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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保尔接着用不平静的语气说：“我真不明白，你这样的人怎么会……”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两只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脸上扫了一下，说：“看来得在政治
教育委员会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女
同志嘛，是当然的反对派，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像个共青
团小宝宝似的……再说，我根本就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之后，说黄色笑话被当做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
讨论。玛尔塔把各种不同观点翻译给埃勃涅听。
“黄色笑话不很好，我和保夫鲁沙看法一样。”埃勃涅表态说。
瓦伊曼只好退却了。他竭力用开玩笑来打掩护，但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讲这类笑话
了。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他估计她大约只有十九岁。但是有一次他同玛
尔塔谈天，吃了一惊，原来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而且是拉脱维亚
共产党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将她判处枪决，后来她和另外一些同
志被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进修，不久就可以
毕业。保尔没有留意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但是这个常来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脱
维亚人已经成了他们“五人小组”的不可缺少的成员。
一个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脱维亚人，调皮地逗她说：“玛尔塔，你那
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怎么过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响起床铃之前一分钟，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大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真
是学到家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到处寻找这只不知从哪里钻进来的公鸡，但是毫无结果。
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不许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难过。他喜欢这个
乐观、开朗、从来不灰心丧气的青年布尔什维克，这个年轻人是这样朝气蓬勃，却又这
样早地失去了健康。玛尔塔告诉他，医生们都说保尔的未来是不幸的，埃勃涅听了十分
焦急。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始终没有允许他下地走动。
保尔向周围的人隐瞒着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根据他那异常苍白的脸色，才猜出
了几分。出院前一个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一封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长
两个月，并且说，根据疗养院的意见，按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不能给他恢复工作。随信
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打
击一样；那时他也常常被打倒，但总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里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
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母亲要儿子
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人全都到码头热情欢送保尔。分别的时候，埃勃涅热烈地拥抱
和亲吻保尔，就像送别自己的弟弟一样。玛尔塔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保尔没能向她告
别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从码头拉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停了下
来。保尔叫陪送他的人去打听一下，丘察姆家是不是住在这里。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
抑郁寡欢，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往日的秀丽；她的两个女儿廖莉娅和达雅，廖莉娅的小
男孩，还有那个胖得像猪似的令人厌恶的老头子丘察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莉娅原先是个打字员，
不久前同丈夫——一个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现在失业闲居。她整天在家哄哄孩子，
帮助母亲管管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以外，阿莉比娜还有一个儿子，叫乔治，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了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戒备目光仔细打量了客人一
番。
保尔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事，耐心地一一讲给阿莉比娜听，顺便也问问她们的生
活情况。
廖莉娅二十二岁。她是个心地淳朴的女子，栗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庞宽阔，显
得开朗大方。她和保尔一见如故，把家中的私事全都主动告诉了他。保尔从她嘴里了解
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扼杀一切主动精神，不给人丝毫自由，把全家压得气都透不过来。
他心胸狭隘，目光又短浅，还好吹毛求疵，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整天提心吊胆，
因此，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妻子对他更是恨之入骨，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的暴虐行
为。两个女儿总是站在母亲方面。家里不断发生争吵，生活过得很不愉快。成天都为大
大小小的事情怄气，没完没了，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的。
家里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从廖莉娅的话里可以知道，他傲慢自负，好吹牛，讲究
吃穿，喜欢喝酒，是个地地道道的浪荡公子。中学一毕业，乔治这个母亲的心肝宝贝，
就伸手向母亲要钱到京城去。
“我去上大学。叫廖莉娅把戒指卖了，你的东西也卖卖。
反正我得有钱花，你们怎么弄到钱，那我不管。”
乔治摸透了母亲的脾气，知道她对他有求必应，因此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这个弱点。
他对两姐妹很傲慢，看不起她们，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抠来的钱
和达雅的工钱全给儿子寄去。可是他呢，考大学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孙山，却逍遥自在
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这天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她来了客人。她腼腆地
伸出手，同保尔握手问好。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她羞得脸一直红到耳根。保尔没
有立刻放开她那长茧的有力的手。
达雅满十八岁了。她长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型的细眉
毛、端正的鼻子和固执的红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欢。带条纹的工装上衣，紧紧箍着她
那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胸脯。
姐妹俩各住一间狭小的房间。达雅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一只柜橱，柜橱上放着各
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来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一盆深
红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纱窗帘用一条天蓝色的绦带拢在一边。
“达雅从来不欢迎男人进她的房间，可是您看，为您竟破了例。”廖莉娅开妹妹的
玩笑说。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
丘察姆专心致志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从眼镜上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
“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脑袋就打开了花，很明显，是个标准的公子哥儿。第
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该着他的似的。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是阿莉比
娜干的好事。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早点滚蛋。这帮党员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恶心，
什么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们。这下好，家里又来了一个，鬼知道打哪儿
冒出来的。”
他气恼地寻思着。为了给客人找点不痛快，他幸灾乐祸地问：“今天的报纸读了吧？
你们的领导在火并呢。就是说，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跟我们平头百姓不一样，暗
地里却都在拆对方的台。真热闹。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后来这两个
人降了职，他们几个又联起手来对付那个格鲁吉亚人，哦，叫斯大林的。
“嘿嘿！还是有句老话说得好：老爷们打架，小人们遭殃。”
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两只眼睛冒火似的，盯着老头子。
“你说的老爷们指谁？”他一字一句地问。
“随便说说罢了。我是个非党人士，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
年轻时候当过一阵子傻瓜。一九○五年扯扯闲谈，蹲了三个月班房。后来看清了—
—得多替自己着想，别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谁也不会白给你吃闲饭。眼下我是这么个
看法：我给你干活——你给钱，谁给的好处多，我就拥护谁。什么社会主义啊，对不起，
这些废话全是说给傻瓜听的。还有什么自由啊，你给白痴自由，他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呢。我对现今的政府不满意，那是因为我看不惯时兴的那套家庭规矩，还有别的一些说
道。伦理道德、社会风尚全扔到了脑后。说结婚就结，说离婚就离。一百个自由。”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喘过气来以后，他指着廖莉娅，说：“这不是，谁也
没问，就跟那个野汉子同居了；跟谁也没商量，又散了伙。现在倒好，还得养活她和一
个野孩子。太不像话了！”
廖莉娅痛苦地涨红了脸，藏起满眼的泪水，不让保尔看见。
“照您这么说，她倒应该跟那个寄生虫过下去？”保尔问，两只眼睛燃烧着怒火，
直瞪着老头子。
“本该先看好了，要嫁的是个什么人。”
阿莉比娜介入了谈话，她强忍住满腔恼怒，断断续续地说：“我说，老头子，你干
吗当着外人的面谈这个呢？谈点别的不行吗？”
老头子猛地凑到她跟前：“该说什么，我自己知道！打哪天起竟教训起我来了？眼
下这世道，甭管你说什么，都叫人生气。
“比方昨天吧，我听帕韦尔·安德列耶维奇开导他那几个女儿，对，好像是他，没
错。练嘴皮子你是把好手，这我没说的，可除了嘴皮子，总还得喂饱肚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