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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我访问了皮里什红堡社会之家，那是一个由政府为智力与身体有残疾者开办的机构，坐落于布达佩斯郊外的一个小镇。一进去，我被引导着走过一条狭窄拥挤的过道，男男女女们沿着过道毫无目的地来回溜达，他们穿着医院破旧的罩衫和睡衣，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唾沫飞溅，头发都是乱蓬蓬的，脸上挂着鼻涕。我闻到汗味，尿味，口臭和烟味。我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所有的精神都萎缩了的世界。
虽然已是中午，许多住院者还躺在床上。许多人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盯着空无一物的地面；另一些人用目光追随着我，就好像我是个外星人似的。一个女人冲过来，在离我的面孔几英寸的地方大声唱起歌来，直到另一个住院者把她推开。在十分钟内，我看到了两个住院病人被看护管束起来。
据我的陪同说，这个机构有111个住院病人，71个女人，40个男人。他们就像实验室的耗子一样被拥挤地关在一起，这个地方在我看来也就适合住30个病人。每个很小的房间里竟挤放着10张双层床，墙壁上涂画着卡通鸭子和马。我问一个护士，为什么房间粉刷得像幼儿园一样（住院病人都是成人），他告诉我说：“他们的智能和儿童一样。”
我的陪同径自走过了一个房间。我问她能不能进去看看，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同意了。在房间里，我发现，一个男人正像个黑猩猩一样蹲坐在一个囚笼一样的床上。看上去他二十多岁。“他会到处走，什么都吃。” 看护解释他被关起来的原因。
在房间的另一边，是一个如同木乃伊般用绷带缠绑着的男人。“如果我们不制止他的话，这个病人会整天手淫。” 我的陪同解释说。
下一站是一间锁起来的地下室，大小和形状都像个工具棚。这是“私密房间”，夫妻可以在这儿享受独处。
“他们到这儿来干那事儿。” 我的陪同说。
我已经看清楚了，皮里什红堡社会之家的惟一功用就是禁闭。尽管有这么个私密房间，然而对住院者们的感情生活根本不加任何考虑，也没有去帮助他们开发社会技能或是兴趣。看起来根本没有把这些住院者当成真正的人，所以也根本不会想到他们会在意自己的条件，为什么还要去费心呢？塞凯尔斯告诉过我，在那些国家开办的机构中，性虐待和身体虐待是司空见惯的事。我没有理由怀疑她的话。然而，在皮里什红堡，看起来，问题并非是虐待的个案，而是一种如中世纪般黑暗的制度化的施虐。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蒂博尔6岁的时候，塞凯尔斯加入了全国残疾人协会，希望能够促使匈牙利政府改进对残疾人的服务。她发现实际状况是很无奈的：一个极权主义政府是不容易被说服的。此外，塞凯尔斯也并非是一个社会企业家，她是一个手艺人兼生意人。她做过陶瓷制品，织过地毯，做过裁缝，在布达佩斯管理过一个地铁站，还在一家服装厂监管过一个部门。
在家里照看蒂博尔时，她开始从一家服装厂拿活儿来做，以补充家用。每天夜里，把蒂博尔哄睡着以后，她就缝内裤，一直缝到凌晨。
通过参加残疾协会的活动，塞凯尔斯开始帮助其他一些像她一样的家长和残疾人，揽一些类似的活儿来挣点钱。不久，她在她的地下室里开办了一个非正式的互助企业。她集资从那家工厂购买原材料，再分给各家去做。她统一收齐做好的活儿，之后再把利润分给大家。这些做法全是不合法的。
《如何改变世界》 第三部分第五章 你算是个什么母亲？（2）
1982年，政府通过了允许建立私人工业企业的法律，包括经济劳务互助企业和独立劳务承包工作协会。○1 那年，塞凯尔斯经过布达佩斯城外一个名叫恰姆尔的小镇时，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农村合作社。“我到处打听，从镇委员会负责人那里得到了信息。” 她回忆说。她给那个农民合作社写了封信：“我想在这块地上创立一个中心，使残疾青年可以在那儿工作，学习，生活，保全他们作为人的尊严。” ——得知她的请求获准时，她大为惊奇。她马上想，“我一定要用这块地做件好事。如果我不拿它做出点儿什么来，我还算个什么人呀？”
为了探索研究这个想法，她和其他家长和一些中度残疾人组成了一个工作组，可是工作组解体了。她又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又解体了。她组织了第三个组，还是解体了。每次都使她陷入沮丧之中。但是每次她都鼓起勇气，从头再来，她不断地提醒自己：“如果我放弃的话，蒂博尔又将如何呢？”
终于，由13个中度残疾者和另一个家长组成的第四个工作组建立起来了。
在三年的时间里，没有做成什么事。他们的可为空间很小，因为从法律上讲，只允许国有企业从事批发贸易。但是塞凯尔斯能感觉到，变化就快要来了。其间，她使自己熟悉了社会福利，健康与就业等各个部委，她还去会见特殊教育家和工厂的厂长们，研究了适合脑力，听力，视力有缺陷和畸形的人做的工作。而后，在1986年，匈牙利政府通过了一条法律，使私企从事批发贸易成为合法化。○2
这时蒂博尔9岁了。他需要24小时的监护。如果塞凯尔斯想借助新的法律去建立她的合作企业的话，她就得为蒂博尔找到能看护他的地方。“到了我无法再全天照看他的时候了，这实在是让我伤心无奈。” 她说。
然而，可供她选择的地方实在使她灰心。在一个机构里，她发现一个护士要负责100个住院病人；在另一处，她在大门外就能闻到臭味。最后她终于在格德发现了一个看上去还干净的机构，那是在布达佩斯北面的一个小社区。
她的计划是，建立起一个合作企业，并且附加一个为蒂博尔和其他孩子的小小的、有人监管的群体之家。“我当时以为，只需要几年我就能把蒂博尔带出去了，” 塞凯尔斯说，“但情况发展并非如此。”
用从两个残疾组织那儿得来的启动贷款，塞凯尔斯建立起了工业联盟协会；为了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她选择了这个乏味的名字。
接下来又是3年多的慢似蜗爬的过程。“工作，工作，工作，但进展甚微，” 塞凯尔斯回忆说，“我只有这块地，但没有钱，拿它什么也做不了。我有一辆14岁高龄的俄国破汽车。我仍在继续揽那个缝纫的活计，把它分送到各人家里。”
然后，1989年，在向社会福利部，就业部，金融部，和许多的基金会，公司和个人进行了层层叠叠的“申请、申请、申请”之后，联合会终于从匈牙利社会福利部那里得到了第一笔重大的资助。
“讲演的时候，” 塞凯尔斯对我说，“我告诉人们，如果你真的相信什么的话，你就必须不断地去做，去做，去做。如果我在1989年的前一个月放弃的话，结果就会一事无成了。”
那笔资助——用于帮助残疾人就业的补助金——使她能接纳更多残疾人，建立起一个小住院区，一个店铺，购买缝纫机和织机，并开始制造地毯和陶瓷器皿。她还在乡下建立了第二个点，在那儿的住院者们在一个家禽场工作。
塞凯尔斯的朋友茹扎？欧拉管理着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他提供了管理方面的建议。另外两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伊万？戈拉和诺拉？科兹玛，帮助她建立起了财务系统。万能博士贝拉？普拉夫达被拉来和残疾人一起工作，当技术监督。
塞凯尔斯与普拉夫达将精力集中在组织工作组上。他们把工作——织地毯，陶瓷描绘，缝纫——细分成一道道工序，以适合不同残疾水平的人们去做。他们发现，编组这些工作组是一件很精细的任务。这些群体必须能保持稳定，因为塞凯尔斯发现，智力不正常的人的生活需要有高度的规律性。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住院病人曾在机构里呆了许多年，在社会生活方面有严重缺陷。有一些聋哑人从没有人教过他们哑语。但是塞凯尔斯发现，那些机构的报告也不是都那么可靠的。比如，据其报告称，有一个聋哑病人有“施虐倾向。” 而在近一年时间里，他在行为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使这样的群体能够工作，是一个费时的过程，但是并不神秘。必须逐步地培养信任，得基本的社会生活技能。“他们正在走进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塞凯尔斯回忆说，“从来没有人将他们介绍给这个世界，也没有人将这个世界介绍给他们。在机构中，病人们不许离开，也不许成双结对，而在这儿，你有许多自由。在这儿，你受到的挑战是，要成为一个社会团体的一部分。”
问题出现的时候，塞凯尔斯就召集住院者们，集体解决问题。例如，一个男人欺负一个女病人，别的住院者就拒绝理他，直到他不再行为野蛮。这种方法很管用。
要教会这个社会群体来掌管自己，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如果用镇静剂来控制会容易一些，但是塞凯尔斯拒绝那样做。
联合会的第一笔大订单，是为匈牙利军队装配天线元器件。塞凯尔斯相信，高质量的声誉会吸引更多的业务，并且有助于转变人们对残疾人的看法，她非常小心仔细地监督整个生产过程。
随着1989年后匈牙利经济向自由市场体系发展，联合会也扩展了业务。这个合作企业赢得了一些合同，装配窗帘夹和荧光灯的灯座；给装饰盘绘彩；将穿孔的成打的明信片分开，再装到信封里；为学校装配保健箱；织小地毯；缝衣服；做扫帚。
工作人员努力使住院者们保持兴趣。“如果有人显出烦闷无聊的样子，” 塞凯尔斯解释说，“我们就要调整工作，根据他们的能力和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