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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倒是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可也没怎么参加战斗。一九○五年在华沙的工厂里参
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起闹过革命。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干什么也干脆。老
话还提它干什么！列宁死了，这对我的心打击太大了，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
心人。什么岁数大不大，我哪能再说这话！……我不会讲话，有讲得好的，让他们讲吧。
反正有一点我敢保证：永远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绝不含糊。”
老司机那白发苍苍的头倔强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两只眼睛射出坚定的目光，一
眨不眨地注视着大厅，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决。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反
对吸收这个矮小的白发老人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离开主席台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会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懂得，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同寻常的。老司机刚才讲话的地方，
现在站着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
这个钳工不知道该把他的大手往哪里放，就老是摆弄手里那顶大耳帽子。他那件衣
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灰色军便服，领口上整整齐齐地扣着两颗铜
钮扣，这使他显得像过节一样整洁。他把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妇女的面
孔：在被服厂那群工人中间坐着石匠的女儿加莉娜。她对阿尔焦姆宽恕地笑了一下。她
的微笑中包含着对他的鼓励，嘴角上还露出一种含蓄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讲讲你的经历吧，阿尔焦姆！”他听到西罗坚科说。
阿尔焦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才好。
只是到现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积累的一切全讲出来。
词句老是连贯不起来，加上心情激动，就更说不出来了。这种滋味他还从来没有体
会过。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急遽的转折——他阿尔焦姆，正在迈出
最后的一步，这一步将使他那艰辛的生活变得温暖，获得新的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焦姆开始说。
会场上很肃静，六百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高个子、鹰钩鼻、浓眉大眼的工人讲
话。
“我母亲给有钱人家当佣人。父亲什么样，我记不大清了，他跟母亲合不来，酒喝
得很凶。我们跟着母亲过日子，她养活那么多张嘴，可真不容易。东家管饭，她一个月
才挣四个卢布，就为这几个钱，她天天起早贪黑，腰都累弯了。我总算好，有两个冬天
上小学，学会了看书写字。满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法，只好打发我到一家小铁工厂去
当学徒，只管饭，白干三年，不给工钱……老板是个德国人，叫费斯特，他嫌我小，不
愿意要，后来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给我多报了两岁，才把我收下。我给他干了三年，
他什么手艺也没教给我，尽支使我干杂活，给他打酒。他一喝起酒来就不要命。撮煤叫
我去，搬铁也叫我去……老板娘也把我当成小奴隶，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他们俩动
不动就踢我一脚，常常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就是这个脾气。因为老板常喝醉酒，老板娘
对谁都没好气，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打我几个嘴巴子。有时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
哪儿逃呢？苦水能向谁吐呢？母亲离我有四十俄里，再说她那儿也没有我安身的地方……
在厂里也一样。管事的是老板的弟弟。这个畜生专爱拿我开心。有一回，他指着墙角放
铁匠炉的地方，对我说：‘去把那个铁套圈给我拿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哪知道
铁圈刚从炉子里夹出来，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着是黑的，手刚碰上，皮都烫掉了。
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却在那儿哈哈大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就跑回母亲那儿去了。
可她也没地方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一路上她光是哭。到了第三年，他
们开始教我一点钳工技术了，但是还照样打我。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旧康斯坦丁诺夫，
进了一家灌香肠的作坊。在这个作坊整天洗肠子，像条狗似的又过了不到两年。后来老
板耍钱把家当输得精光，四个月不给我们工钱，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我就离开了那个
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车就去找活干。感谢机车库的一个工人，他
很同情我。他听我说多少会点钳工，就说我是他的侄子，央求上司把我收下。他看我个
子高，给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给钳工打下手。后来我转到这儿来干活，已经有九
个年头了。我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儿的这一段，你们全都知道。”
阿尔焦姆用帽子擦了擦前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
最难讲的事要说，不能等着别人发问。他紧皱着浓眉。继续讲下去：“人人都会问我，
为什么革命烈火刚烧起来的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我能说些什么
呢？说老吧，我还早着呢。我只能说，我是今天才找到自己的这条路。我有什么可隐瞒
的呢？以前就是没有看清路。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反德大罢工的时候，就应该走上这
条路。有个水兵，叫朱赫来，跟我谈过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枪来战斗。
后来战争结束了，白匪给扔进了黑海。我们就转回来了。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头
钻到家务事里去了。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向我们发出了号召，我回头看看
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我一生中缺少的是什么。单单保卫过自己的政权是不够的，我们
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接替列宁，把苏维埃政权建设成铁打的江山。我们都应该成为布尔
什维克——党是我们的党嘛！”
阿尔焦姆结束了自己朴实而又极其真诚的发言，他为自己那不寻常的措词感到有些
不好意思，同时像从肩上卸下了重担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问题。
“也许，有人想要问点什么吧？”西罗坚科打破了沉默。
会场里的人晃动起来，但是暂时还没有人说话。一个下了机车就来开会的、黑得像
甲虫一样的司炉干脆利落地喊道：“还有什么可问的？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
给他就得了。”
矮壮的锻工基利亚卡又热又紧张，脸涨得通红，他用伤了风的沙哑声音说：“这种
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成为一个坚强的同志。表决吧，西罗坚科！”
后面共青团员座席上站起一个人来，由于光线很暗，看不清是谁，他说：“让柯察
金同志说说，他为什么让土地缠住了，种地会不会使他丧失无产阶级意识。”
会场上掠过一阵轻轻的、不以为然的议论声。有个人出来指责那个小伙子说：“讲
简单点，别跑到这儿来卖弄……”
阿尔焦姆打断他说：“没关系，同志，这小伙子说得对，我是叫土地缠住了。
这是实在的，不过我并没有因为这个把工人阶级的良心扔掉。
从今天起就一刀两断。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厂附近来，住在这儿更牢靠些。要不然，
那块地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阿尔焦姆看见会场上举起很多手臂，他的心又哆嗦了一下。他感到浑身轻松，挺胸
阔步向自己的座位走去。身后传来了西罗坚科的声音：“一致通过！”
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是勃鲁扎克。波利托夫斯基的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助手，早就当
上司机了。他介绍了自己劳苦的一生，快结束的时候，讲到了最近的感受。他说话声音
很低，但是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我有义务完成我两个孩子没有完成的事业。他们牺牲了，可并不是为了让我躲在
房后去哭。我还没有补上他们牺牲的损失。这回领袖的逝世打开了我的眼界。过去的事
情大家就不要问我了，真正的生活打现在起重新开始。”
勃鲁扎克回忆起往事，心绪很乱，忧伤地皱着眉头。会上没有人向他提出任何尖锐
的问题，就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了。他的眼睛立刻闪出了光彩。斑白的头也抬了起来。
讨论接收新党员的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只有那些大家熟悉的、经过生活考验的、最
优秀的分子，才被吸收入了党。
列宁的逝世促使几十万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去世没有造成党的队伍涣
散。一棵大树，它的巨大的根子深深地扎在土壤里，只削去它的顶端，它是不会死去的。
第六章
旅馆的音乐厅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大个子，戴副夹鼻眼镜，胳臂上佩着写有
“纠察队长”字样的红袖章。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儿开会吗？”丽达问。
大个子打着官腔回答说：“是的！有什么事吗？”
“请让我进去。”
大个子堵住半边门，打量了一下丽达，问：“您的证件呢？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
表才能进去。”
丽达从提包里拿出烫金的代表证。大个子看见上面印着“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字样，
怠慢的态度马上不见了，他变得彬彬有礼，像对“自家人”一样亲热地说：“请吧，请
进，左边有空位子。”
丽达从一排排椅子中间穿过去，看见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代表会议就要结束了。
丽达注意地听着主席的讲话。这个人的声音她听起来很耳熟。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团会议
的代表，已经选举完毕。现在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请允许我再次核对一下已经报到的
代表名单。”
丽达认出这个人是阿基姆，他正匆忙地念着代表名单。
每叫一个名字，就有一只手拿着红色或者白色代表证举起来。
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
一个熟悉的名字传进了她的耳朵：“潘克拉托夫。”
丽达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