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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1999年）6月底，我写完了这本书。我要去帕特莫两个星期。一个人去那儿，在希腊的那个小岛上和朋友们呆在一起。我留下了这本书，留下了您。但我没有离开您。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999年1月，我跟马朗 · 塞尔1聊天。她录下了我的话。我说，她听。她让我说，自己认真地听。她随我说。我说得杂乱无章。她让人把磁带里录的东西打出来，有几百页，一大捆堆在我面前。我一个月没管它。我出门进城，散步，喝酒。后来，我在多菲内街的那个房间里开始读这些材料。太多了，我觉得不可能整理出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开始写了。我忘了那些材料，我不看它。我像个疯子一样，打一封长信。每天早上都给那个叫做玛格丽特 · 杜拉斯的女人写一封信。我写着，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写什么。写完了我也没有再读一遍，就把它们交给了马朗 · 塞尔。她要我继续写下去。我照办了，每天早上都写。我给您写信，好像给您写信是可能似的。事实上，我是在写。就这样，这本书诞生了。我留下了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些改稿，留下了一切。
我离开了多菲内街的那个房间。7月2日，我出发去帕特莫。
记者眼里的扬（1）
他还是个大学生。那些套间一半是空的，里面只有床垫和书。他在这里那里闲逛。他不看姑娘，却在翻书。一天，他从书堆里抽出一本，整夜读它，而他旁边的一个家伙却张着嘴睡得正香。谁也没有跟他提起过这本书及其作者。他只从名字上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女的。上午，他外出了，来到最近的那家咖啡店，要康巴利苦开胃酒，就是小说中的人物所喝的那种。咖啡店老板显得很吃惊，说：“问我要那东西的人可不多。”大学生刚喝了一口就感到恶心。咖啡店老板越来越惊奇，说：“很苦，不能喝，是治肝病的。”三天来，这位大学生强迫自己喝康巴利苦开胃酒。一星期后，他习惯了那种酒苦涩的味道和红红的颜色，他喜欢用手心捏着那个深颜色的小酒杯。城里的朋友们都笑他，或对他的秘密极感兴趣。他弄到了那位作家当时已出版的所有的书。所有的书他都读好几遍。他被迷住了，竟不再读别的作家的作品。他扔下了对哲学的研究，扔下了父母和过去的爱好，只看她写的书。她所写的一切全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以至于阅读已超出了理解的层面。他觉得自己被一种不再离开他的东西所俘虏、所吸引。有时，周围的人谈起这位作家，他不能容忍任何批评。当他捍卫她的作品时，他的脸红了，就像他捍卫的是一个人似的。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捍卫一部作品还是捍卫一个女人。他对那个女人一无所知，但他一遍又一遍地读她写的书，直至滚瓜烂熟地记在心间。是的，是烂熟于心。他的内心被触动了，像被一种爱情所触动。他曾经爱文学，喜欢司汤达、普鲁斯特。但此时，他觉得那个不认识他的作家只为他而写。他必须把以前所读的东西都倒出来，让这个作家充实他，甚至给他注入生命的活力，因为在读她的作品之前，他的阅历是那么肤浅。那些作品使他活跃起来，敢于反驳他人。他把他所能找到的这个作者的所有集子都买来了。他不希望遇到她，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那个作家就活在他身上，在他最宝贵、最容易入侵的地方，在他的想象当中。他甚至没想过要了解这位作家的生平，他没兴趣知道她是否有情人、有孩子，他满脑子都是她曾经写的和正在写的东西。他读她的作品时产生的感情，使他激动得读不下去，他每次只能读两三页，然后一边默诵一边在大街上踯躅。
后来，在小城的大学里，人们和这位作家举办了一场讨论会。讨论会上将放映这位作家拍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他已去巴黎看了十多遍。放映和讨论会的消息使他十分惊慌，但那天他像个木头人一样，去了电影院，坐在第一排。电影放完后，人们提了一些问题。他不知道怎么说，但勇敢地开口了。他没有向作家提问题，而是跟她谈起了两个镜头，他认为自己抓住了这两个镜头背后的含义。他强调这两个镜头的相似之处，认为电影中同样的探索手法可能会暴露同样的失败。她明白他对她的东西了如指掌，便对他说：“您说得对。”他本想给她献花，但被伙伴们挡住了。那是单纯而轻佻的城市少女干的，他们说。可他还是想这样做，以表达感情。他认为像她那样不落俗套的女人会接受的。他只知道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这位作家最不出名的书，走向前，当大厅走空的时候，他过去请她签名。她签了，没有特别注意他。他问她是否可以通过她的出版商给她写信。她答道：“不如寄到我家。”并把自己的地址给了他。他大为震惊。接着，她又建议周围的人去喝啤酒。更确切地说，她是说：“我想喝杯啤酒。”大家都跟她去了。几个伙伴，以及讨论会的组织者。她独自讲着。她只记得她谈起了这个省份和这个省对她的影响，然后又谈起了她那个不愿意学钢琴的儿子，他只注意到她像唱歌一样的声音及其微笑。她笑容满面，他都不敢相信。但他一心想着：是她。是她写了所有那些作品。两三年来我和她朝夕相处。他记住了一些细节：她的手镯，她的戒指。接着，他又发现了她声音和遣词造句中的那种威严，发现她不说话时静静的，发现了她对听众的那股魅力。这种强大的力量使他神魂颠倒。电影结束后她做了自我介绍：“好了，我在这里。我就是这么称呼自己的。我拍了这部电影，我没有什么可对你们说。我等待你们提问题。假如没有问题，我就走。这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他记得这番开场白后是长时间的沉默，记得她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幽默得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那种滑稽与她开始几句话的严厉截然相反。她一开口，立即就把听众给迷住了。他也被深深地迷住了，他觉得被她发现了，被她认出来了，他可不是毫无目的地来的。在咖啡店，他一言不发。不是因为羞怯，而是别人碍手碍脚。他想单独拥有她。
后来，他给她写了信。他常给她写信，信极短。与其说是信还不如说是便条。他在信中提出见面。他写道他爱她，渴望见到她，但也许还是不见好，免得破坏什么东西。在他看来，他笨透了。一年后，四月初的一天，或者是五月初的一天，她给他回了信。她在信中大致是这样说的：“无法回答您的请求。得由您自己决定。我不想对您说您得来看我。”他得出结论，没必要去看她，但又非常渴望去看她。同时，他又决定，远离更适合他的这种爱。他给她写信越来越密，几乎每天都写，并不等待回信。他往往只从她的书中抽出一句话寄给她。这一点，他做得可一点都不笨，尽管他自己没有意识到。重读自己写的东西，她不可能不激动。她从不回信。他不等待任何东西，他明白不可能有什么回答。他只希望她拆开信封，读一读他简短的爱的信息。多年来，许多年当中，大约有七年吧，他都在想象她在读他的信。
这种感情，这位大学生是与一位和他同居的姑娘分享的。他们一道喝康巴利苦开胃酒，大声地互相朗读这位作家的书。他们只允许那些毫无保留地崇拜那位作家的人与他们为伍，如果那些人读别的作家的作品，他们就跟人家急。那女孩甚至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上非常权威，但对这位大学生来说，与这位姑娘的爱情已不可能持续下去。他想结束这段爱情，而与那位作家永远地生活下去。通过作品，那位作家已永远属于他，他觉得自己可以征服她，要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他觉得自己是时间的主人，感到自己与现实分离甚至断绝关系了，但这种状况很适合他。那位姑娘已引不起他的任何肉欲。那位作家也同样。他不希望那位姑娘与作家笔下的某位女主人公相像，千万别像。任何对比都是不可思议的。他想保留自己的想象，不让它受到现实的侵犯，让它在封闭中变得更加坚固。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中，最触动他心灵深处的，正是对时间与死亡的描述。作家谈起生死恋，谈起那种闪电般的爱情和现实生活中难以存在的爱情，它摧毁一切，不伤人、不置人于死地就无法存在。她谈起了他心中最隐秘的东西：不杀人或让人死亡就不可能爱。他默默地、长时间地盘桓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中，琢磨括号中的提示，他觉得它们就像是葬礼中的仪式，这个女人在赞美爱情的重大失败的同时，也使他摆脱和宽恕了他自己的失败。他不再希望有任何结果。
记者眼里的扬（2）
但三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美妙的信。只有一页：“我想伴您左右……”他马上就明白了他寄给她的无数信件起了作用（后来，这种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他发现所有的信都集中存放在一个抽屉里）。他想：我的什么东西打动她了，我以为自己是在单相思，谁知她也同样激动。沉默了七年后，这封信给他开辟了一块天地。他因此而失眠，而疯狂，他最后开始寻找她的电话号码。
几年前，他得知了她的真名，他失望极了。当时，他可以几小时几小时地在纸上写她的名字。他以为自己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就是他一遍又一遍地写着的她的名字。现在，他发现这个名字是假的，这是个化名，写小说用的笔名。对他来说，书与作者的署名是如此的密不可分，他无法接受除了书的作者以外还有别的人存在。他急于忘记这个真名，但没有忘记，他轻易地在电话号码本上找到了这个名字，尽管她声称这个名字只出现在内部电话号码的红页上。他拨通了她的电话，只报了自己的名字。他听到她说：“天哪……”然后又说：“啊，是您给我写信。”接着，她开始说起来，说了很多。他记得电话里的声音很响，他记不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