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工人师傅们表示很理解我，希望我能圆满完成接受再教育的锻炼。工厂领导对我也不错，常常客客气气的，主动问我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还同我商量工作，要我帮他们出主意，抓革命，促生产。在劳动期间，我也帮助厂里写过总结、工作报告。在车间帮助搞宣传、出黑板报等。
“你还不知道，上面有布置，对于来厂里看你的人，要注意做好登记，定期不定期地向上面汇报。”有一天刘师傅和我说到投机处，说了这么一句。我说：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布置，但我想，他们会这么做的。”
在八一厂也并不都是甜美的回忆。有几件事是我不能忘怀的，从这叙述的一、二件事中，读者也许可以认识那个时期我所遭遇的一斑。
第一件事就是清查“五？一六”，潘复生也没有忘记在绥化的我。
所谓“五？一六”，见于历史材料，前前后后，大体有这样一些情况：
1967年3月24日，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师大、石油部、国家计委等群众组织联名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并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与此同时，国务院所属财贸系统部分干部群众成立组织，提出“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一天，北师大苏东海等人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周恩来。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立即遭到北师大师生的激烈抨击。1967年3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群众揭露了炮打总理的学生张建旗，然而，他公然声称自己“没有错”，表示“三个月以后见”，并在3月31日，发表公开声明，扬言要进行到底，但在群众压力下，被迫暂停活动。然而，从1967年5月初开始，北京几个高校出现了新的反周活动：北京农大成立“五？一六兵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出现了张光武为首的小团体，发表反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成立了反周的“火线纵队”。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个署名“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贴出了《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称周恩来为“反革命两面派”。五月底，以张建旗为首，在北京钢铁学院成立“五？一六兵团”，相继抛出《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和《二十三个为什么》两张大字报。到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北京外国语学院在这一期间，策划了批斗陈毅事件，所谓“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多次在夜深人静之时，四处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和大标语，如《周恩来要干什么》、《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等。此外，北京二外、北京商学院院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这些反周活动，立即遭到首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猛烈反击。北京许多红卫兵组织义愤地表示，必须迎头痛击“反周逆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适时发表声明，愤怒地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六月初，中央文革陈伯达发表讲话：“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6月3日，陈伯达、江青向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指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张建旗等人在6月4日，发表《严正声明》，以守为攻，转入地下活动。
6月30日至7月2日，所谓“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搞“两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查动摇性、工作、斗志）活动，作出新决议、提出口号，企图重新打开反周新局面，并于七月上、中旬，发动了两次“战役”，以农口为中心，散发了大量的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其内容有：《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在八机部，这时也出现了反周标语“打倒六月黑风总后台”。
1967年8月11日、12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上，对于反击“大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作出安排。从八月中旬开始，北京钢院、北京地质学院、北师大、北京农大等76个单位红卫兵组织发表同“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的声明，各院校“五？一六兵团”先后被查抄。
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一千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了“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兵团’”大会，批斗了张建旗等五人，同时，解放军报社也揪出了肖力等人。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会上讲话。江青说：
“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请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说：
“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就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9月4日，外交部揪出陈家康，被定为“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头。
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群众组织代表讲话时，进一步说：
“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个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思想不稳定，被利用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坏人”，“‘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跑的。”
江青的这个“9？5讲话”，我们在西苑旅社时不知听了多少遍。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长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批判“五？一六”：
“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1970年1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指示“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清楚。”1970年2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清查五？一六的决定，同年3月27日又发出通知，并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对清查五？一六问题进一步作出规定。
4月3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电话会议，传达中共中央3月27日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借清查“五？一六”之机，对炮轰派下手，妄图彻底摧毁炮轰派，是潘复生的一大战略举措。对我进行“五？一六”审查，应该说早在去年潘复生就下过大力，对我进行了像蓖子梳头一样地清扫了一回，根本没有一点搭边的事，因为我在北京期间不参加北京的任何活动。但是潘复生这时仍不死心，以为我似乎还有油水可捞，也许想借此离间我和群众的关系。于是接过这些规定，再一次布置对我就“五？一六问题”进行清查。
1970年4月下旬的一天，八一厂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的动员大会，要求全厂职工一个也不能缺席。当时绥化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武装部政委C亲自到八一厂作清查五？一六动员报告，煞有介事地要求全厂广大革命职工要认清敌情，擦亮眼睛，打一场人民战争，坚决把隐藏在我们队伍里的五？一六分子清查出来。每一个到会的人都知道，八一厂虽然在省里农机口享有一定的名气，但在政治风云中，他却是个毛孩子，阅历短浅，知识不多，行为能力有限，人们对于“五？一六”的问题一无所知，这个动员大会是专门针对范正美召开的。人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竖耳恭听，唯恐遗漏报告人的一个字、一句话。我坐在指定的第一车间的位置上，正好是会场的中心。联想到这两年挨整的日日夜夜，感到会场里的空气窒息，胸闷憋气，手脚冰凉，浑身麻木，脑子一片空白。我眼前的C政委身高声大，似乎渐渐地变成了潘复生，进而成为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在咆哮：
“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五？一六分子清查出来，把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过，写到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位C政委是奉命行事，后来批潘时一再向我说明并诚心诚意表示道歉。
我回家跟玉梅讲述这天动员大会的感受时，心犹有余悸，义愤填膺。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运动，犹如泰山压顶之势，谁知要怎么进行下去，联想到这两年省里运动的桩桩怪事，深感“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的心如落冷海，一片寒颤。玉梅知道我对周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也跟她讲过我们在北京，没有参加过北京的任何活动，但她还是对运动不托底，因为这来自省城而不在县里。
不过，星轮转换，时令已变。经过长期的派性清查，加上全国贯彻“六厂二校”的经验，这时的潘复生在省里已经不得人心了，也就是那么一、二十天的时光，哈尔滨就传来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增补沈阳军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刘光涛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党的核心组副组长，专抓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