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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者之间如同一个等边三角形，印度既接受了雅利安人的文明也接受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德国和蒙古帝国具有同样的野心，不同的只是后者创造了世界绝无仅有的辉煌，而前者则一败涂地。希特勒梦想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的蒙古帝国，但又不想像蒙古帝国那样短命，他希望德国能够永久地统治欧洲。这就需要避免蒙古帝国的错误，蒙古人尽管成功地征服了欧亚大陆，但却从来没有征服他们的头脑，所以一旦蒙古势力衰落，蒙古帝国就迅速崩溃，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相反，印度人拥有的是永恒的信仰，这种信仰在雅利安人灭亡古印度文明后就一直长盛不衰，但印度人似乎只有信仰没有武力，他们的信仰坚如磐石，但整个印度在几千年里却一直软弱无力。希特勒需要把这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他需要实现蒙古人那样的大帝国梦想，需要同种文明（即雅利安—印度文明）那样的持久信仰，需要德国人那种野蛮和强大。避免蒙古人因没有信仰而丧失帝国，避免印度人因软弱无力而不停地被征服，避免德国重蹈一战的覆辙。
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但没有因此抛弃征战的野心，可见佛教的善忍之心并没有化为帝国的政策，希特勒要的也不是佛教的教义，而是要与佛祖做一个交易——使用宗教统一人心，付之以对佛教另类的认同。
德国曾有一个“纳粹党卫军祖先遗产”研究所，希姆莱是领导者。这5名纳粹分子回国时还带回了达赖喇嘛和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太虚写给希特勒的信。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太虚的信中赞扬道，“智慧、条理和勇气”是德国人的美德，“只有把这三种品质作为基本美德的佛教才能成为日尔曼民族的宗教。”
同历史上的征服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策动者同样需要满腔热情的人民、忠诚而善战的军队和对敌国意志的摧毁。
首先希特勒需要一个非常坚定的核心团体，他有了。
他还需要优秀的军事将领，他有了戈林、古德里安、隆美尔、邓尼茨等。
他还需要宣传，他有了，是戈培尔。
然后他需要一支最忠诚的禁卫军，他有了。
他还需要人民的支持，他也有了。
有了人民，他就可以组建规模庞大的军队。
最终他也就有了改变历史的资本。
德国因一战的失败致使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空前的危机，此时原来的信仰被认为是一种谎言，新的信仰没有产生，所以，希特勒填补了这个真空，他也就获得了德国。
这是一个历史之鉴，如果不想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那最好给他一个信仰，如果想让一个社会疯狂，那也给他一个信仰，区别只在善恶之间。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约瑟夫爵士的循环与人本社会（1）
世界各地的古典哲学其实对人性的思考已经非常透彻，其中中国的古典哲学对人性的思考最具社会意义。中国社会两千年来一直就是一个世俗社会，而并非像欧洲、印度、阿拉伯世界那样是一个神权至上的社会。在中国，宗教从来没有在政治中有超越王权的现象。无论是孔儒哲学还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或者其它重要的诸子百家思想，主体上都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思想，因而中国从政治到民间道德都是一种以人性为存在核心的社会，这与其它文明社会中以神性为存在核心有本质的不同。
在资本主义风靡世界数百年后的今天，那种瞬间开始的一切以金钱为核心的社会模式如同海啸一样席卷了世界。但现在，当资本主义社会步入成熟期后，这种社会的种种弊端开始显现，人们随之对它本身属性的思考也开始了。
当然，人类至今的所有社会模式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所有的社会模式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都固然地带有弊端基因。自然，这丝毫不影响各种社会模式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功绩——这是历史的进化足迹。我们没有必要为当初资本主义社会带给我们的痛苦而不停地谴责它，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我们梦想的桃源世界。全球化毕竟已经到来了，现代的各种文明、技术、知识和金钱一切都像龙卷风一样围绕着全世界旋转。也许我们对过去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怀有一丝复古的伤怀，但这种伤怀让它留在文学作品中就足够了，该是我们适应全球化、引导全球化的时候了。
中国的世俗社会模式历来不排斥有益的思想和社会实质的改变。毕竟，资本主义社会使我们认识到了工业社会巨大生产力的威力。但我们在未来要做的就绝不再仅仅是学习如何接受和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了，而是要用我们古典哲学中的智慧和今天的经验，对这种如今已经弊端显现的世界进行完美塑造，这是一次革命，不同的是，这次革命不再局限于中国的疆域之内，也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而是一次历史的思想融合，如果说其中有竞争，那就是在未来形成的世界主导思想中，来自谁的思想更多、更精彩、更具生命力和更有社会价值了。
在资本主义形成的时候，圈地运动后的英国社会几乎就是一场战后余生的社会。它的重新繁盛如同一场森林大火烧毁了旧的制度，这使得新制度下的社会更加兴旺。几乎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残酷的逻辑上，现代经济需要迫使一些人离开土地，迫使他们贫困，迫使他们失去生活的家园，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为现代工业工作，才能使整个社会重新在最新的经济领域中发展起来。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没有圈地运动根本就无法完成英国向现代工业转变。英国的大批人失业也导致了向美国的大量移民，从而意想不到地成就了一个现代最庞大的帝国，但这不能掩盖西方世界繁荣下面永远无法完美的一面，即遍布世界的战争、恐怖袭击、宗教矛盾、资源争夺、政治革命、现代城市中的棚屋区、冷漠的人性等都说明西方的制度远远称不上完美，它带给世界太多的苦难，而只有西方显得繁荣。但就是在西方世界，现代贫民区的人们，无数的失业者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即使是在高福利的北欧社会。不要以为高福利就能掩饰失业者的失落感，他们可能得到了生存的保障，但并没有得到能够再次过上幸福生活的许诺。他们的失落感、失败感还在，这就是不完美。
我们要我们的古典哲学、现代化经验和现代辩证思想重塑资本主义模式的社会，而不是重复中国台湾、韩国那样将两种社会的弊病都保留的模式——它将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腐败、裙带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贫富差距和冷漠社会都继承了下来，这绝不是好学生，更不是好榜样，可以注定，这种社会必定还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改革。
也许，有一条逻辑就是，在走向富裕的过程中必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并且选择不多。
既要让国家的钱袋鼓起来，又要人民时刻得到温馨备至的关怀，这在现代社会显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历时400多年了，如果还是一成不变的重复最初的发展模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一种对人类智慧的讽刺呢？难道我们可以掌握复杂的科学知识却无法改变自身的社会环境吗？
这也许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将要面对的惩罚，多么有意思，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带来了繁荣，但上帝赐予我们一个新模式的同时也在其中放置了未来惩罚的基因。
在圈地运动前后的欧洲历史上还至少出现过三次大的革命主义浪潮，即16世纪宗教改革者的革命主义、法国大革命和一战后的革命主义。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领袖，这场宗教运动实际上也是导致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其中加尔文的主张是：现实世界已经腐朽，无可救药，必须彻底推翻它，按照上帝的意志重新安排这个世界。加尔文这个主张的聪明之处就是它没有强调这场改革仅仅是宗教内部的事情，而是将世俗社会和宗教世界归为一体，必须同时改革。这就给了社会不满情绪一个完美的理由——他们有了上帝的支持，因而是正义的。加尔文在宗教方面建议将教阶制一笔勾销，代之以颇具民主思想的教会组织；在世俗社会方面，加尔文首先确保上帝在任何统治者面前的无上地位，即首先确认君权神授的宗教—政治原则，任何国王的统治都必须以上帝的名义来进行。其中，加尔文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革命教义，即国王是代表上帝行事，但如果国王出卖了上帝的信任、违背了上帝的意志，那么任何上帝的臣民就有权利罢黜国王，也就是说，加尔文认为世俗的臣民首先是上帝的臣民然后才是国王的臣民。加尔文的这一教义不知是否得到上帝的认可——上帝应该默认这个忠心的改革者，但不管上帝怎样，它却为将来荷兰和英国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在欧洲最彻底的革命，卢梭是其中有力的推动者之一。他提出的人民革命权利学说，这相当于加尔文的世俗革命教义，只是将上帝推出了舞台而代之以最高领袖崇拜，这又相当于构造一个世俗的上帝。法国人在大革命时期有众多改革教义，实际上思想相当混乱。革命者的派别之分也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反复无常的状态。其中罗伯斯庇尔是虔诚的卢梭教徒，他所领导的雅各宾派也就成为法国革命中最为狂热的一派，以致树立了越来越多的敌人，最后归于失败。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约瑟夫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