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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必要介绍L××其人。L××是哈工大的一名实验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了造反团,但不担任任何职务,在大专总部成立之初,也不知何人推荐,竟然成为总部的一名干部。就是这个人,经常穿梭于大专院校之间,大专总部组织大专院校汇报团,因为各院校正忙,陈造反又不愿意出面,他竟然成了总领队,并同周总理一起照相,此后这位哈工大无职、大专总部无名的L××,竟来往于潘汪之中,上上下下,与各大专院校打交道。因此,人们送他一个绰号:赫鲁××,人们这么公开叫唤他,挖苦他,他还是一副嬉皮笑脸,既不急,又不争辩。如前所述,他和陈造反拉竿成立新曙光造反团,他因为在哈工大口碑不佳,也不是头头。然而,因为谁也没有向潘汪说明,他便得到潘汪的赏识。就是这样,这位L××,竟参加了常委会。
这时我们大家说,不能说释放平反就是我们夺权搞错了,我们建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中央已经批准,这是推不倒的。问题是刘录等人,属于不同意见,不是反革命,我们处理重了。但是工大L××却一再坚持要个说法才行。这时刚刚结合到省革委会的、原省委政法部长赵去非发言说,当时是当时的政策,现在是现在的政策。接着大讲其过去土改、平时司法中的经验。对于刘录等人,这就叫做“抓的有理,放的应该,性质不变,宽大处理”。未等他发言终了,我们大家便忍俊不禁。我当时想,这是什么逻辑,但我没有吱声。这时一直专心听大家发言的潘复生郑重地作出结论。他说:
“今天是今天的政策,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否定过去的政策。也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压制过去的革命积极分子。过去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在土改时期斗地主就搞错过,后来纠正了,不能允许他们搞反攻倒算。就按赵去非同志的意见办。”
我想,潘复生的意见对一半错一半。对的是,我们对不同意见的人搞过头了,应该根据中央政策纠正;错的是,照赵去非的说法去宣布,不但与中央政策不符,而且会产生后遗症。我不敢苟同赵去非的说法,也不同意潘复生这么做。但是,潘复生已经十分明确肯定地作了结论,我便不再说什么,也觉得再说什么也于事无补。殊不知,这样草率处理的结论,使问题不但没有按中央政策加以解决,反而使革委会步入了歧途。如前所述,这是我当时一直存在的一个思想疙瘩,它是我思想性格的反映,在处理刘录问题上,因此受到潘复生的公开批评,这时我的思想又回复到原来认识的基础,并坚定了自己的看法。然而,我在以后工作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革命纪律,自己并没有在会上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得在工作中有反对的表示。但是,过不几天我回哈师院,对人胡云飞、杨桂宾、魏醒学等一些同志讲述了这个故事,诉述了我的感受。
假道理就是假道理。刘录等人宣布无罪释放了,但是他们对于“抓的有理,放的应该,性质不变,宽大处理”的决定不服,并且根据中央《十条》的精神,派出代表到省革委会上访,要求为“1?31事件”平反,潘汪研究决定要我和宋振业出面接待。我按照潘复生的意见一共讲了五条:
“第一、你们要正确对待军委的十条和中央的五条,不要用军委的十条去反对军委那个八条,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军委的十条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左派的,是有利于左派不利于右派的。
“第二、你们要正确地对待省革命委员会。省革命委员会是广大红色造反者经过半年来的浴血奋战,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以后刚建立起来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亲自批准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必须把对待省革命委员会的态度和对待旧省委的态度严格地区别开来,否则,你们是要犯错误的。
“第三、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夺权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就刮起一股要推翻省革命委员会的妖风。
“第四、谁破坏革命的三结合谁就是反革命。
“第五、‘1?31事件’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不存在平反的问题。”
应该说,前四条尚可成立,而第五条就与中央精神相左了。我这样讲完以后,原以为可能引起一场大辩论。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担心在争辩中,自己的情感难以自控,而说露了自己的心底,违背了潘复生的要求,收不了场;没成想,哈工大的上访群众听完我的讲话之后,竟都回校了,传达以后,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反应。但是,刘录等人不服,只是慑于当时总的形势而偃旗息鼓,并没有再搞什么活动。
使刘录等人又重新鼓起勇气的是,这时北京邮政学院来了几位学生,他们来到哈尔滨之后,说是经过一段调查,发现了严重的情况,在哈尔滨街头抛出了《对哈尔滨的八点声明》。中心意思是:“哈尔滨有问题”,“哈尔滨现在运动冷冷清清”,“哈尔滨必须大乱”。本来按兵不动的刘录等人,此时似乎感觉来了救兵,一度麻木的神经和冷漠的心情又被激活了,于是对我的讲话发动了猛烈批判的排炮。
接着,黑龙江大学校院内也响起了阵阵炮声。
黑大红色造反团分裂以黑大革委会成立为导火线。黑大红色造反团组建校革委会,要结合于天放进班子,并且让他担任革委会主任。于天放是原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他曾经被捕过,事后写过一本《牢门脱险记》,记述其牢狱脱险的故事,曾经引当代青年人为之景仰。但是,在他的干部档案里秘密记载着中央的结论及其使用意见。因此,当黑大造反团派人到原省委统战部造反团去了解情况时,他们被告知于天放不宜做主要领导,省革委同意文革组的认定;另一方面,根据当时省革委会的规定,在哈各大学的革委会一律由省革委会批准。但是黑大成立革委会并未用书面文件报告省革委会,而是突如其来地,由黑大造反团一名负责人R××,到省革会机关口头通知省革委会派人去参加黑大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我急忙同潘复生再次商量,潘复生要我对黑大派来的人说:“这样不行。我们对你们造反团是相信的,但是你们应该把成立革委会的材料报上来,这是组织手续。”这位黑大造反团领导人就对我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大骂:“你们把我们黑大造反团放在什么地方?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黑大造反团?”当时出于对黑大造反团的信任,我为了缓和其对立情绪,经同潘复生商定,派了文革组的一名同志前去参加黑大革委会的成立庆祝大会,但我对这位同志交待:“你不能在大会上讲一句话,说一个字。”黑大革委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省革委会的要求成立的,但是因为于天放问题,黑大报送的革委会请示件一直未批。
后来我们了解,黑大造反团领导人并未向其他领导人和全团讲清楚上述情况,致使黑大造反团的广大成员对省革委会极为不满,而于天放也因此散布了对潘复生、我和赵去非的许多微词。也就是说,于天放在黑大一些大、小会议上,说了很多牢骚话,其中主要是攻击潘复生用人不当,赵去非在原政法部的工作有问题,也对我与黑大造反团负责人作了一些比较性的议论,言外之意,黑大造反团负责人也非等闲之辈,为什么范能上去,你们不行。在此一段时间,黑大造反团某些人去河南调查潘复生、搜集并整理了几条赵去非的问题,据此指出赵去非有这样几次谈话是错误的:什么造反派是在钢丝绳上跳舞的说法啦,什么造反派初期有不少属于勇敢分子、也不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啦,什么造反有理也是有阶级性的啦,等等。就是在这种情势下,黑大造反团一部分人贴出了几张“炮轰赵去非”的大字报。
这就是所谓“炮轰派”的由来。时间发生在1967年4月中旬。
在省革委会主要领导潘复生的支持下,黑大造反团以赵玉才为首的一批成员,成立“打倒于天放联络站”,同时对于天放发起了猛攻。黑大造反派就是这样一分为二。
与此同时,哈外专造反团对张万春在全省红卫兵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出了批评,在校园内贴出了一批大字报。
在这个时候,哈军工造反团针对黑大、工大、外专的大字报,于4月22日发表声明说:目前在哈市出现的问题是“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省的反映。明眼人一看,这里指的就是炮轰派。
上述情况,在当时潘复生看来,炮轰派是冲着省革委会来的:“三个人,三方面,三结合”。当时潘汪正在北京开会,得知哈尔滨的上述报告之后,急忙打电话给省革委会。一方面,明确表示支持哈军工造反团针对黑大、工大、外专的大字报所发表的声明。潘汪电话表示哈军工造反团旗帜鲜明,不愧是一支革命劲旅。另一方面,又指示省革委会,认定炮轰的性质是,矛头指向省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在适当时候要组织反击。哈军工的声明发表之后,各高校造反团也纷纷效法发表类似的声明,形成对黑大、工大、外专炮轰派的合围之势。潘汪回哈之后,立即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会,给炮轰活动定性为“反革命逆流”,认定其后台是于天放、李范五挑起来的。
于天放的情况已如前述。
关于李范五有这么一件事被潘复生抓住不放。当时李在黑大农场劳动,由黑大造反团派人看管。人是感情的动物,正是基于这一点,敌对战场上的士兵接触时间长了或多或少就会引起感情变故。天真纯朴的青年学生同李个别接触,久而久之,彼此之间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谈话也就比较随便了,李给看护他的造反团监管人员讲过去革命的故事,同时随机也告诉他们,在文革中揭发他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