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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对人的非分之举他则完全归因于外界因素，“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今夫水，博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过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
在《梁惠王上》中有这样一篇文章：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呼？”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遗其君者也，何必曰利？”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孟子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孟子是否对他的国家有什么良策？孟子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谈到利呢？只提仁义不可以吗？如果国君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家园，士子、百姓说怎样有利于我个人？如果举国上下都只追逐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中，谋反弑君的必定是那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中，谋反弑君的必定是那些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士大夫在万乘兵车的国家中拥有千乘兵车，在千乘兵车的国家中拥有百乘兵车，可谓富甲一方，然而，如果都本着先利后义的原则的话，那么不把国君的全部权利和财富都置于自己手中他是不会罢休的。但相反，从来没有一个尚仁者会遗弃父母，也从来没有一个尚义者会背叛君主。那么，作君王的是不是只提仁义就能安保太平了呢？何必出口必言利呢？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孟子将之所以推崇仁政的哲学阐述得很清楚，与王政最直接的矛盾就是“利”，孟子哲学认为仁心是人所固有的，也就是“性本善论”，这种仁心无需外求，而是需要“反求诸己而已”，也就是要自我修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妥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这段文字出自孟子《尽心下》一文，要求人们从清心寡欲做起，修身养性，逐渐做到内圣外王。“人人可为舜尧”，这就要首先消除人为利而引出的矛盾，消除矛盾的根源，各自遵循各自的人生轨迹，与人为善，人与人和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这里的“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君王以这种心治理国家，臣民又遵循仁义理智的教义，那么可谓政通人和，天下太平了。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的哲学也只是众多的思想之一，孔子周游列国推销他的主张，他带着他的梦想去拜见一个个君王，希望能有机会一展抱负，最终也没有一位君王真正接纳他的哲学，更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政治主题是富国强兵，以图霸业。而孔子、孟子的主张过于偏离现实，君王们要的是长矛和粮食，而孔子、孟子给的是哲学殿堂。哲学殿堂固然令人崇尚，但那应是在霸业已就，需要从长治国之时。换句话说，正是商鞅变法奠定了秦一统天下的基础，而不是孔孟哲学，也正如秦王朝的暴政违背了孔孟的重民轻君思想而导致覆没一样。
事实上，利益与仁政并不是矛盾的一对，但却要有个平衡点，这还是要归结到人性的善与恶上。孟子的言论、思想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的，这是他的出发点，然而，人真的性本善吗？如果不是性善，那就一定是性恶吗？
看看这个世界和它的历史，有人生下来就是皇帝，有人生下来就是奴隶，公平吗？有人虽贵为名门望族却荒淫无度，为害一方，有人同样出身高贵，却功绩斐然，名垂青史，是生活方式不同吗？有人一生贫寒，愁苦凄凉终日，最后冻死路边，有人贫贱不移，隐思勤奋，终有所成，是命运吗？
其实，相信命运还不如相信这样的一个公式：
命运=人性×性格×后天思想（环境）
自然，这个公式只是一个表达方式。
性格，有其生物属性，而后天的环境（包括各种环境，如生活环境、教育环境、宗教环境、社会环境等）也是导致其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而这个后天思想则是影响人性的主要因素，人的性格难以改变，这就像每个物体都有固有频率一样。性格与后天思想互相影响，最终决定这个人对事物的态度和行动，也就同样决定了他的命运。当然，有些后天环境不是某个人凭个人能力所能决定的——如生而为奴，那么他也只能成为这个社会中的默默无闻者。而有的人虽生于贫寒，但终究是生活在人人皆有机会的社会中，所以，他可能会凭着坚韧的毅力和丰富的学识获得成功，如林肯。人离不开社会，人与社会就像鱼和水，至于人性，生来是没有区别的，人生下来时，只有性格的懒惰与勤奋、毅力的坚韧和脆弱，而没有善与恶，善与恶是在后天中形成的，是社会和个人环境以及他的性格三者共同铸就了他的思想。
后现代文明与人本社会人类文明的根本：贪婪与秩序（4）
人生下来时只是一张白纸，是他的性格、他外在的环境和他这个时代的社会共同在这张白纸上描绘出的一幅命运之画。
其实研究人性是一个亘古的命题，也是一个应该用现代科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人性无处不在，这不能仅以宗教、阶级划分，也不能用不同文明与文化、民族心理等各种表像来表达，因为这些都只是人性的表像而已，相反，它只能证明人性的存在和它的伟大，而不是否认。如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他们都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那就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以地中海为内湖的大帝国之王，他们都坐在一把相同的椅子上——他们是皇帝，大权在握，有千百万的奴隶，在这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观看角斗表演，可以把任何人投放到罗马竞技场，包括元老院的元老或是一位将军，他也可以用一支军队去征服一个国家，然后将那里的人民屠杀或是变为奴隶，这都随他。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军事帝国，军队是这个国家最强有力的核心，而皇帝是军队的灵魂，也就是说他有强权，必要时可以用剑而不是法律来说话，这也就为他的人性表演提供了保证。
恺撒是受到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好评的一位罗马统治者，他慈善、明智、宽容、温和有理、忠于朋友，他没有像苏拉和马略那样对政敌采取残酷的报复，斩尽杀绝。恺撒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非常想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但那时罗马共和制思想还是那么坚固，他不可能直截了当地戴上皇冠，当有人在城门口前把他当作一位凯旋而归的国王来迎接的时候，他很高兴，但他说：“我不是国王，我是恺撒！”是虚伪吗？自大吗？他是恺撒，所以根本不屑作为一个国王吗？的确，恺撒后来在历史书中一直是一位高于一般皇帝的凯撒大帝——俄罗斯和德国的皇帝称谓也都来缘于恺撒一词，也许，他的一生可以用他征服小亚细亚后的一句话来总结：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不是吗？他同样也征服了罗马帝国，他真的不可一世，但恺撒从没有真正称帝，也就是说他没有当过一天的皇帝，他却是一个十足的凯撒大帝。作为一个军人，他有征服敌人的军事才能和军事素质，也像普通军人那样经历过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在西班牙战胜庞培两兄弟时说：“过去我是为取胜而战，这次我是为生存而战。”同样，作为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有时也不得不赌一回，在渡过鲁比扎河的时候，他说：“股子已经掷了，就这样吧。”当作为一个男人时，在征服埃及以后，他又醉心于埃及女皇科列奥帕特拉的美貌，以至有人评说：“如果科列奥帕特拉的鼻子短那么一点，那么世界历史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作为一个帝国的征服者，他已准备好征服帕提亚，以再现亚历山大的辉煌，然而，他的仁慈为他带来了不幸。公元前44年3月15日，在他远征的前三天，他被元老院刺杀，凶手就是那些受到恺撒宽容的元老们。而作为一个政治演员，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无疑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明明是共和制的终结者，然而却以“奥古斯都”这种元首制做法赢得了“共和国的恢复者和自由战士”的赞誉，正如维尔斯所说：“在这出罗马共和戏剧的最后一幕中，他是一个比其他演员气势都大，能力都高的人。总起来看，他也许是当时罗马可能产生的最好的人物了。”恺撒未能突破的共和制障碍，屋大维不但突破了，而且利用了。
相反，尼禄在罗马史上却以极端荒淫、残忍而著称。在罗马和平盛世之时，尼禄就有了为所欲为的机会。为所欲为，这是人性的一个真实要求，人类理想在现实中因面临诸多的、冷酷的限制而不可能实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几个人有机会在为所欲为方面得到尝试。尼禄就是其中之一。皇帝实质上是国家管理中的一环，是国家管理系统中的一个职位，当然，这是一个核心位置，因而自古许多人为它明争暗斗，因为这个职位被赋予了强大的权力，尽管有时权力的大小会因时势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尼禄就是处在这样一个位置，罗马帝国处于盛世，官僚体系完备，社会稳定，皇权相对集中，以致可以让他为所欲为，让他尽力展示人性，他完全没有兴趣思考作为一个皇帝应尽的职责，而是醉心于音乐、戏剧、赛车和女人，并且喜欢用残忍的手段对付每个人。公元59年，他派人杀死了他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因为他担心她会和他争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