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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有思想的资产阶级化倾向，转而从工人阶级和黑人族群那里汲取了文化特征。”“朋克们穿污秽不堪的衣服，这些衣服用早已废弃的面料制成，有许多拉链，线缝也裸露在外面，这些衣服常常故意剪成碎片染上血迹或是其他污秽的东西。”而春树的朋克却浅薄得很，她热衷于去国贸买衣服，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搞来纪梵希或情迷巴黎的香水和口红，虽然穿了件sexpistol的粉红外衣却仍然光鲜，即使她意识到“光喜欢打扮得很朋克，是一件可耻的行为。”但她所宣扬的朋克也就是小小地不伤筋骨地反叛一下，并因此骄傲地以为已经找到了与当下流行的叛逆相契合的地方。“朋克使用一切身体语言和精神语言来展现肮脏、邋遢、破败、粗俗，以此表明他们就是令人作呕的丑陋现实的缩影，是社会衰败和危机的表征，朋克文化非常强调与工人阶级、黑人之间的联系，其极端的生活方式是为了揭露现在生活的危机，同时也对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产生放射性破坏，他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价值系统的颠覆使其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而春树的朋克则更多地表现在强烈的物质欲上，她沉醉于对商品淹没下的世俗生活的亲近，她爱摇滚爱诗歌热衷于写作，其内心却或多或少地隐藏着不择手段地以疯狂、叫嚣和献媚的方式获得名利的目的，并且利用写作活动的内外两方面达到令公众关注其本人的目的，“我想有钱，我想有钱，我他妈的一定要混出来！”如此急功近利的心态与朋克精神和诗人品质是背道而驰的。
有时春树也会意识到自己骨子里不彻底的朋克精神——“我他妈就是一伪朋克。”但是我们能感受得到她话语里的不真诚，甚至还意味着说出这话也是一件很朋克的事情。朋克在她手中只是一个符号，这符号还常常被春树义无反顾地物化了，她在诗歌《我想在年轻的时候写一首有力量的诗》里很完整地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既想战死街头又想去国贸买衣服。
既然不是保质保量的朋克，但却并不妨碍春树以此为幌子进行着“残酷青春”的写作，为此她完全抛弃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或者说她缺乏构建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能力，朋克的利用首先是树起一个姿态，其次就是为故事情节的缺失创造借口。
春树批判少女春树的性、谎言和没脑袋（3）
谎言２：消费时代的个性写作
曾有一次春树也在场的电视访谈节目，一位文学老前辈斩钉截铁的对全国人民说：“他们（春树们）的写作都是一种个体化写作，他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是不同的……”说得春树们像是遇到知己般嘴角挂满了灿烂的“谢谢”。而也许正是由于轰轰烈烈的个体化，《时代》给春树们戴上“另类”的顶戴，他们也理直气壮地在个体化的大旗下吞噬着普遍性的蛋糕。
所谓个体化写作，其实两个用意，之一是把这些“80后”作家们从“80后”的概念泥坑中洗清了捞出来，之二便是表扬了“孩子们”的个性写作。要说个性写作，春树可能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在春树的几部长篇小说中，主人公都是以一种横冲直撞的玩世不恭，以及对理想、爱情、人伦、责任、道义等价值原则的蔑视、嘲弄和自慰的姿态出现。
但这种所谓的个性写作其实质却是值得怀疑的。在这样一个推倒了统一标准的社会，个性也许是最值得玩弄的东西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玩弄个性甚至与满大街的染发一样都成为一种时尚的标志。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时尚朝着小资与朋克两种形态分化，与小资相比，颠覆一切的朋克无疑成为更具个性的代表。与过去的封闭不同，在逐渐开放的环境中，人们对一切特立独行的东西都充满了急不可耐的兴趣。于是，具有朋克风格也成为吸引眼球的一大卖点。而春树的个性，叛逆和对朋克的标榜都是作为一种消费品的面目出现的。事实上，个性写作的提法本来就是为了炒作的方便而制造出来的。所有的文学写作都是由个人进行的，都带有个人独特的生活体验与思考，既然如此又何所谓个性写作？既然有个性写作，那个性写作的反面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又有所谓的非个性写作，媚俗写作呢？
的要对当下的写作做这种划分的话，那么春树无疑是媚俗写作的典型。光是看一看《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快乐》中的畅销因素，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以“个性”的面目出现的媚俗路线。她把自己有限的个体经验和稀薄的个人情感千方百计地穿插上“身体”的符号意义，在她的写作资源里被反复利用的朋克、酒吧、大街、纪梵希、抽烟、出走、网络以及作为点缀的书籍、诗歌等，全部都指向都市物质。而这种做作姿态与文学煌精神领袖凯鲁亚克的个性写作是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春树的“个性写作”只是在一个以个性为消费品的时代中的一个幸运儿，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个精神贫乏而以彰显个性来取悦居众的时代造就了春树这个不知个性为何物，或者仅靠模仿来展示个性的怪胎。在消费时代，当市场中到处都飘摇着个性的大旗时，真正的个性似乎反而更加遥不可及了。一直以来，春树就以大量拷贝叛逆、蔑视、颠覆和玩世不恭等字眼为个性，把“个性写作”玩得个虎虎生风、淋淳尽致。
同时，一般的写作者是害怕被人指责为“自我重复”的，而在消费时代的背景沔也就不难理解春树为何能够在自我重复上屡试不爽。自我重复是指叙事成分在不同的作品中机械的重复。春树的自我重复主要表现在主题的重复上，同是一个“残酷青春”，同一中个体生活经历，同一种叙述风格和结构关系，在《北京娃娃》中用过不算，还要在《长达半天的欢乐》中再用一次，这种无聊的自我复制其实反映了春树创造力衰竭的表现，这种复制使主题的意义严重流失，同一个馍嚼过两遍自然会索然寡味。
说白了，春树的个性就是媚俗，就是一边盯着众人钱包，一边大声吆喝的街头卖艺。既然现下能大着胆子当街撒尿也可以称为行为艺术，那么春树这种穿着肚兜招摇过市还不忘大叫人家的乳房是硅胶的写作也就不难被称为个性写作了。
没脑袋：她从不思考，只是感受
葛红兵在评述身体写作时有这么一段话：“陈染、徐坤、朱文这些60年代出生的作家将性当作反抗压抑反抗绝望的手段来写，棉棉在这一点上和她的先行者区别开来，性已不是反抗的对象而是它本身，压抑者不会将性当作压抑的手段，自由者也不会将性当成反抗的的工具，性就是天性。”那么当80后的身体写作的新鲜继承者春树出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写作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说法是：此时的身体写作只是从反抗不压抑中惊醒的自我裸示，而且具备了更大比例的商业元素。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我在写短篇的酷评《十大文学小青年批判》的时候，我发在新浪的贴子后有人跟贴说：我去年还是前年买了一本《北京娃娃》！！！，虽然是D版的，可也要5块钱，什么下半身文学？垃圾！就十几个字，看到她第一次失身的描写，“很痛”，“我下面出血了”之类的十几个字就完了？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描写，哪怕事后感想之类的。你说我当是色情小说，结果看看没有什么色情的内容，我把他当文艺小说看看总可以吧？可是她的文字也没有什么艺术性。只比白开水略浓一点点。比《上海宝贝》还差。有趣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其实春树小说的黄色成分并不是很高，还不如陈忠实、莫言们来得爽快。身体只是作为符号点缀其间，其分布规律也非常有意思，它们多而密集的四处点缀，但是决不再对它们进行更加严厉的深层次描写，大多的句子都像这样：“吃完早餐，潭漪开始亲我，我们做爱的时候，天津的诗人还都没起床。”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描写当然无法满足黄色小说读者的要求。当然我不是鼓励让性描写来得更猛烈些，只是想说明春树的文字关注的并不是身体本身，甚至不是其可怜的点缀意义。而对春树来是说，缺乏了身体就缺失了炒作的力量。
关于写作中的身体，我们仍有理由相信这与作者的个体经验有必然的关系，这种身体经验的展陈因其第一人称的叙述造就了我们的阅读幻觉，使作者的身体有了强烈的在场感，这种在场有时候确实可以作为一种对社会关系的反抗而得到认可。在春树的写作世界中，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身体在场对于道义、伦理的颠覆意义，其实这种颠覆从身体写作一开始就出现在了卫慧、棉棉的写作中，身体被人为的漂白了，她们仔细的剔除了附着在身体之上的其他意义，还原身体以自身的原始而纯粹的意义，为此葛红兵更是宣称“存在就是身体”，“对个体的人的坚持只能根据于身体性。”无疑，对于身体的这种抽象化意义，春树在进行着并不要成功的继承，功力甚至远远落后于卫慧、棉棉她们，但是不知何故她却趁机嘲讽起了她的前辈，说她们是硅胶写作，自己才是真正的身体写作，并自认为已经对这种写作进行了有作为的突破和重新打造。
反言之，单纯的从身体出发，并在商业的诱拐下抱定对身体的迷信，使自己的写作沉迷于身体的乌托邦中，试想一下，这样的叙述方式横行下去会是文学怎样的堕落！这不得不让人提到写作的尊严。“写作的确是有尊严和光辉的，失去了这个维度，写作的品质总是可疑的”（谢有顺语），事实上身体、日常生活、朋克都是有尊严的，它们都坚实的存在着并应该得到以它们为资源的写作者的尊重。然而作为更加有尊严和光辉的春树好像并不是特别尊重她的“身体”和“写作”，有时候甚至沦为单纯的宣泄呓语：“我就不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