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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她这样。
那么“我”是什么？
不管“我”是什么，人们仍然固执于“我”。就像她自己。
事实上，她是认同了现在的“我”而排斥过去的“我”。她认同现在的“我”是我，而过去的“我”非我。
这荒诞吗？但是她只知道现在的“我”的感觉，她不知道过去的“我”的感觉。
也许问题就在这里。
现在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个无根无凭的东西，但是她想要一个凭借，于是她就把她需求的全部重量都压到了萧旭彤的身上。当她压上去的时候，她迷恋于“爱情”这个词，她以为爱情能承载所有的重量。可是事实告诉她，爱情承载不了这么多。
也是萧旭彤一开始给她太多了。那个时候，他全心全意地陪着她，他满心眼里就是她。他教给了她爱情多么美好。可是现在，他有工作，有家人，有朋友，还有他自己的许多习惯，休息和娱乐的习惯。当她满心委屈的时候，当她感觉到可怕的孤独和可怕的空虚的时候，她却在他的眼里看到了困惑，甚至是不耐。
萧旭彤的改变让她失重了。那种无着无落的恐惧。她原本就是无着无落的，如果失去这唯一的凭借——她用整个身心抓着的凭借，那她就不知道该怎样生活下去了。
第五部分看到了“我”的虚幻
也吵过，也闹过。一些她原来根本想象不出会发生在她与萧旭彤之间的情景，如同电视剧中的一些情景。吵闹本身其实更令她恐惧。
在经历过那么多内心的煎熬后，她终于看清楚了，她要想不失去她在这世上唯一的凭借，她必须自己先掌握重心，她必须把重量从萧旭彤的身上移开，她必须自己站起来。
她也许可以靠着他，适当地靠着他，但是她不可以压在他身上。
这几乎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她没有别的选择。有点像哈姆雷特说的话：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接纳过去的“我”呢？如果能接纳过去的“我”，就能接纳其他人。
因为她明明知道过去的杜鹃就是她这个“我”的过去。
当然她没有能力去接通她的过去和现在，这是命运。过去对于她确实形同于另外一个人。但是她可以不去回避，不因困惑和痛苦去回避。如果她能那么投入地去看电视剧，如果她能跟着电视剧中的人物喜怒哀乐，那么，她又为什么不能投入地去了解她的过去，跟着她的过去，跟着那一个杜鹃一起喜怒哀乐呢？
如果她能进入过去那个杜鹃，她也应该能进入别人，这几乎是一样的道理。这是否就是人们说的沟通？她既然能把那么多的“沟通”用到小说电影电视上，用到虚拟的人物身上，那么，又为什么不能给予周围的人群呢？
人们认为过去的杜鹃就是“我”。而我如果能接纳过去的杜鹃为“我”，我差不多也能接纳别人为“我”，这几乎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过去的杜鹃确实是我。如果过去的杜鹃是“我”，别的人怎么就不可以是“我”？归根结底，“我”，不过是一个人的躯体加上一个人的意识。
如果我是虚幻，这世界岂非虚幻？
这世界怎会是虚幻？这阳光，这幼儿园，这些孩子，还有，“我”。
然而她确实觉得虚幻。纠缠着她的思想把她绕晕了。像匀匀说过的一个词——晕菜。
在虚幻的感觉中，她分明看到了“我”的虚幻。
可是，在虚幻的感觉中，她却觉得很沉的心在慢慢放松起来，尖锐的痛也在缓缓地减轻下去。
不用那么固执于自己的感觉，那是可以改变的东西。
不用那么固执于自己的痛苦，那是可以改变的东西。
也不用那么固执于“我”。这世上原有无数的“我”，一样有不自由不自在之处，一样有生老病死，一样有喜怒哀乐，一样希望在这世上找到位子和凭借。
不那么固执于“我”，也许就能接近和了解更多的“我”，那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宽大和松快吗？那就是人们说的“设身处地”吗？那就是人们说的同情心吗？
但是这个世界有好人，也有坏人。
好人？坏人？
不，不，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问题。不论她怎样接纳过去的杜鹃，她也只能是尽量地去熟悉她，她不可能把她当作自己的过去，就是当作也没有用——事实上已经不是。她现在能够支配的，要负责任的，是现在的杜鹃——她自己。
但是她可以学着更积极地去接纳杜鹃的亲人们。那可以使她生活的范围更广大。
她是谁？如果知道怎样做能使自己自立自信愉快地活在这世上，她就知道她是谁了。
可是她今天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她心里到底有点什么？
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幼儿园里传出了弹奏钢琴的声音。
“对，钢琴！我可以教人弹钢琴！这是我的喜爱，这是我唯一的特长。”
当她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她几乎是狂喜的。她终于知道她今天为什么会站在这里了。她终于想起了心里有点什么东西。
如果她实现了去教人弹钢琴，她就能解决她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吗？
这一点她现在可来不及去想。她只在想，她将要有可以努力去做的事了。
“为什么不先到这个幼儿园去问问看呢？或者这里就还需要个钢琴老师？”
她还不知道这幼儿园的大门在哪里。
她就顺着围院子的铁栅栏走。绕了一大圈，差不多绕了一百八十度，她看到了幼儿园的大门。在大门上头横挂有一块匾，上面大书六个大字“新世纪幼儿园”。
第五部分这也是一幕人间惨剧
这有点像晴天霹雳。她思忖着。
坐在她母亲的遗像前，她呆呆的。并不是因为悲伤，实在的，她一点儿不悲伤。是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把她打蒙了。
母亲的遗像就挂在那里。还是那张虚胖的脸，嘴有些歪扭地笑着。一个粗粗的黑框，限得她很死板。
那么，她其实不是她的母亲，不是她王亚珂的母亲。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她问那相框中的女人，那个她们从未相爱过的女人，“为什么？既然你们从来没有爱过我，又为什么把这个秘密牢牢地藏到现在？”
秘密就在那里，那一套上面有着一个又一个花花绿绿的纸包糖果图案的小孩衣服，两三岁小孩的衣服。在衣服的衣襟上和裤脚里面，都有黄丝线绣着的两个字：乔匀。
乔匀，乔安那个三岁就丢失了的姐姐，也叫乔匀。
难道世上竟有如此的巧事，她竟是乔安和杜鹃的亲姐姐？不！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又怎么解释这衣裤上绣的字？她后来的父母捡到她的时候，她也是三岁。
是在C市火车站站台不远处的一幢铁路局家属楼前捡到她的。她的父亲，不，当然是她的养父说。那时她站在楼前哭，一堆人围着她，并问不出所以然来。因为从这幢楼通过一个栅栏门可以进到站台，而那道栅栏门那天不知被谁打开了，于是人们都猜测她是过路旅客带的孩子。人们把她带到站台上，带到候车室里，都没有人认领她。而那时她的养父母恰巧结婚了几年还没有孩子，又恰巧马上就要调往云阳市，于是他们领养了她。“这是天意。”她的已经衰老的养父说。的确，领养她以后，他们马上连着生下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她记得乔安对她说过，她的姐姐乔匀，就是在C市转车的时候丢失的。
也许她不是杜鹃和乔安的姐姐乔匀，她是另一个乔匀。她这个乔匀，与那个同名同姓的乔匀一样，也是在三岁的时候，在C市的火车站与亲人走失。这似乎比她是乔安的姐姐乔匀还要巧得不可思议。
但是，这一切又是什么意思呢？
从小，她的父母亲就不爱她。从小，她就瞧不起她的父母亲。她记得，在她刚念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她听见她的同学和邻居李霞偷偷地与几个同学嘀咕。李霞说有人揭发王亚珂的爸爸解放前当过伪警察，她的妈妈解放前做过妓女。
她当时就扑过去揪住李霞的头发甩了她一个巴掌，她们两个缠在一起打成一团。后来，她们两个都写了检查。
可是，从那时起，她的心里就结下了疙瘩。有时，她看着她的母亲歪叼着烟抽烟的样子，看着她盘腿坐在床上摇晃着身子同人热心地说别人闲话的样子，看着她同人吵架跳脚骂脏话的样子，她真的就相信了李霞的话。她的母亲是工厂的临时工，文化大革命那阵，是她最神气的日子：不用正经上班，参加了一个造反兵团，经常威风凛凛地上街游行批斗走资派。
当时，她并不知道乔安的家庭状况，她也以为她的父亲是在什么地方做什么秘密工作的。及至她知道乔安的家庭状况，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之后，那时候，乔安已不用隐晦什么。乔安的父亲在死后平了反，乔安与她的姐姐杜鹃相见相认，乔安父母在京的老战友们热情地为她联系从学校分配来北京，给她联系了她喜欢的职业和单位。乔安有了一个风风光光的家庭出身，她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那个时候，她心里真是酸溜溜的，她不明白乔安在文革中怎么就瞒天过海瞒过了这一切。文革中，乔安没有受到冲击，她还有幸进了一家全省条件最好的工厂。文革后，她却又成了受尽苦难的遗孤，理所当然地有了一切好的际遇。
在苏蕾杜鹃乔安们面前，不管她在外面怎么撑着架子，在心里，她抬不起头，她是自卑的。她知道她们并没有真正接纳她，特别是苏蕾。她们瞧不起她。
即便是她混到了今天这样的地位，在精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