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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种内向的性格和高水平的社会经济状态为中国近现代的百年屈辱埋下了伏笔。这种内向性格的成因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儒家的传统思想中，“内圣外王”是一条重要的为人原则。它强调这样两个重点：一是首先向内修身养性，先要自责自己有哪些过错，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二是在自身修养达到了一个高水平之后，自然会成为一个圣贤，用以征服他人的是其卓越的道德修养、丰富的学识，而不是简单的武力征服，也就是俗语所说要“以德服人”。这种思想表现在国家政治上，对帝王强调的是“无为而治”，对外政策也希望同样以高度的思想文明来让异族顺服。陈寅格因此甚至评价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无兵之国”，他认为中国的军队更多承担的是治理国内事务的警察责任，而不是像其他帝国那样建立一支军队是为了攻城掠地。
无论是帝王们奉行的“无为而治”还是陈寅格论说的“无兵之国”，当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是不是就应该反思这种“内圣外王”思想的历史利弊了呢？
从现在的中国来看，如果和英、美、德等国家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在许多领域存在很大的差距，如经济、科技、人口素质等，但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差距，就是头脑差距。我们应该将自己的传统思想适应于现代社会，并建立一个健全、富有强大生命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诸如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加以强化。中国历来都是一个文明与经济大国，有着丰富的理财经验，科技创新能力也同样超群，实际上这些都是政治体制的外延，随着政治、思想体制的不断发展，这些方面自然就能得到发挥，与英、美平起平坐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思想、政治体制，它是这所有一切的核心。在现在来看，要使这个核心达到稳定运转的程度，目前需做的是两件事，一件是继续大力深化目前的政治改革，二是一定要改变传统思想中的缺陷。
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史对国家的许多方面都是场灾难，但对思想界而言，应该更像是一场森林大火——的确烧毁了许多树木，但大火后的森林反而变得更加繁茂，这不仅是自然规律，也是人类的历史规律。中国在历史上也曾多次遭受侵略，但也同样总是复兴，而且有一个特点就是自黄河文明形成以来，在它的后来版图中，它的影响面积一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正如大火后的森林一样。
中国传统思想的缺陷或者说是不适应性是很明显的，但中国在吸收借鉴外来思想、同时又保持自我的能力方面也是不可小瞧的。
帝国的陷阱历史的陷阱（4）
●失败的长城
毋庸置疑，几乎每一个大帝国都需要一个安全战略。从古至今，很多大帝国都选择了一个失败的战略——防线战略，并且这种防线战略大多又都是国家消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的就是战略的主体。在古代，这种战略实际上就是城墙战略。最早的城墙大概是特洛伊战争中的特洛伊城墙，它曾阻挡了希腊联军10年的进攻，但最终失败在希腊人的智慧中——木马计；公元122年，希腊人的征服者罗马人，在其西部疆域的不列颠北部倾尽全军之力修建了哈德良长城，在罗马强盛时期，这个长城看起来比较有效——阻挡蛮族约100年时间，但一旦罗马衰落，城墙也就倾覆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曾经以固若金汤闻名于世，它似乎是上帝的杰作，保护着修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七座小山之上，然而一旦面对新军事技术——奥斯曼土耳其人应用了先进的攻城技术——发射石球的火炮，最终，城墙被夷为平地；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陆的时候，没有一座城池可以依靠城墙抵御蒙古铁骑；中国的长城是最宏伟的城墙防御体系，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写出《孙子兵法》的民族却一直信奉这种十分被动的防御理论，游牧民族的威胁遍布整个北部边界，它就修建数千公里的城墙，而且几乎每个朝代都对此认同，它却几乎从来没起过作用，汉人最终解决问题的总是政治和经济手段，而现代东北被纳入版图也是大规模移民的结果，朴实的农民显然比长城和军队更有效。
现代意义上的城墙也有许多，如著名的马其诺防线，显然，它的作用不是保卫法国，而是验证了现代装甲集团军大规模机动战略的威力；还有第三帝国的大西洋防线，它的作用也不是阻止盟军的登陆行动，而是验证了战略欺骗总是能战胜钢筋水泥防御工事的事实。
中国有矛和盾的寓言，西方有阿喀琉斯盾牌的传说，但这些寓言和传说显然对帝国防御决策者的教育意义不大。法国到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时候，仍有人企图完善城墙防御的理论，如法国的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德？沃邦，他就设计出一套按照几何图形组成的各种战壕、堡垒、通道、火炮阵地等综合防御阵地，这实际就是城墙战略在热兵器时代的应用。目的都是一样的，把敌人消灭在城墙下，把敌人消灭在战壕前。
由此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城墙的心理安全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实际军事价值；政治和经济手段仍然是最根本的防御手段。
“修筑城墙与其说是一种策略，不如说是没有策略的标志。”①
●板块化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自我认识和修正的过程，这就是说，在整个文明史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完美无缺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最成功的社会，但它同样存在弊端，这也是中国模式必然的结果，正如希腊—罗马模式必然导致欧洲长久的政治分裂一样。
我们常听到一句对比中国和欧洲的话，那就是，中国没有阶级差异，而有行业差异；欧洲则有阶级差异，没有行业差异。这一观察角度显然是因为中国注重传承性，强调子承父业，往往在一个行业内工艺技术是父子相传的，这导致中国社会中许多家庭中的男性成员稳定地从事着固定的行业。尽管在中国有所谓“行行出状元”的说法，但从事政治的王公贵族世袭罔替，与从事石匠行业家庭的子承父业的两类人的社会地位显然迥异，行业的稳定传承导致了社会地位也以此定位。如在中国自古重农轻商，认为商人是一群不肯安分守己、专门投机获利的人，他们即使拥有巨大财富，在主流社会中却仍然受到鄙视。而欧洲虽然也有家族事业，但如果这个家族兴旺发达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社会的尊重，人们看重的是某人或某一家族拥有多少财富，而完全不在乎他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欧洲许多家族都是因为财富和影响力日益增大而获得政治地位的，如获得爵士封号。
当然，这些都不是绝对的，如胡雪岩就有红顶商人之称，欧洲也有破落的贵族嫉恨巨商豪贾的情况，否则也不会有英国保守党和工党之争了。这种社会阶级与行业差异其实只是评价某人地位的社会习惯和价值观偏向，而不是一种机制。
无论以行业还是阶级来评价某人，都证明中国、欧洲或任何世俗文明社会都存在评论邻家阿三在社会中尊卑贵贱的一套“歪理”。不要小看这些歪理，它的背后拥有巨大的社会能量，尤其在中国这样长久处于大一统的国家中，国家外来压力相对较小，社会越稳定，这种观念就越深刻，即所谓外压越小，内在矛盾就越深刻。所以中国的社会文学更多的是描绘社会矛盾和国家内部的争权夺利，而不是像《高卢战记》、《荷马史诗》、《波罗奔尼撒战争史》等那样描绘民族国家战争。
无论欧洲文明、中国文明、美洲文明、阿拉伯文明还是埃及文明等，都存在一个“条块分割”的社会。只是中国由于历史悠久，文明持续，并且在近代深受西方文明的侵袭，所以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依然严重。
我们可以简洁地表示出现代中国社会的问题：
政治：大一统未完成
大陆，台湾省
行业：行业即意味着社会差异
行政人员（或公职人员）、中小企业老板、外企高级经理人员、企业白领、医生、律师、普通上班族、工人、农民、民工
地域：全国都有地域歧视
上海、北京、广州、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大城市、老少边穷地区（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
经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原大城市地区、西部地区
城乡：城乡差别
直辖市户口、城市户口、农村户口
性别：男女差别
男女出生率失衡（男性明显高于女性）、求职机会（男性总体高于女性）、职业待遇（男性高于女性）、婚姻家庭（男性拥有更大主动权）
民族：相对平等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执行得较好，所以中国各民族间相对平等，民族歧视现象不明显，仅在网络上有个别出于历史情感上的民族谩骂言论，不足为凭
宗教：几乎无歧视
中国是一个世俗国家，宗教信仰从来没有获得政治权力，因而宗教信仰一般属个人事情，在中国民间社会中宗教冲突几乎没有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只有民族和宗教两个方面的矛盾不显著，其他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依然有待改进。
帝国的陷阱茶壶论的反思（1）
有一句话说得好，那就是不管学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得走样。我们今天倡导学习西方现代的一些先进文明，但如果像辜鸿铭那样的学习法也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辜鸿铭这位混血儿的确有些杂交优势，颇有语言天赋，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情在东洋，而仕在北洋，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阅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