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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老三下了车，一个人往家里走，刚到二进的天井，住在二进西厢房的钟贵珍手上端着一盆洗碗水从房里走出来，正要往天井水沟里倒。从张家射出的灯光，正好照在曹老三身上，钟贵珍抬头，看见一个人手缠着白色的绷带吊在脖子上，垂着头直往里走，竟把她吓得手一抖，瓦盆“啪”的一声掉在青石板上，摔得粉碎。钟贵珍紧张地喊：“谁？谁呀？”
那清脆的一声响，又把低头往里走的曹老三吓了一跳，他停在天井里，抬头见是钟贵珍一惊一乍的，苦笑笑说：“是我，曹老三，像见到鬼一样是吧？”
听到是曹老三的声音，钟贵珍才平下心来：“老三，怎么是你一个人？吓我一跳，出院啦！”
曹老三边往里走边说：“老四接的。我光棍一个，哪有人陪我？”
钟贵珍刚才的叫声并不大，但那瓦盆摔在石板上的声音却很响，周围几家邻居都打开了房门，一个个伸出头来。看到曹老三，大家纷纷走出来，有人关心地问几句，有人并不说话只是站在那儿看。
曹老三还是低着头往里走，也不和大家说话，只是点点头。
大家像护送似的一直把曹老三送进了他的那个楼梯间。曹老三把门关上了，大家还站在外面三三两两地议论着。议了一会儿，房里的曹老三不接茬儿，大家谈兴淡了，回屋了。
曹老三原先和母亲曹老太、兄弟曹老四一同住在三进二楼的东厢房里，曹老四没结婚时，母子三人在一个锅里吃饭。
曹老太本姓汤，活了七十多岁，她一生的财富就是四个儿子。在曹家她是个童养媳，没有自己的名字，随夫姓叫曹汤氏。曹汤氏比丈夫小七岁，但个子却比丈夫高半个头，她十七岁结了婚，年底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然后就不停地生，一共生了七个孩子，最后活下来四个儿子。她三十多岁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听说她丈夫年轻的时候是个酒鬼，后来得肝病死的。丈夫死的时候，曹老太的大儿子才十六岁，二儿子十四岁，曹老三三岁，曹老四刚一岁。那一年又闹饥荒，曹家米缸里没有一粒米，郊外的树皮也让人扒光了，一岁的曹老四叼着母亲干瘪的奶头，把嗓子都哭哑了。曹汤氏想，一家人窝在一起可能都要饿死，于是把老大叫来，让他带着老二出去“搞嘴”，就是出去逃荒。自己也肩上背一个，怀里抱一个去要饭了。
母子们在长江边分手，一个往上游走，一个往下游走。曹汤氏对大儿子曹家旺说：“家旺啦，你老子刚死，又闹饥荒，这老天爷是不让我们穷人活呀，你带着你二弟去吧，能活一个是一个，好在我有四个儿子。等到饥荒过去了，一定要带着你二弟回来，要给曹家留一条根啦。”
曹汤氏说这番话时，是很悲壮的。她心里认为，自己和这两个小儿子恐怕活不过饥荒了，她希望快成年的老大老二活下来，传承曹家的血脉。
那时抗战刚结束不久，家旺和家昌两兄弟顺长江而上，一路要饭打零工到了武汉，在汉口码头上当短工。紧接着国共两党又打了起来，而且爆发了全面内战。家旺在汉口瞒着年龄参了军，是“国军”，国民党的部队，很快就开拔前线了。家昌因为年龄太小，部队没有收，就继续在汉口码头卖苦力，当搬运工。
家昌在汉口码头打了两年多工，已经是一九四八年了。国内的形势已经渐渐明朗起来，国民党政府已经如秋后的蚂蚱撑不了多久了。这时，家昌在码头上认识了一位地下共产党员，在他的介绍下，家昌去鄂西参加了解放军，是“共军”。
当“国军”的大哥家旺开拔以后，就杳无音讯，不知是死是活。而当了“共军”的家昌参军后，曾往宜市老家写过一封信，这也是他写给家里的惟一一封信，信中说自己参加的部队很快要进川，解放大西南。此后，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家昌的消息。
曹汤氏就背着老三家胜，抱着老四家厚沿江而下去乞讨，帮人浆洗缝补。她那两只在做童养媳时就被缠残了的脚，小得像两个紫茄子，真是三寸金莲。常人走路都是脚掌先着地，脚掌软，落地时对身体有缓冲作用。曹汤氏缠小脚时，把脚缠得像一个紧握着的拳头，因此也就没有了脚掌，她走路时全靠脚后跟着地。一步一步地，直震后脑勺。曹汤氏瘦高瘦高的，两只小脚仿佛支撑不了她那高个子，背上和胸前都有孩子，她不得不把腰哈下来，使身体平衡。她就这样一直哈着腰，再也没有直起来。
曹汤氏还会唱徽州小调，到人家门前行乞，先开口问主人好，然后拿出两块竹板敲着节奏，唱一段小调。曹汤氏的小调不是唱得好听，而是唱得诙谐，让听的人哈哈大笑，唱得最多的就是那首《宁愿嫁给种田郎》：
悔呀悔，
悔不该嫁给出门郎，
三年两头守空房。
图什么高楼房，
贪什么大厅堂，
夜夜孤身睡空床。
早知今日千般苦，
宁愿嫁给种田郎，
日在田里忙耕作，
夜伴郎哥上花床。
人们听后哈哈一阵笑，接着就会一碗剩饭、几块红薯、几个萝卜地拿给曹汤氏。那时老四家厚还在吃奶，可她已经没有一点奶水，就将讨来的饭放在嘴里嚼碎，和着自己的口水嘴对嘴地喂给小儿子，她就这样把瘦得只有一把骨头的老四养活了。
曹汤氏唱的小调，在徽州叫“哭歌”。是过去的徽州女人们，以一种如诉如泣的方式发泄心中郁闷的歌。
曹汤氏在江南要饭时，在一个小洼上，曾有一位死了老婆的鳏夫请她到家里帮着浆洗缝补，她在那儿一连住了几天，把这户没有女人的人家里里外外地清洗了一遍。那男人看她手脚麻利又会缝补又会做饭，就试探着问她愿不愿意留下来。曹汤氏真的走不动了，也背不动逐渐长大的两个儿子，她好想好想留下来，再也不外出乞讨了。可她想到了另外两个儿子，自己如果留下来，儿子们回到宜市，到哪里去找母亲呢？曹汤氏婉言拒绝了，又背着一个抱着一个继续上路了。
饥荒过去以后，她带着两个小儿子回到宜市，但她日盼夜想的两个大儿子，却一直没有回来。曹汤氏盼啊盼，一盼就是多少年，一直没有见到两个儿子回家。想得太苦的时候，她就会低声地唱：
生男啊，
不知啊，
娘亲苦。
生女啊，
报了啊，
父母恩。
生男啊，
也是空；
生女啊，
也是空。
唱着唱着，曹汤氏双鬓渐白，唱着唱着，已经是曹老太的她，就把一切都想通了。她对人说：“活着就是过日子。儿子死了，你也不能陪着他去死呀，日子不是还要过吗？我不是还有两个儿子吗？”于是，她照顾着身边的两个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女们。
经历过太多苦难的曹老太，有着很多自己特别的生活逻辑。后来小儿子曹家厚娶了一位农村姑娘，生了两儿一女，全部由曹老太一手带大。她带孩子有许多让媳妇不满的地方。比如夏天给孩子们洗澡，为了节约水，她会把三个孩子放在一个木盆里洗，两个男孩又特别顽皮，每天都是一身灰一身泥的，结果洗澡盆里就成了一盆泥汤。媳妇尽管是农村来的也看不过去，就说：“老太，水太脏了，换一盆水吧。”曹老太却理直气壮地说：“只有人脏水，哪有水脏人的？”
解放初期“肃反”的时候，有干部来调查老大曹家旺的情况，找到曹老太，问她有没有大儿子的消息。
她坐在那儿低头择菜，头都不抬地说：“死了。”
干部又问：“死了？尸首埋在哪里？”
她反问说：“都被炮弹打成灰了，哪还有尸首？”
干部悻悻地走了，曹老太继续择她的菜，连头都不抬一下，好像问的不是她家的事。
又有一天，民政局突然来了人，说接到上面通知，她二儿子曹家昌在进川剿匪时牺牲在川西了。差不多已经十几年没有听到二儿子消息的曹老太，好像听别人家的事一样，没掉半滴眼泪，提着篮子到江边洗衣去了。
后来，民政局给曹老太送来一本“烈士证书”，是塑料皮的，曹老太就拿这个塑料皮当钱包用，用它夹了家里的粮票、油票、肉票、布票，每次从证书里拿粮票去买粮时，都会骂：“要这个破本子有什么用？还不如配一点粮票给我，我们家两个大肚子汉儿子，总是吃不饱。”
一天，民政局又派来了一个干部，要在曹老太家的门楣上钉一块上面写有“革命烈士之家”的木牌。那时曹老四还没有结婚，曹老太在帮别人带孩子，一个月有几块钱的收入。曹老太刚刚把这个孩子哄睡着，想抽空洗菜给两个在码头上做工的儿子烧饭，这时民政局的干部来了，老太又是没好脸色给他，径直下楼去洗菜了。这位民政局的干部一脸的没趣，就想找块地方把牌子钉上去完成任务就走人。没想到在门上钉钉挂牌子时，把刚睡着的孩子给敲醒了，那孩子立即哭了起来，曹老太生气了，从楼下跑上来把民政局的干部骂得狗血喷头：“捶、捶、捶，捶你家的死人头啊？挂那个破牌子干什么，又不能当饭吃，还不如发几块钱给我花花！”结果，刚钉了一根钉子的民政局干部，被曹老太气得扔下牌子就走了。直到老太太死，门楣上那“革命烈士之家”的木牌还是用一根钉子歪挂在那里。
一生都哈着腰的曹老太，患有肺气肿的毛病，一到冬天就难过，喘气的声音楼上楼下的人都听得见。有时候邻居们听到她哼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仍然爬起来，给两个上班的儿子烧早饭。
曹老太对生活不满的最大宣泄就是骂人，谁都骂，谁都敢骂。但她也不糊涂，文化大革命中，她快七十岁了，就是不敢骂街道居委会的丁主任，因为当时曹老三被打成了“坏分子”，主要由街道居委会管制。有一次，住在一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