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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谁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当病号。
我忍受着种种痛苦,而结果呢,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另
外,医生最近发现,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
高的代价。
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
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正因为这样,
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见起色,相反,阴云越聚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能走
动,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刚才我拿到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
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别难过,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
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咱们还能干一阵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
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
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
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
她把手伸给他,问:“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
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您还记得吗?我已经把
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即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里。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拿来了爱克
斯光片和全部化验单。谈话中间,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她听了之后,脸色
顿时变得煞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他盯着教授那秃顶的大脑袋,想从他敏锐的
目光中看出点什么来,但是巴扎诺夫教授不露声色,无法捉摸。
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检
查结果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待她开口。但是她不知道
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
医学现在还无法控制。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
悲剧,我们却没有能力防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和盘托出。她只是用谨慎的
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
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确切些说,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
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我听了不
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临分手
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您生活里什么情
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我一定尽全力
帮助您。”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出租的
轻便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和晒得黝黑的、戴绣金小圆帽的、高声喧嚷
的人群。小汽车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旅客送到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
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希望我们给他找一
个俄国同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从房里传出一句外国腔的俄国话:“请
进。”
保尔进了房间,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长着
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他向保尔温厚地微微一笑。
“顾特莫根,盖诺森[德语“早安,同志”的译音。——译者]。我想说:‘你
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
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势、表情
——总之,用一种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的一切方法帮忙。保尔了解到,埃勃涅是个德国
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这回他旧伤复发,又倒在床
上。尽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饱满,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这样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是求之不得的。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
早到晚向你诉苦,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净。
“可惜的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这样想。
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把病人坐的轮椅。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
毕,都到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们管他们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把轮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
个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另一个
是长着两只深棕色眼睛、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琳;还有一个
是两鬓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这里的确有五个民族:德意志人、爱
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请他们
当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个病室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为语
言相通而亲近起来,使列杰尼奥夫和保尔结交的则是国际象棋。
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到来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
军”。他是经过一场顽强的冠军争夺战,才从瓦伊曼手里夺过这个称号的。爱沙尼亚人
瓦伊曼平时从来不动感情,这次败在保尔手里,心情却很不平静,一直对他耿耿于怀。
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位高个子老头,他虽然五十岁了,看上去却非常年轻。他邀保尔下
一盘。保尔没有想到对方是强手,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尼奥夫不吃弃
卒,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作为“冠军”,有义务同每个新来的棋手都下一盘。下棋的
时候,总有很多人围着观看。走到第九步上,保尔就发现,列杰尼奥夫那些沉着挺进的
小卒在向他步步进逼。保尔这才明白他遇到了劲敌,悔不该对这场比赛掉以轻心。
经过三小时鏖战,尽管保尔聚精会神,使尽一切招数,还是不得不认输了。他比所
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败无疑。保尔看了他的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慈祥地微微
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巴不
得保尔一败涂地,但是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我永远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这句话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他点
了点头,表示赞许。
五天里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瓦伊曼兴高采烈地说:“好极了,谢谢您,列杰尼奥夫同志!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
花流水了!活该!他把我们这帮老棋手全给打败了,可他自己还是在一个老头手里栽了
跟头。哈哈哈!……”
接着,他嘲弄这个曾经战胜过他的败将说:“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丢掉了“冠军”称号。他虽然失去了棋坛荣誉,却结识了列杰尼奥夫,后来列
杰尼奥夫成了他非常敬爱和亲近的人。保尔这次棋赛败北并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
战略的一些皮毛,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输给精通棋艺的大师。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期: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入党正好在
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
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地下斗争,蹲过沙皇监狱,后来一直担任国家的重要行政
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斗争经历,但是这八年却抵得上
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被摧毁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晚上,十一号房间里很热闹。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点黄色笑话,对这类东西他总是津津
乐道。
但是他马上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用机巧辛辣的嘲讽堵他的嘴;
如果不见效,保尔就出面干预。比如有一回,玛尔塔说:“瓦伊曼,你最好问问大伙,
也许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保尔接着用不平静的语气说:“我真不明白,你这样的人怎么会……”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两只小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