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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假去厦门演出时外遇苏黎，此后纠缠不清，加上周文本身的无所谓、晃晃悠悠，最终导致和阿莱分手。
《草》的主人公邱飞90年代末入学北京某高校，21世纪初毕业；邱飞在大学期间认识周舟并相爱；搞乐队、厌学，在一次去西安的途中遭遇汤姗，此后纠缠不清，加上邱飞本身的无所谓、晃晃悠悠，最终导致和周舟分手。
撇开大处，孙睿对石康的模仿远不止此，比如邱飞和周文两人在各自情人关系上的相似，比如杨阳和华杨、钟风和刘欣两个配角的相似，比如毕业后邱飞、周舟的情况和周文、阿莱的情况如出一辙……等等等等，相似之处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同样，我们来回放几个细节：
细节一：
周舟毕业后住宿在国贸桥——《草样年华》
周文与阿莱在国贸职工宿舍前分手——《晃晃悠悠》
细节二：
外校的钟风因为乐队的事情搬到杨阳寝室——《草样年华》
外校的刘欣因为乐队的事情搬到华杨寝室——《晃晃悠悠》
细节三：
当时有一种叫“朋克”的音乐形式在北京如火如荼地上演着……钟风正是这种音乐的忠实爱好者，他想把乐队风格定位于此。——《草样年华》
日后，我又见到华杨和更多的这种样子的人混在一起，现在北京人笼统称之为摇滚。当时的人们可没有那么客气，人们直接管他们叫“傻逼”。——《晃晃悠悠》
……
够了。这种无聊对比除了让一个写作者对另一个写作者横生恶感之外，没有丝毫好处。在《草》和《晃》的对垒里，除了看到一个才华稀缺毫无创造力的写手外，没有任何发现。正应了孙睿在《草》的扉页里留下的那句话——透过我的文字看我的本质吧！现在，我们透过文字看到了他的本质。当我遍翻《草》和《晃》，常为石康的文字唏嘘不已，反观孙睿的书，难以抑制肥皂泡一样上涌的恶心。唯一让我惊奇的，是孙睿在小说里提到了手机和上网，而在石康那里，限于时代环境只有很粗浅的所谓“互联网”概念。这大约算是这本书里最大的一个创新了吧。
那些头脑发昏的狂热《草》迷们，看到这里即使不醍醐灌顶，也应该反省反省去吧。
孙睿在“80后”小说圈子里，有着“小王朔”的称号，这指的是他的语言。对比石康小说，孙睿的《草》在环境描写上大大增加，而石康基本上不大注重冗杂拖沓而不需要的环境描写。纵观两本书，《晃》的文字十分干净利索，语感极好，连许多对石康嗤之以鼻的老作家也不得不感叹石康的语感可畏；而《草》的语言拖沓冗杂，其案例举不胜举，在描写上显然再度发挥其模仿才能，对王朔《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动物凶猛》等的环境描写进行了高度克隆。当然，显而易见的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孙睿批判《草样年华》是这样炼成的（2）
媒体的造就的偶像，兼谈独立批评家的稀缺
可以说，《草样年华》一书还未面世就已经掀起了酣然大波；FANS们趋之若鹜，甚至把此书封为自己的圣经。《草样年华》出版后，各方媒体更是蜂拥而起。据传，首印15万册后再接再厉，销量冲破50万、60万，直往百万冒去。更有传闻，《草样年华》在10月份的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上被33个国家购买版权，为伟大的中国“80后”小说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仅是“新浪读书”就有以下的报道：
1，刚刚过去的2003年被称为“青春小说之年”，《幻城》、《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梦里花落知多少》、《此间的少年》等都掀起了不同程度的青春风潮。但在新浪网上连续8周点击量排名第一，并在10月份的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上被33个国家购买版权的《草样年华》却直到2004年北京图书博览会上才正式出版，首印15万册。
2，与郭敬明，何员外等青春作者相比，孙睿的文学准备更为充分，作为一个北京孩子，他完全继承了京味作家幽默洒脱的文风，他的小说有着王朔式的幽默，却没有王朔的油滑；有着王小波式的睿智，却没有王小波的炫耀；有着石康式的浑不吝，却不像石康那样一味地颓靡。
3，近来在新浪网读书频道独家火爆连载，并备受传媒报道的大陆青春校园小说《草样年华》，由于在法兰克富书展上取得惊人的版权销售业绩，也同样吸引了关注中国大陆畅销书状况的台湾出版界和传媒的眼球，著名的台湾博客来网上书店更是由此对两岸的青春小说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草样年华》和王朔的《动物凶猛》、石康的《晃晃悠悠》、韩寒的《三重门》等，均被列名为中国十大青春小说。
……
我们姑且不论这些报道的可信度有多高，或者是否有炒作的嫌疑。至少从前一节我们对《草样年华》的文本分析来看，它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一本一一对应式的以模仿起家的书又怎么能够拿王朔、王小波和石康等人的书相提并论呢？我们又如何能够期许它“冲出亚洲，走出世界”？
然而可笑的是，《草样年华》终于成功了。不仅销量近百万，而且还骗取了大量少男少女的眼泪和忠诚。其实，这只能说是孙睿的阴谋终于得逞了。如果我们看到《草样年华》中大量的畅销元素也就不难理解这种阴谋的本质。厌学，恋爱，青春的迷茫，搞乐队，爱情的失落……正是这些畅销小说里的元素契合了少男少女们的心理需求，也正是这些元素为《草样年华》与媒体搭建了便捷的桥梁。其实我们在谈论孙睿的时候很少用实力和偶像来加以区分，这也许得归功于媒体把他与王朔、王小波、石康这些个“大腕”联系起来的缘故。然而，如果我们把《草样年华》与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就会明白这两个从别人的书里“借”来的畅销元素的孩子是如何的相似。如果说郭敬明还是顺着媒体的藤摸到了畅销的瓜，那么孙睿则完全是媒体制造的一出偶像神话。当人们还沉浸在郭的都市情迷时，突然有一天一个“京味作家”就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下横空出世了。
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是如此的依赖它，却没有意识到它已经让我们失望得太多太多了。从大众传媒的角度来看，一个能够发出多种声音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民主的健全的社会，然而我们却很难从那些浮夸的言词中听到一丝半毫理性的思考。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许无法期许媒体太多太多，然而，那些以去伪存真为己任的专业的批评家们的缺失却是如此地让人痛心。面对着媒体对《草样年华》的一致吹捧，我感到疑惑的是，批评家们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发出一点公正的理性的声音？
当我用GOOGLE搜索《草样年华》，出现了45800个结果。随手看了数百条报道和评论，意料中的是，这些报道和评论只有三种情况：
1，吹捧炒作文章；2，一帮严肃评论家傻帽一气的胡说（估计连书也没翻过）；3，学生读后的牢骚和感慨。
而让人寒心的是，竟然没有一个评论家出来，认真严肃地看待这类问题。颠倒黑白的风气横行无忌，世界哑然无声。这种媒体时代的歪风邪气，比之红色的政治风暴远有过之。风暴和压迫固然创造了太多的顺民，但至少还导致反抗，导致整个民族还有别样的思考别样的声音，而媒体时代的歪风却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如醋之于排骨，一切被默默的软化和变异。
和朋友们谈论文学时，常常说到模仿，任何作家，在他们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也许没有一个能够摆脱模仿的影子，比如苏轼之于庄周，卡尔维诺之于卡夫卡。一个写作者通过模仿走进文学殿堂，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倘若通过模仿名世，更有以此牟取暴利而不自责者，那就未必情有可原了。在文学历史上，此类人物虽然不多，但也不少，他们中大多数心怀叵测，但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他们千篇一律地不把文学和艺术当回事，文学和艺术只是他们牟利的手段而已。
而孙睿的《草样年华》，在我看来，就是典型的牟利工具。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初稿贴在作者主页时，不幸被一小撮《草》迷们发现，其中有人扬言，谁也没有资格谈论《草样年华》，这是他们的圣经，还表示如有机会将以武力手段解决本文作者。当我面对这些被误导的读者，很自然联想起几年前的XX功，鲁迅说得好，这或许就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
生活在这样的年代，大多数人用惯了盗版软件，看惯了盗版碟，听惯了盗版带，似乎对这些都不再敏感了。物质的麻木情有可原，可是一个人精神的麻木、内心的虚无又该如何？
普通读者限于眼界、见识，无法识别艺术和伪艺术之间的区别，这情有可原，也无可奈何，但对于一个艺术工作者，是否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这个最基本的责任？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西方思潮刚刚涌入中国，当人们提起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时，觉得一切十分遥远，有如天方夜谈。如今，当我们再次反思，不无悲哀地发现，它们早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真实生活，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物质没有什么不好，金钱也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可以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乃至提高人类的生活方式。孔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我们求财之前或之时，切勿忘记我们身上肩负的道。
将灰色说成黑色或白色，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无知，将黑色说成白色，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无耻，而看到众口铄金将黑色说成白色的那些艺术家、那些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