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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回不来……别太担心……拥抱你。”
我等了几秒钟……她没说话……然后开始说，但没说下去……我挂了电话。
八点差一刻。街上已很热闹，等绿灯等得心急如焚。奥德丽一言不发。爱德华在睡。
在医院门口，门卫问我：
“有什么事？”
“我儿子病了……很急……”
“有住院单吗？”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头雾水。我把医生给我的所有单子都递给他。他不慌不忙地读着，然后还给我：
“好了，您可以进去了……”
“我很希望……”
“不应该恼火，先生，这无济于事……”
我没听他解释，只管自己开车进去。我按箭头指引的路线前进，最后却此路不通。我只好倒车，又迷了一回路。我烦死了，向一个护士问路，但她指错了路。我又问了一个人，最后总算来到了我要找的那栋楼前。
医监在二楼接待我：
“您好，先生……啊，是的，我知道……您的医生打电话给我了。”
我把爱德华递给她。下车时我就想抱他。
“不不，现在还不用……您首先得去挂号处……很容易找的……左边，很近……在您对面……门上有字。”
我目瞪口呆，不敢答话，看着儿子。重新下楼，一肚子气，一言不发。奥德丽跟在我后面，莫名其妙。
十四
一进门，我就惊呆了：职员们安静地坐在桌前登记姓名、算帐、划线、打字、互相通话。我把爱德华递给奥德丽，让她坐下。一个年轻的妇女开口问我。我把自己的姓、名、地址、职业、社会保险登记号以及孩子的名字、出生时间和地点一一告诉她，并且看也不看就在各种单子上签了名……
“您是信什么的？”
“嗯……天主教。”
调查结束后，她指着一条走廊，要我过去检查。我走了几步又折回来找奥德丽。她没有跟上。
我们走进一个宽大的候见厅：右边有几张长凳，坐着男女老少，其中妇女居多，陪着孩子；左边是几间小小的检查室。
有个护士走过来，我上前对她说：
“护士，很急，我儿子病了，很紧急。”
“好的，先生，在那儿坐下……”
我不放松：
“很紧急……已经检查过了……”
她没有理我。
“我想立即见值班医生。”
她转过身，一言不发地盯着我，走到走廊尽头，跟一个同事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回来，拿起电话说了几句又挂上了：
“坐一会儿，先生，医生马上就来……”说完，她就走开了。
我忍不住要发火，最后终于在奥德丽身边坐下。她耸耸肩。爱德华在睡觉，脸色十分苍白。我们进医院的大门已经有半个多小时了。
等了几分钟后，我站起来叫护士：
“护士，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话，我想医生是不是下午才能来……”
“不要激动，先生，我知道您很着急，但您这样发火无济于事。医生会来的，已经通知他了……可您知道，他分身无术嘛……”
“这与我无关……总之，让人不知道怎么说……”
我又坐下来，看见儿子，我就不敢再粗鲁了。护士走远了。奥德丽碰碰我的肩膀，朝我一笑。
一刻钟过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做什么好。我盯着来来往往的护士，不住地发牢骚。也许被她猜到了……她躲着我。我什么都不再想，只盯着面前的椅子，忘了一切，连医生叫我跟他去检查室也没有立即听见。
“哪儿不舒服？”他问。
我把所有的单子都给了他，然后开始讲爱德华的病。从星期二讲起，详详细细，翻来覆去，一讲再讲。“好了，让我们来看看……”
奥德丽已经脱掉爱德华的衣服。爱德华醒了，呻吟着。医生仔细地作了全面检查，跟一小时前所做的检查一样。当他看见流出的尿有血时，他跟儿科医生一样惊呆了。不过，他什么都没说。体温：三十五、三十八。他看了以后仍然一言不发。他看着我，简单地告诉我检查结果，最后说：
“我无法准确地对您说是什么病，我想是两三种病……我们将再做些补充检查，并会把检查结果告诉您……”
奥德丽最后一次给爱德华穿回衣服。护士过来阻拦说：
“啊，如果穿着麻烦，那就别穿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很快就会把他的衣服还给你们的……”
一个男护士过去，抱走了睡着的爱德华，我目送着他在生人的怀里渐渐走远……
医生在单子上签了字，跟我们说声再见便走了出去。那个女护士非常和蔼地说：
“来，跟我来。”
我请她原谅我刚才的冲动：
“我知道你们很忙……”
“别为这件事感到不安了，先生，这很正常，我理解您……”
我们回到刚才开车去的那栋楼，女医监笑眯眯地重新接待我们。她把用被单包着的爱德华的衣服全都还给了我们：
“我现在就把它给您，免得弄丢了……他一来我们就给他穿上……”
我让奥德丽接过这包散发着生命活力的衣服。
“您的医生上午应该来的……也许她告诉您什么时候去看她？”
“是的，是的，她要我十二点钟左右过去。”
“对，是这样。十二点左右再回来吧。那时，我们将把最初的结果给您……”
外面，医院里很热闹。跟城市一样，医院也苏醒了。护士、见习医生和医生，大家步伐各异，各就各位。也许我的脸苍白得可怕，有几个人碰到感到很惊讶，不是压低声音就是一言不发。
我身边的奥德丽一句话不说。当我看着她时，她朝我笑笑。她不愿意相信她所看护的这个孩子会得重病。我觉得她并没有把医生的诊断当回事……上车时，她忍不住叹息说：
“啊，要是我们在都柏林就好了……”
十五
安娜坐在床上，手里拿着孩子的一个玩具。见到我，便抬起焦急的眼睛。我试图掩饰自己的不安，不料却忍不住哭出声来。安娜走过来，与我抱头痛哭。
我打电话给我父亲。他声音严肃，犹豫了半天才回答我，这使我越发担心。他明天就来。
不一会，接到安娜通知的帕斯卡尔赶来了，要求中午我带安娜去医院时也跟着去。
我们坐在候见室里。别的家长们也在那，跟我们一样默不作声。走廊里，医生们在讨论。他们说得那么清楚、那么大声，我们一字不漏都听见了。几分钟过去了。我站起来，去办公室找医监。她认出了我，一边继续写她的东西，一边对我说：
“您见到医生了？哎，这很奇怪，我一分钟前还见到他……”
“不麻烦您了，医生，我去找她……”
在一个房间里，儿科医生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正在听见习医生说话。我走上前去。她看见了我，但这回，脸上没有微笑：
“啊，我们正在说您的孩子……我想对您说病很重，非常严重……检查还没有全部结束，但我们已经有了部分结果：孩子得了罕见的肾综合症……我不一一详细说了，但我们认为，这是由一种大肠杆菌引起的……我应该跟您说清楚，眼下，我保留我的诊断……”
她看着我，也许在等待我的反应，等待我提问……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问……
“惟一的希望是他的体力……这孩子生命力很强……我们给他注射了抗菌素……也许明天会看得更清楚的……可现在，我无法安慰您……孩子的母亲怎么样？现在不要把情况全告诉她……当然，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的……”
“谢谢，医生……我晚上再来……再见，小姐，再见，先生。”
安娜和帕斯卡尔在走廊尽头等我。
“检查还没有全部结束……医生认为问题很严重……也许是大肠杆菌……不过，还有希望……孩子似乎很强壮，会顶得住的……也许……”
安娜走近我，靠在我身上，抓住我，扑到我怀里哭了：
“我的孩子……我不想他死……我的孩子……”
我把她拉到了外面。
一回家，我就打电话给我父亲。起初，他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开始鼓励我……
奥德丽也许猜到了我们希望独处，便跟我们说她要走。她很快就收拾好行李，答应每天都打电话来了解消息，并说，欢迎我们一家三口去爱尔兰。她拥抱了安娜。我感谢她对爱德华的照料，付了钱。当她离开的时候，我勉强笑了笑。
三点钟了。帕斯卡尔建议带我们去吃饭，我们拒绝了。安娜不停地抽烟，没烟了。我出去买烟。
外面，马路上、人行道上、商店里人来人往，我想起今天是星期六下午。我穿行在人群中。他们怎么不知道我很不安，我觉得这很奇怪。在我常去的烟铺里，几个人问我儿子的情况。孩子出生后，我曾告诉过他们。
“谢谢，先生，他很好……我们希望他一直健康下去……”
“啊，没有理由不健康……”
“不过，您知道，命运无常……算了，不想它了……您呢，一切都好吗？”
我回家时，发现安娜的眼睛红红的，她刚哭过。我吻了吻她的额头，然后来到厨房。帕斯卡尔正在沏茶。
四点左右，我打电话去医院。孩子的症状没有变化，检查在继续。我通知他们我晚上八点左右过去，了解最后的结果。
我不停地问自己：“孩子是从哪儿染上这病的？我不明白……大肠杆菌……也许是从母体带来的？……”
我手一松，杯子掉到地上打烂了。安娜不知什么时候已来到我身边：
“别再折磨自己了……我敢肯定你正在责备自己……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追究责任又有什么用……”
我再次赞赏她。她能猜到我的心事，并且敢于调解。
帕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