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然，我不是说房价泡沫越大越好，而是说如果有泡沫，那么这些泡沫或许是各种管制逼出来的，是人们没有其他既可靠又合算的投资渠道所致。当这些泡沫被越逼越大的时候，药方不应该是推出更多、更强制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因为这只会导致更多的扭曲；更好的药方是理清泡沫形成的真正原因，然后停止那些导致扭曲的行政管制，为老百姓开放更多的经济权利。
如果说2004年的政策初衷是要约束土地浪费，那么房价上涨反而是与那种初衷一致的。相反，如果压制房价上涨，其后果是鼓励更多人要不断地换新房，每隔两三年又要换新房，这必然造成太多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浪费，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就我走过的许多国家中，没有哪国的人像中国家庭那样“年年有新房”。实际上，当人们可以很“便宜”地每隔两三年就换一次新房时，就不会有太多人去珍惜、保养好现有住房。中国有太多的住房可以通过粉刷、装修即可大大改观其可住性，但在大家都追捧新房的潮流下，没有太多人会去这样做。政府不应该通过压制房价迎合这种潮流。
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摄取私人产权（5）
二手房应该是要重点搞活的市场。增加人们对二手房的需求才是对中国城市景象和长久生态环境更有益的事情。否则，像这些年“盖了又翻、翻了又盖”的做法不仅使城市无法安宁，而且使每个城市缺乏历史感。有意思的是，如果要激活二手房市场，那么政府要做的不是去阻碍房产交易，反而是要简化房产交易手续、降低交易费用，以此来提高二手房市场的流动性。
如果房产调控的初衷是降低银行房贷的风险，那么那是银行自身风险管理的问题，银行应该想法规避这些风险，但不能通过牺牲老百姓的产权与经济权来由老百姓埋单。
制约课税权力
不管是“炒房团”还是个人买房者，只要他们没有违背现有法律，房产自由买卖是他们应有的交易权利，他们买房赚钱之后，增值部分也是他们的合法财产，受到《宪法》的保护。当一些同仁呼吁要对房产征收90％或更高的增值税，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在要求把属于私人的财产变为政府的，这在本质上有悖于《宪法》第十三条的精神。我们不能为了宏观调控的方便，特别是不能为了纠正过去行政措施带来的市场扭曲，而不顾公民的财产权，由他们来埋单。在我们讨论宏观调控措施的时候，应该以尊重个人财产权和公民的交易权为前提，这些权利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政府政策应侧重“开源”而不是“限源”。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1）
虽然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我们都说那标志着中国正式重归世界舞台，但实际上在过去几百年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离开过世界。600年前郑和下西洋时当然没有“全球化”这个说法或这个理念，但不管怎样，从那以后甚至在海禁期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没断开过，只是在诸如海禁这样的年代里，与海外的联系是偷偷地非法地进行。那么，加入WTO这一事件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它跟以前中国与世界的接触有什么区别？当我们受惠于国际贸易之时，是否能真正理解这一切的背后所依赖的世界秩序呢？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究竟选择何种国际战略，去追求“单极”还是“多极”国际秩序？哪种秩序对中国经济最有利？
回顾500年的全球化进程
有关全球化的问题现在越炒越热，或许还存在不少误解。要想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的意义，我们必须清楚它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欧洲和东南亚基本上没有来往，陆地来往是有，但其规模无足轻重，而美洲还没被人们所知晓。也就是说，1492年以前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虽然那时候还没人有“全球化”的眼光、也不知道“全球化”这个词汇，中国是600年以前最有可能、也最有能力推动全球化的国家。郑和下西洋已经为世人熟知，他们曾经远到西非，这样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无人能及，但是由于明朝政府迁都至北京以及宫廷的内部斗争，使得当时的海军远洋船队失去了经费与政策支持，进而扼杀了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可能性。当时的政府不仅不再允许大规模出海，而且限制造船的吨位，并且将已有的大型帆船与郑和出洋的资料销毁，这使后人无法考察当年的历史。由于这样的变故，中国失去了成为当时全球贸易大国的可能。
那么，欧洲当时的状态呢？由于全球一体化是人类本性驱使所致的，虽然中国错失了推动海洋贸易的机会，但欧洲却在慢慢摸索。当时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就积极从事航海技术的研究并致力于发展海上贸易。它们之所以加快这一进程，就是因为马可波罗给它们带去了对东方的极大憧憬，这一憧憬激励它们想从海上寻找到东方最近的航线。于是，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于1492年起程了，他们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拉开了大西洋贸易的序幕。随着16世纪中叶英国、荷兰也加入大西洋贸易，世界各大洲之间逐渐被联系起来，在世界历史上那还是第一次。
全球化对于当时的国家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在全球化进程以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基本上只能依赖自身的自然资源以及依附土地的农业。海洋贸易的到来使它们有可能利用全球资源来共同发展，通过跨国贸易重新整合财富与自然资源，达到更合理的配置。而且，人们的政治意识、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也在这一过程中趋同。当然，起初的跨国贸易是很少的，比如，1500~1599年这100年中，通过海运完成的欧洲与东南亚间的国际贸易船只仅有770次，也就是说，那时候每年只有不到8艘货船从欧洲的港口驶向东方的中国、印度或日本，而且那时帆船的载重量很小，再加上航海技术的落后，使国际海洋贸易在那100年中发展十分缓慢。到了1600~1699年这一阶段，欧亚之间的海运次数增长到3 161次，但也仅仅意味着每个月有不到3次欧亚海上贸易，交往还是甚少，谈不上全球化和人们的政治意识与生活方式的国际趋同。进入18世纪后，国际海洋贸易显著增长，那100年间海运达到了6 661次。随着工业革命在18世纪后期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19世纪初铁路逐渐出现，铁路开始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仅靠海运发展贸易，恐怕只有沿海和沿江地区才能受益，比如，中国的沿海省市与长江沿岸城市历来相对其他地区要富裕，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但铁路的产生就加强了一个国家内部的物资与人员的交流，构成了内部流通的架构，进而可实现国家内部的一体化，我想这是全球化第一阶段最显著的成就。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也为国家内部地区参与全球化提供了可能，到19世纪末汽车的发明更是为之提供了动力，因此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全球化，更多的是让每个国家内部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更加紧密、更加一体化，铁路、汽车、电报、电话等交通和通讯工具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没有一国内部的一体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在国际上发挥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本国不同地区的特点。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2）
生活在当今社会，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各国人们在生活方式上的趋同以及观念意识上的同一化。可是在几百年前，不同地区的人的思维方式非常不同，语言，甚至方言的差别也极大，这样的状态很不利于沟通、交流与贸易往来。正因为没有往来，几千年来世界各国的确能保留自己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野蛮也好、独裁也好、公平也好、不公平也好，反正各国间没有往来，谁也不知道别国怎样，即使知道也无法怎样。而且人们在单一的社会环境下，往往限制了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以及经济的发展。比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中国和欧洲各国都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全球海洋贸易间接激发了欧洲民主意识的产生，但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就丧失了这样的机会。也许我们一直要埋怨明朝皇帝终止郑和的远洋活动以及乾隆皇帝锁国的政策，但正是因为全球化的不发达与通讯的落后，使得中国皇帝无法了解到全球贸易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进而采取了错误决策，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当西方在17世纪产生代议制政府的时候，中国仍然深受专制的压迫而且不会受到外部的谴责，这如果发生在当今世界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往来，那时一个国家的主权确实很绝对，你压迫也好、民主也好，反正谁也看不见、谁也无法管得了谁。这就是野蛮与专制在世界各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持续了几千年的缘故。
但今天不一样了，一个国家的行为已经不能我行我素，飞机、汽车、轮船、铁路，还有互联网、电视、电话把世界每分每秒都连在一起，任何社会群体受压迫时，其他国家的人看到以后即使不想管良心上也很难过得去。中国必须参与全球化，我们的很多变化实际上也是全球化影响所致的。今天跨国交往的速度与成本，通讯容量与速度都是几百年前无法相比的。有了这种层面的国际交往，经济一体化、生活方式的趋同、观点意识的趋同，这些趋势无人可挡。虽然许多人拒绝承认这些趋同，但事实上这些趋同都在发生，看看你每天用的、行的、住的，甚至吃的，有多少保留了200年以前的原样？有什么没有受到外来东西的影响？这些是“用”的、是硬件，那么软件、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呢？其他不说，我们的辫子没了，洋务运动后出现的种种意识形态差不多每一种都是外来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