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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对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最为深厚，它的行为也直接铸造了现代国际社会，欧洲既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导演也是其中的主角。
欧洲对世界的老谋深算在殖民时代表现得最为经典。
当欧洲以无可比拟的工业和航海优势，从亚欧大陆一隅向世界各地展开攻击的时候，表现得是那样贪婪。美洲的黄金、矿藏、种植园、土地；非洲的钻石、象牙、黑奴；亚洲的香料、茶叶；中国的瓷器、丝绸、廉价劳工、白银；中东的石油等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要掠夺的。殖民者在美洲、澳洲、南非等土著文明很弱、抵抗力很低的地方就直接将广阔的土地纳入欧洲国家版图，同时为保持白人的种族相对优势，防止土著人利用人口优势反扑，在南北美洲和澳洲进行了世界上最大的、最为旷日持久的屠杀，以致这些土著居民到现在为止已经成为类似保护动物一样，被送进所谓的保护地；而在印度、中国等文明发达的地区则采取资源、财富掠夺的手段——这是一种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手段的方法。而当欧洲由于内战，欧洲各国普遍衰落的时候，欧洲发现它们在全世界的殖民浪潮已经过了巅峰，现在到了不得不退潮的时候，欧洲人不是一走了之，而是颇有远见地在世界各地种下矛盾之火，这样即使在欧洲暂时力量无法顾及的时候，亚洲、非洲也不至于迅速强大起来，这些矛盾之火会让他们互相厮杀，把仅有的力量消耗在彼此永无休止的争端中。在亚洲，既然日本已经强大起来了，那就要刻意维持它和中国这个传统亚洲领袖之间本来就已经深化的矛盾；同时利用日本和俄国的矛盾，既削弱俄国在远东的过分扩张也压制日本过快地强大；在冷战中，法国出让在越南的利益，以引导美国填补欧洲在越南的真空；当印度独立运动无法遏制的时候，英国就用《蒙巴顿协议》分裂了大印度，使其一分为三，即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至今印度和巴基斯坦仍然矛盾重重；从大亚洲战略的角度考虑，刻意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制造一条麦克马洪线，将传统的印度和中国分界线向中国一侧大幅移动，以求制造亚洲两大国之间的边界矛盾；伊斯兰文明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传统宿敌，在英国不得不从伊拉克、巴勒斯坦、伊朗等地撤退的时候，英国人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即支持流散于全世界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家园，这就是以色列的诞生，由此制造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斗。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成立之初发动突然战争几乎将以色列铲平，但美国和欧洲迅速行动，逼迫阿拉伯人停战，以色列利用这个间隙迅速调整军事部署，并从美国得到大批援助，之后一举扭转战局，阿拉伯人最终以失败告终；在非洲，尽管欧洲各国此时已经不再建立殖民地，但在殖民浪潮退潮期间，欧洲为非洲的部族矛盾撒下了足够的火种，这个火种遍及非洲大陆，几乎没有国家幸免——边界争端、部族仇恨、种族歧视、矿产争夺、石油利益、疾病蔓延、贫穷问题等等，不一而足，以至于非洲各种武装力量此起彼伏，政变、革命司空见惯。欧洲大国间的角逐更是充满尔虞我诈，由于欧洲强国林立，其利益遍及世界，所以欧洲大国间的角逐往往将全世界都卷入其中，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欧洲大国之间矛盾爆发——在那个时代，欧洲几乎就是世界所有主要矛盾和战争的策源地。
亚洲命运决定亚洲的外因（2）
老欧洲现在有了新欧盟——欧洲利用美国和前苏联的对峙，保持低调近半个世纪，并不过多参与美国和前苏联的冷战，不把有限的资源和财富投在扩军备战上，而是借助北约，即主要依靠美国的力量来保护欧洲。同时借助美国的战后经济援助重新崛起，欧洲的政治家们也在美苏两大板块压力下迅速达成了一个共识，解决了欧洲一千年来没有解决的争论——要统一的欧洲还是要分裂的欧洲？现在，欧盟已经在健康地成长，也许其中会有些波折，如欧盟宪法被法国民众否决而面临危机等，但以欧洲的睿智，这显然不是太大的问题，欧洲重新角逐世界的时代肯定又将到来。
显然对于亚洲来说，亚洲未来的命运就将决定于这样一场选拔赛，这场选拔赛由两个级别构成：一个是亚洲级别的，即在亚洲本土的四支强队之间进行比赛，以决出一个优胜者；然后这个优胜者再联合亚洲其他强队共同组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将代表亚洲参加世界级的权力竞赛，即参加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最后角逐赛。
现在就将赌注押在亚洲任何一支强队上都可能还为时尚早，因为仅这场亚洲区的竞赛至少要进行30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结果，然后还要看这个优胜者能否在亚洲成功组队以参加世界级的竞赛。
龙的命运龙的命运
据说：在一场中外记者云集的招待会上，一个外国记者以国外记者常用的刁难方式向周恩来总理发问：“我走过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中国人走路的时候往往是低着头的，这是为什么？”周恩来总理淡淡一笑，一语双关地说：“因为中国人在走上坡路！”
今天中国仍在走上坡路，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西安、香港街头上的人们早已不再习惯低着头走路，而是充满骄傲和自信。
龙的命运改革（1）
●结绳记事
改革是一个亘古的话题，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现行的一切总要有新的变革。这种变革轻则修改法令、条例、制度等，重则国家总体政策都需要变动。在中国的传统中，中国现行的政策如果过于僵硬而又不思改过，则往往面临巨大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演化为政变式革命，即改朝换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改革传统上总是有一个上限和底线，上限就是不能过分使国家的重大利益丧失，底线就是不能发生军事政变和政治动乱。这也是世界上一般大帝国的底线和上限，这种变革往往来自帝国内部，并且常常是自下而上的。而欧洲文明中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分散的状态，彼此的竞争促使邻国发生经常性的变革，以适应这种环境，所以欧洲国家的变革往往掺杂更多的外部势力，也更经常地受欧洲当时的中心国家影响，如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变革影响往往影响深远，范围也广。其实任何国家的改革都是利益和资源的一种重新配置，也是思维方式的改弦更张，如重新修订一套大家都能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
大帝国的变革不像小国那样容易，小国往往是受邻近大国的影响而被动地改革，是一种模仿—接受模式的改革，有很好的经验和借鉴模式在那里，如日本的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大化革新是由于日本在与当时的唐帝国争夺朝鲜半岛的战争中失败，而导致日本认识到日本与强盛的唐帝国的巨大差距；明治维新是由于日本看到了鸦片战争对清帝国产生的严重后果。对日本而言，它必须要做出明智的选择，否则以日本这样的小国和附属文明地位，是根本无法单独对抗强大的欧洲文明的。鸦片战争对中日两国来说，对中国的影响更深远，对日本则很直接。对清王朝这样的大帝国需要一系列的冲击才能产生巨大的变革，但对日本就直接得多了——日本1868年即开始了明治维新，而仅仅20多年后，日本就以中日甲午海战证明了这场变革是成功的；到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日本就已经更进一步，证明其已经能与欧洲强国平起平坐了。这就是变革的威力。
即使是现在，仍有很多中国人以日本为例大骂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能，不能痛快地进行改革，其实这是一种妇人之见，庞大帝国的变革远比小国的革新复杂、沉重得多。
即使像日本这样的小国，它的现代化改革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1868年的明治维新仅仅是日本现代化改革的第一步，而1945年后，麦克阿瑟领导的第二次现代化改革，才是日本建立现代制度的第二步。这次主要是为日本建立民主制度、削弱易于形成集权的帝国政府，防止日本重新军国化，美国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日本永远不再成为一个能与其抗衡的大国。日本在二战中的投降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无条件投降，美国十分清楚日本投降的条件就是保留天皇的地位，所以，今天的日本不是一个美国式的总统制国家，而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是日本稳定的核心，美国也不希望治理一个完全陷入混乱的国家，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许，天皇的地位在将来还会面临一次威胁，那就可能是日本最后一次、彻底的改革，当然，这需要历史机遇。
而像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般的国家，其改革简直就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系统工程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决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必然和整个世界直接联系起来。假如中国人饿了，那他会吃光世界的粮食，西方人就是这样吓唬世界的，但却不无道理。
在这里我简单地画了一个中国改革的结绳记事图（见下页），用来分析中国的这次改革所处的历史位置和其中矛盾与利益的背景。如果你迷路了，那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位置，然后确定目标，然后了解障碍和路径，最后选择走出去的路线。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次改革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四次改革。第一次改革是鸦片战争后的百日维新，鸦片战争使中国猛然发现这个古老帝国已经完全处在欧洲扩张文明的包围之中了，即中国已经被迫进入到欧美国家主导的现代全球化环境中，不但世界已经被瓜分殆尽，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