我交谈关于批反动路线应该如何做的问题，因为我不同意她的看法和她说的做法，认为那样做，违反政策，不利于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人，如果我们做得过分，谁也不敢靠拢我们，我们就永远是少数派。她愤愤地对我说，你这个右倾分子，你知道他们是如何整我们的，你忘了，我说这哪能忘呢，她说我看你忘了，便一边说，一边拣起办公桌上的一个大玻璃烟灰缸，劈面朝我甩过来，不是我躲避得快，我的脑袋准会开瓢。
但是，说实话，在那狂热的年代，我一开始极为谨慎，随着时间的推移，头脑里的弦也逐渐放松了。听着哈尔滨其他大专院校轰轰烈烈的情况，有时也觉得自己的胆子未免太小了，同时想到压力太大，我也驾驭不了，还是随潮流吧。我多次同胡云飞、任万新谈了我的想法。他们很同意我的意见，但也多次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最最重要的是把握根本大方向，慢慢引导。我心里打定主意，在违反政策方面，我决不支持、决不怂恿。但也不能螳臂挡车，自寻不快。因而也出现了一些至今还令人不能原谅的事情。每每想起来，自己有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
首先，在哈师院文革初，我担任造反团头头负责任期间，发生了两起严重事件：党委书记杜若牧、中文系学生王敏自杀。
杜若牧于停职反省之后，感到威信扫地，抬不起头。夫人王××是哈医大一名副书记，天天也在群众的炮火的猛烈攻击之下，两人一个时期以来很少谈话。10月30日，全市造反派在八区体育广场，搞了一次对大专院校联斗走资派大会。我们师院造反团组织杜若牧和李某参加了这次大会。从八区批斗回院之后，又遭了院八八团一顿批判。回家后，杜若牧洗完了脸上、身上的墨水之后，对夫人说：
“看来毛主席对我们这些老同志不信任了，要换年轻人了。”说完便走进卧室躺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夫人发现杜若牧吊在便所的水箱下。等抬下来，已经气绝身亡。
情报组的甄裴秀得知消息之后，很快告诉我们几个头头，当时我和杨桂宾、任万新、胡云飞、甄裴秀等人来到操场、杜若牧住屋的不远之处商量，我准备去查看一下。他们几个说，我不宜去，要我留在外面，等他们去看看就可以了。他们回来之后，告诉我：“这是他个人的责任，自绝于党，是一种叛党行为。”我记不清是谁说了一句：“我看这是畏罪自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免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处理。听了这句话之后，感到我们没有责任，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当时我们在操场还商量，决定对杜若牧的死，发表文告，宣布他畏罪自杀，并在以后连续开展对他的批判。不久省委下发文件：杜若牧自杀是叛党行为，宣布开除其党籍。
现在回想起来，杜若牧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同志，12·9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当过冶金部教育司司长、北京钢铁学院党委书记，1955年肃反以后，调到哈师院任党委书记，为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正是文革运动，我们搞侮辱人格的斗争，使他一时想不开，感到无地自容的结果，不禁为之心颤，良心感到莫大的自谴。
根据杜若牧死的这次教训，我们决定成立政管室，把所谓黑帮统统集中管起来，这就是哈师院“牛棚”的来历。
王敏是中文系八八团的一名骨干，在当时，执行资产阶级路线比较积极，平时同学们对他也有积怨。在八八团解散以后，他思想不通，串联几个人去北京上访告状，回来的当天，即196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被中文系开会批判，给他抹了黑脸，受到激烈的批判，加上当场挨了一位与他绝情的女友的一记耳光，自尊心受到莫大的损害。中文系分队长董振山立即报告，得知情况后，我和杨桂宾立即赶到现场，这时会已结束。我和杨桂宾在董振山的陪同下，到宿舍里看望了他。我们再三向他说明，会场上的一些做法，总部是反对的，是绝对不允许的，并又安慰了几句。看到王敏当时的心情已经平静，他还说没关系，可以理解。等我们走后，他要求上一趟厕所，不期一去不回，上吊在厕所的水箱边。这件事，第二天我知道后，只是批评了中文系造反团分队负责人几句，要他们对八八团不要搞过火的斗争，小心整过头整到自己头上。现在想起来，也是我应该接受重重谴责的。
在文革造反初期，中文系教师吴哲夫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人们分析，这位平时不甘受侮的壮士，曾经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挨过批；两派成立不久，虽然造反团并没有把他放在重点，却免不了八八团的继续批判，可能是受不了当时两团的种种苛暴，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而采取了极端措施。想来也是极为痛心的。
还有，我在主持烧黑材料时，当场接受了有人呼喊让整黑材料的各级领导和政治辅导员对着火堆围成一圈跪在地上的要求，而我在那里端着腔，对着麦克风大声地吼道：“让你们对着这些黑材料哭泣吧，让你们的灵魂在革命的烈火面前颤抖吧！”我们当中有些同志，还让有些整黑材料特别厉害的个别人靠近火堆，我也没有极力制止，实在是于理于情不容。此外，在我主持大批判的大会上，给一些被批判的对象，戴高帽，大弯腰，抹黑脸，等等，也都还是发生了。这是我在哈师院运动中，一想起来，就觉得心情难过、为之自谴的一些事情。
还有，在1966年9、10两个月内，社会上刮起一股改名风。许多同学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卫东、向东、反帝、反修等。我们班常某某，改为常向东，并且联合许多外系的造反派，把哈师院改为哈尔滨工农兵大学，我们总部不以为然，但也跟着叫，直到中央关于师院的文件下发以后，才又改了回来。
但是，哈师院师生可以作证：在那个时期，我保持着高度的理智，除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般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