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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意见，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做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对此我们要负主要责任。
看完潘汪的这个检查稿之后，炮轰派汇报团成员们又喜又气。喜的是，半年来，经过千辛万苦，不屈不饶的斗争，求援社会，求救中央，经过党中央、周总理的细心周到地工作，潘汪终于承认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了错误，作了检查。其时间起始于三、四月，严重的是在“6？5事件”以后，具体对象是处理炮轰派和我与宋振业对他们的批评。气的是，他们在检查中，存在四个明显的问题：
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党中央面前公然歪曲事实。6月5日那天，明明是炮轰派要求接见，省革命委员会允许他们进院的，却说什么冲击省革命委员会；明明是我和宋振业向他们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和纠正意见，却说什么发生了意见分歧。
二是避重就轻。明明是省革委策划、调动和指挥捍联总工人群众对军工、建工夺权，却说什么同意并支持争夺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而关于建工夺权则只字不提。
三是模棱两可，故意偷换概念。明明是对哈一机和师院采取围攻、包围而最后进行武装夺权，却称出现不应有的现象。
四是安钉子、准备搞秋后算帐。明明是他们支持捍联总，挑动群众斗群众，却说炮轰派以及我和宋左一个错误，又一个错误。所有这些是潘汪玩弄权术，布下的回哈搞反攻倒算的天门阵。
最使我失望和痛心的是，我怀着一腔热血，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北京问理求真，周总理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做他的工作，而潘复生竟然当面跟中央说假话，利用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瞒天过海，当面撒谎。至于检查调子的高低是另一回事情。
于是，我找宋振业、边士军、冯昭逢一同去找总理联络员。我们对联络员说，我们欢迎潘汪作检查，但同时我们又感到潘汪的检查，明显地看出思想不通，言不由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安钉子，这既有他们自身思想品格、党性原则，对错误及其性质的认识和态度，也表明捍联总对他们施加压力，阻止他们检讨，并且极力为他们粉饰和辩解。希望联络员以对黑龙江省人民负责的精神，进一步为我们反映这些意见，联络员们显然很愿意为我们申述。
过了一天，他们婉转地告诉我们，中央急于要稳定黑龙江省这个反修防修的东北前哨，这就使我和边士军、冯昭逢、宋振业等人备感委屈，我们要顾全大局，从国家这个大局出发，只能牺牲我们局部利益，忍痛接受这个残酷的、如此不公的现实。当时我们抱着同学、同志的心情，找毛远新申述我们的意见，没成想毛远新直接给我们施加压力。他说：“这是主席的意思，你们必须接受，否则的话，就要走向反面。”态度的冷淡、表情的严肃，使我们无法再开口。因为他的身份，我们都明白这话的含义和份量。
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个别去找了一趟总理联络员，他们安慰了我几句，也表示希望我能理解。他们承认潘汪检查原先不是这个调子。了解到这些，我第一次认识到所谓国家大局的真实所在，也第一次认识政治斗争残酷性的真正含义。在北京这三、四个月，使我亲眼目睹政治风云的变化莫测。王力、关锋怎么样？曾几何时，是何等的显赫，然而如今却被贬得一文不值。我算老几？因此，联络员的话我只能往肚子里咽。我极力控制自己，但还是噙着眼泪离开联络员办公室。
回到我的住处，回想这次为了炮轰派的翻身，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如果我要是再不答应潘汪这个检查的话，灾难就要降临我的头上。我想：毕竟把炮轰派的“逆流”的帽子摘掉了，并且同捍联总实行对等联合，至于以后潘汪要反攻倒算，他们怎么检查也是一样。谁能知道我们这些努力付诸汪洋，而当时哈尔滨的炮轰派听到潘汪检讨的消息还欢庆了一回呢。
经过半年工作，捍炮谈判终于进入尾声。1967年12月23日晚八时二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会议室，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吴法宪、李天佑、李作鹏、张秀川、王洪坤、陈锡联、宋任穷等接见了黑龙江省两派代表以及辽吉两省各派代表。潘汪也在台上就坐。为了后面第五章的介绍和说明我们努力的初衷，我这里详细介绍周恩来的讲话，这对于了解历史是完全必要的。那一天周恩来显得十分兴奋。他是这样开始他的讲话的：
今天这个会是个盛会咯！是东北三省的，辽、吉、黑，所以，我们中央同志，就是江青同志因为身体不大好没有来，原来也是准备来的。其他的中央同志，沈阳大军区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还有海、陆、空、军委的，都在这里。今天宣布黑龙江省问题的解决。黑龙江省已经有了革命委员会，还要解决问题，可见问题总是不断有的。我们希望今年之内能把辽吉黑的问题都解决。今天是23号了，就看你们吉林辽宁有没有这个勇气、这个度量，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实行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当然咯，你们要留在这里过年，我们也不能送客。
台下一片笑声。然后，他指着转发黑龙江省潘汪检查的中发（97）396号《中共中央文件》，把话锋一转：
因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内部发生一些问题，它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两派发生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一直发展到武斗。这一次么来到北京，也差不多三个月了吧？（有人说四个多月）直到最后才把问题解决。正因为两派达成十二条协议，我们觉得还不够。大家都知道，山上派和山下派_——捍联总炮轰派，有几个大的据点争夺很大，所以我们就推动一个哈一机厂，一个军工学院，一个师范学院，这三个单位，根据十二条协议，又达成三个分协议，这样就可以拿这个来推动。最后，又宣布了潘复生、汪家道两位同志的检查。他们两位在这个过程中作了检查，然后又和两派谈了，最后中央加以批示。今天把这个批示送到你们手里，现在宣布！在这之前，我们仅仅和两派的一边十个人，就是炮轰派和捍联总的双方谈的，我们已经约好了的不扩散，并且你们当场都赞成，我是一个个问了的，可是我们的本子今天才到你们的手上，但是哈尔滨市已经扩散了！两派各十个人，他们是拿回文本的，那个文本我没有收回，当时有的同志提议收回，我没有赞成收回。革命一年半多了么，我们见面多少次了么，应该最低程度有个革命同志的信任吗！当时都作了担保的，可是有一派呀，就是把潘复生、汪家道同志的检查几个要点传出去了，当然没有看原本，总有偏差嘛，所以哈尔滨市又有了反复，农学院、林学院又闹了一场武斗，是不是？所以革命群众组织的派性呢要回到党性，加强党性，减少派性，可不是容易做的。特别是年轻的同志，必须下这番苦功夫！所以今天只想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的批示》讲一点。我逐段地念并解释一下“。
《批示》的第一段说：“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方向基本上是对的。但在夺权胜利以后，在对待群众的批评以及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斗争中，犯了一些错误。现在他们能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采取了高姿态，诚恳地检查了错误，这是好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对于这一段，周恩来作了长篇解释：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经过两个阶段喔。一月夺权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是初期的革命委员会，组织形式是个创造咯。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怎么组织为好，开大会宣布了，中央把原则批准了，登了报啦。后来，三月来到中央，正式成立三结合组织，以潘复生同志为主任委员，汪家道同志为副主任委员。这次来是第三次。
周恩来说，黑龙江省抓革命促生产，不论农业、工业、交通、矿山方面，成绩在东北三省，在全国，也是前几名的。这些成绩，不能不说是黑龙江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是做得好的。大方向是对的。不能说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对某些问题犯了错误，就对总的方面不做足够的估计。中央认为，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错误的态度是诚恳的，是高姿态的。
他们承认在对待两派斗争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并且把严重错误一一指出来，同时又指出五月以后问题更严重了，又指出五个问题，说的很具体。这一点，连山上派也承认有些错误是山上派犯的，不是革命委员会犯的。但是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志把这个责任揽过去，这是好的态度。
应该这样，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嘛，年轻，经验少嘛，免不了犯一些错误嘛！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权力机构，把错误多承担，这是主席的精神。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是高姿态。至于有人说还不够，我们说是够了，不能再增加了。因为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它是权力机构，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大家有份的嘛！你们的十二条协议也是承认的。对这个新生事物要支持它、爱护它、拥护它、帮助它嘛！我们自己推选出来的权力机构，我们反过来又站在对立面，尽管是个别人的口号，还是对着主要负责人的口号，你们前一段喊打倒的口号是错了嘛！如果说是方向的话，这不是方向嘛！我们认为，只要承认错误，就不要说方向了。因为革命群众、青年同志，一个时候错了、改了，承认错误就可以了嘛！
听到这里，使我再次想起来，在总理第一次要接见炮轰派代表的那一天晚上，外专的一名炮轰派，冲着我们几个大喊了那两句口号。还有就是炮轰派在武汉出过一张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