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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谁？”她问。
这部电影只在巴黎的一家电影院里放映，王家港口大道的埃斯屈里亚尔电影院。她在《世界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她在那篇短文中告诉读者如何去那家电影院，标明了坐哪路车，影片有多长。她还写着：“千万别去，这部电影不是为您拍的。您不可能看懂。别去。”
为什么？我相信我知道这个秘密：她想把这个本子，这部电影，这种声音和画面，还有我的脸，她想把这一切都留给自己。她不能忍受别人看我，看见她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不能忍受。她感到痛苦。她也怕受到嘲笑，她什么都怕。然而，本子由子夜出版社出版了，电影也于节日期间在全世界巡回放映。
她说：“这是我写得很漂亮的东西。这是我最好的电影。您真是棒极了。必须保持这个样子，像现在这样，这般目光茫然。这目光很天真，不谙世事，而我却知道些什么。我把您叫做大西洋人。以后，您就是大西洋人了。是我跟您这样说的。必须相信我。”
而我呢，当我在书中读到最后的结局时，我已泪流满面。我看到我身上并不属于我的某些东西，好像我应该对此一无所知。她说：“别，别哭，这并不悲惨，一点都不悲惨。他是您，但又不是您。忘了您自己。这没有任何关系。别把自己当作英雄。你一钱不值。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保持这样子吧，别改变。保持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书。”
我大声地念着《大西洋人》中的章节，我不哭了，她听着。她只听着，她听着她写出来我念的句子。除了这声音、这句子和这张望的目光，什么东西都不存在。“啊，”她说，“棒极了，我喜欢您的声音。这文章就应该这么念。”
她差点要流泪了，说：“不应该害怕哭。让我们哭吧。哭！”
我们在特鲁维尔一直呆到11月份。特鲁维尔空了。黑岩公寓空了。只剩下我们。她说：“您看，这栋楼属于我们了。这太好了。”深夜，我们在黑暗中坐在大厅里喝红酒，或者出去溜达。路线总是不变，要么朝着勒阿弗尔，要么朝着卡布尔。她说：“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您看！”
她教我开车：“我讨厌开车，我想由您来开车。”
我学了。以后，往往是我开车，她给我指路：“右转，慢点。还凑合，不算太差。”我们的酒喝得越来越多，常常停下来去酒吧喝酒。我喝威士忌，她总是喝红酒。她说：“烈酒，我再也不喝了。我只受得了红酒。”
有时，她也去巴黎，把我留在黑岩公寓里。我等着。她回来了。她不愿意让我露面。她说：“这没必要。您在巴黎没事可做。您在这里很好。你在这个美丽的套间里什么事都不用干。”
她把我关在那个漆黑的房间里。不能忍受别人看到我。她想成为我最爱的人。惟一的至爱。没有人能取代。我也同样，成为她最爱的人。
我们两情相悦。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2）
我们绝对两情相悦。我们永远永远，永远的永远两情相悦。人们知道这一点，但不说。尤其不能说，只能写，写书，写故事，爱情故事。活着好像是为了写书，但我们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并不是因此而写作。然而，应该经历这点，经历在特鲁维尔的这种生活。一起生活、吵架，尽最大可能给对方造成伤害，好像这必不可少，应该这样。我不怎么明白。但她既然这样做，这样说，那一定是真的了。我一无所知。我糊涂了。我再也看不见写出来的书与这个故事有什么区别，看不见她和我之间这场爱情。她说：“没什么要弄明白的，快别这样了，别老是像孩子那样。”
我们去买埃尔韦 · 维拉尔的唱片《卡布里，完了》。她很喜欢。她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我们唱着歌。黑岩公寓除了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一唱就是几个小时。突然，歌声停止了：“扬，我们去勒阿弗尔逛逛，看看勒阿弗尔港的灯光。”
有天晚上，我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她把我的东西都塞进一个手提箱里，把箱子从窗口扔了出去。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了您了。您必须立即走，回康城去。就这样。”她跟我拥抱告别。我走出去，在院子里捡起手提箱。我走了。她站在栏杆上，喊道：“扬，接住！”她扔了个东西下来，原来是埃尔韦 · 维拉尔的唱片。
我一直走到多维尔车站。当时应该已是半夜，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康城，去火车站旁边的都市旅店。我看着唱片的封套，看着埃尔韦 · 维拉尔的照片，看着写在上面的字：再见了，扬，永远再见了。她还签了名：玛格丽特。我打电话去黑岩公寓。
她说：“不，这太难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您了，结束了，别再回来。”
第二天早上，我坐出租车回去。我敲门，她开了门。她说：“我把您赶了出去，您又回来了。您没有一点自尊。人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我们拥抱，喝了杯红酒。她说：“我希望您没有忘记那张唱片。”
我们又开始唱起《卡布里，完了》来，在黑岩公寓唱了许多次。“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她说。
我到母亲那里去了三天。当时，母亲和继父住在德塞夫勒。母亲立即就明白了这是一个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故事。奇怪的是，她觉得这很正常，完全正常，好像显而易见，必不可少。她当时没有说，后来才告诉我。
我回到了特鲁维尔。我们约好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叫诺西亚的酒吧里见面。她来了。化了妆。脸上扑了厚厚的粉，嘴唇涂得红红的，很艳，像个妓女。她微笑着，像是一百岁，一千岁，也像是十五岁半，她要过河，中国人的那辆非常漂亮的小轿车将载着她穿过稻田，直至西贡的沙瑟卢－洛巴中学1。
我们在那儿喝着红酒。她说：“我要带您去看看巴尔纳维尔－拉贝尔特朗。拉贝尔特朗，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她问：“您爱我吗？”我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她说：“如果我不是杜拉斯，您决不会看我一眼。”我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她说：“您爱的人不是我，而是杜拉斯，爱的是我写的东西。”她说：“您写‘我不爱玛格丽特’。”她递给我一支钢笔、一张纸，说：“写吧，照写就行了。”我不能写。我没有写她要我写的东西，没有写她不愿意读到的东西。她说：“扬，要是我一本书都没有写过，您还会爱我吗？”我低下头，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她说：“可您是谁呀？我不认识您，我不知道您是谁，不知道您跟我在这里干什么。也许是为了钱。我先告诉你，您什么都得不到的，我什么都不会给您。我了解那些骗子。别想骗我。”
沉默。
她说：“这肯定是碰巧让我遇上的。这样一个家伙，一言不发，什么话都不说，什么都不懂，一无所知。让我遇上这事，是我运气不好。可您不要再呆在这里了，您从哪来回哪去吧！我受够了，您在这里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不认识您，我不知道您是谁。”
这种情形经常发生。她忍受不了我，也忍受不了自己。她把我赶出家门，并威胁我：“您在这里一无所有。一切都是我的，一切。您听见了，钱是我的，我一分都不会给您的，一分都不给。您什么都没有，您是个头号废物。”
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赖着不走，为什么要留下来，和她一起，单独和她一起。她单独地和我在一起。有时，真让人受不了，她想打烂一切，破坏一切，摧毁我，想打我，骂我，让我死，杀死我。她说：“我想杀人。”她不说“我想杀你”，而是说“我想杀人”。真让人受不了。她心里十分明白，什么都明白。这种清醒非常残忍。全世界都变得残忍了，整个世界都变成一种痛苦。我也如此，因为她看见我在那儿，她看见了我。有时，她再也不想看见我的存在。她不认识这个人，却知道这个人是我。她再也不想见我，她想杀人，想自杀，想死，她想看到我和她一起死。她想消失。但愿痛苦能够消失，但愿我能让她停止痛苦。我不知不觉地给她造成了一些痛苦，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我造成了痛苦，就像一种瞬间产生的悲伤。
当您看着我时，那就是一种粗暴的再见。
我不属于任何人。我在那里毫无用处。
她说：“我忍受不了的，是您的生存原则本身。您让人接受不了。”
我别无选择，她也别无选择。这种伤害，这种痛苦是必需的，应该无视这种无可救药的孤独带来的剧痛，写字，写东西。不要文学，要别的东西，试图弄懂我的什么东西，弄懂看着她这张脸的什么东西。它看见了她的什么东西。有时，她忍受不了。然而，我们留下了，两人都关在特鲁维尔黑岩公寓的那个漆黑的房间里。晚上，开着车沿海向布隆维尔驶去。她说：“看！您看那团漆黑的东西，那么黑。您听那声音响个不停，那东西一动不动，看，我把它叫做‘东西’。那是一股水。周围是陆地。”
她补充说：“‘那东西’，这样叫没错吧？嗯？”
我们一起关在家中写作。我在那里用打字机打着词、句，我不想弄懂打的是什么东西，只是尽量快打，免得忘词，得跟上口述的速度。在那个时候，我这样说吧，有个第三者在我们身边。我们不复存在了。再也没有名字了，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了，只有正在产生的作品。那是一种激情，一种与美并没有联系的激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