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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上了舞台。男的头上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半裸着身体，胯骨周围系着五颜六色的扣
带，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扎着领带。一句话，装的是野蛮人，看起来却不伦
不类。那女的长相倒不错，身上挂着许多布条。他们刚出场，一群站在疗养员的安乐椅
和躺床后面的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就伸出他们的牛脖子，齐声喝彩。这一对宝贝在他们
的喝彩声中，扭动屁股，踏着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简直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
加令人作呕的场面了。戴着傻瓜圆筒帽的胖汉子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扭来扭去，
做出各种下流猥亵的姿势。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乐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保尔
刚要转身走开，紧靠舞台的前排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够了，别卖淫了！
见鬼去吧！”
保尔认出这个人是扎尔基。
钢琴伴奏中断了，小提琴尖叫了一声，不再响了。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摆。暴
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发出一片嘘声，气势汹汹地指责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戏给搅黄
了，真他妈的不像话！”
“整个欧洲都在跳啊！”
“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候，在“公社战士”疗养院来的一群观众里，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
沙·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夹进嘴里，打了一个绿林好汉式的唿哨，别的人也群起响应。
于是，台上那一对宝贝像被风刮走似的不见了。报幕的小丑像一个机灵的堂倌，跑出来
向观众宣布，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
“一条大道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看看！”一个穿疗
养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声中这样喊着，把报幕人送下了舞台。
保尔跑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们在保尔房间里坐了很久。扎尔基在一个专区的
党委会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尔基说。
“是吗，你爱人是谁？”保尔惊奇地问。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还认得出来吗？”
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儿去了呢？”保尔更加惊讶了，又问。
“上莫斯科了。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
校学习。听说他恢复了党籍。白搭！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
吗？他现在当了造船厂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们
分散在各地，能够碰到一起，谈谈过去的事，真叫人高兴。”扎尔基说。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
门。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
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
一些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在场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几乎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
尔塔绍夫，矮墩墩的个子，五十上下年纪，过去在乌拉尔地区当翻砂工人，他先发言，
声音不大：“是的，有事实为证，出了新的反对派，我们原先就有预感，果然发生了。
新反对派的领袖人物，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
基。他们狼狈为奸，相互打气。如今这个各色反对派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开始行动了。”
坦波夫来的检察员插进来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说过：‘你们记
住我的话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结亲。’当时，季诺维也夫带着
一帮列宁格勒代表一个劲儿反对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一声不吭，净在一边看热闹，心里
则在寻思：‘你们这帮狗崽子，因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直在攻击我，要把我置之死
地，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多
年来都在跟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在各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己派别，
他们决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决不会听命于他们长期激烈批判过的人。
“结果怎么样呢？昨天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今天成了朋友，因为他们都在不择手
段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谁联合都行，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放弃原先的立场也
行。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在他们眼里粪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结盟会使他们过去布尔什维
克的称号蒙上耻辱，可这算得了什么呢？
这个无原则的联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联盟。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
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亚于他们在十
月武装起义前的畏缩。这号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骂
娘话。“呸，差点没说出脏话来！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我还真没见过。”坦波夫人结束了
他的发言。
“一切迹象表明，最近期间这个联合的反对派就会向党发动进攻。这些不断冒出来
的小集团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乱，破坏党的统一。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
把它们彻底了结。我们太放任太宽容他们了。依我看，应该把这些职业的捣乱分子和反
对派一个一个通通清除出党。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斗争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朵拉激烈地说。
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要赶
紧回去。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
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疗养员都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
记。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
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
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
院。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爱克斯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
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
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也不想吃东西。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
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
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
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
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回头
看了一下，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
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
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
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就
这样揭开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
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
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
离开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
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
到。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
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
权。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有点不妙。经常住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
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谁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当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