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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接待组人员返回北京后，一律不准解散回家，全体到外交部集中、待命。我们立
即意识到周总理要亲自过问上海发生的事情。
到北京后，我们带着行李全部集中到外交部三楼的会议室。年轻的干部没有思
想负担，依然说说笑笑。但于桑、章文晋深感责任重大，心情十分沉重。晚上，周
总理将全体接待组召集到西华厅开会，严肃地批评了陪同团的领导没有及时报告、
处理，语重心长地又讲了一遍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接下来是为尼克松
总统的访华作紧张的准备。访问的接待工作做得十分周到，应当是万无一失的，最
难之处仍然是访问最后要发表的公报。而这部分最艰巨的任务是交给乔冠华与基辛
格去完成的。当时有三个同时进行的会谈。尼克松与周总理本人的会谈都是在大的
战略问题上求同存异。此外，需要安排尼克松很多公众场合的参观访问。第二处会
谈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姬鹏飞与罗杰斯国务卿就双边关系、民间来往进行的讨论。当
时尼克松的对华方针全部交由白宫安全顾问基辛格处理，主管外交的国务院实际上
是坐冷板凳。周总理深知美方的意图，所以安排了罗杰斯对口中国外长姬鹏飞的会
谈。当时周总理曾对尼克松讲，“让两位外长去谈双边关系，我们的外长也有他的
局限性。”
被尼克松点名当翻译
当时最艰苦的会谈是就公报的内容，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的会谈。这个谈判在
乔冠华与基辛格之间进行。他们二人整日躲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
争的斗争。我在晚宴上以及晚上的汇报会上见到乔冠华，总见他神情凝重，无心桌
上的美味佳肴，却不断抽烟。
本来，在接待尼克松一行的访问中，我的任务只是陪同尼克松夫妇参观访问。
那是最为轻松的工作。我陪他们去长城，陪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饭店厨房。但我刚
刚轻松了两三天，在尼克松答谢宴会的前一天晚上我陪同尼克松夫妇乘车时，尼克
松总统突然对我说他已向周总理提了个请求，要求在他答谢宴会致辞时由我给他翻
译，而不是欢迎宴会时为他翻译的冀朝铸。他的理由是周总理在宴会上讲话时的翻
译是位女士（唐闻生），而他的翻译却是一位与他一样高大的男士，他的搭配形象
不如周总理，因此要求用他夫人的翻译来换冀朝铸。当时，我说冀的英语比我强，
还是他更合适。当晚，我对小冀说我无论如何不能上去给尼克松翻译。不仅宴会厅
的主宾有上千人，而且美国的新闻媒体来了近四百人，这是当时与外界十分闭塞的
中国从未见到过的场面。我说我经验不足，一定怯场。小冀一再鼓励我，我还是不
敢。最后同小冀达成协议，北京的答谢宴会仍由他上，离开北京后，在杭州、上海
由我上。当我在杭州第一次站在那么多美国媒体面前为美国的总统翻译时，不知怎
么，突然一点都不感到胆怯了，只觉得十分兴奋，而且特别有信心能够翻好。这常
常是我性格中不肯认输的一面。
第二十八章
尼克松访华圆满成功
1972年的2 月27日下午四时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这个礼堂里签
署了后来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七日”的“上海公报”。当时的激动今日仍历
历在目，只是当时主宰了改变世界的一代风流人物却大多数已被一黄土掩埋。公
报签署当晚，周恩来在锦江宾馆举行了盛大告别宴会。这是尼克松访问一周中最轻
松、最欢快的一次宴会。上海公报签署之后，中美双方就举行了新闻吹风会。此时，
当周恩来与尼克松相互祝酒时，世界已经得知了公报签署的消息。一周来双方的针
锋相对、唇枪舌箭暂时告一段落，尼克松的访问得到了圆满的成功，从此世界打破
了过去的冷战时代格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次的宴会上，周总理询问尼克松的翻译理查德·弗里曼是哪里学的汉语。
在有一次会谈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关系时用了“parallel”这个词，说双方的利益
是“parallel”的。我们的翻译当时译为“平行”的，这自然没有错。但弗里曼却
提出了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例如双杠（parallelbar ）始终往同
一方向延伸而不相遇，他认为他们总统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周总理于是问他以为如
何译才是他们总统的原意。弗里曼说：我认为应当译为“殊途同归”。虽然从我们
翻译一般遵守的“忠、信、严”来讲，这种译法有些属于意译，但周总理对他仍留
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说他汉语的底子很好。
父亲著作送外宾
在告别宴会上，周总理又想起此事，弗里曼回答说是在台湾学的汉语。周总理
感叹说：“台湾对古典汉语比我们重视。”此时，周总理转过头指着我对尼克松说
：“我们这位翻译，她的父亲是中国的大学问家，八十多岁高龄还完成了一部百万
字的巨作。可惜她没有学到她父亲的学问！”尼克松礼貌地表示很钦佩，弗里曼很
有兴趣想知道我父亲完成的巨作是什么。周总理说父亲的著作是《柳文指要》，是
研究唐代柳宗元的思想和风格的。接着，周总理对我说要我找一套《柳文指要》送
给弗里曼。
宴会后，除了礼宾司的人马还有次日的繁重送行安排，其他人总算可以睡个安
稳觉了。但是，我却为那套周总理许诺的《柳文指要》犯愁。尼克松一行第二天上
午即启程回美，，我到哪里去找这套书？我请当时的上海外办主任冯国柱替我去找。
他答应尽量找到。清晨六时，外办主任急匆匆跑来对我说“找到了，找到了！”我
接过他手中的“柳文”，看得出那是一套用过的书，就问他怎么有些旧。他说实在
找不到，最后是上海市委写作组里有一套，就拿来了。我听说是市委写作组用的就
多了些小心。于是他走后，我把上下两卷共十四本的线装版书籍逐页检查有无眉批、
夹条。果然在书中找出了几张条子，都是批驳“柳文”的，有一张条子还写着当年
被鲁迅痛斥的落水狗又在搞封建主义复辟等等。我庆幸自己比较小心，没有让这些
字条随书带回美国白宫。
对于尼克松的接待工作应当说是十分周到和成功的。有件事使我们觉得有些尴
尬但也很好笑。上海市区住房很紧，无晾晒衣服的地方。2 月份又是阴冷季节，凡
出太阳之日，老百姓纷纷晾衣晒被，有晾在家门口马路上的，也有从楼上窗口伸出
一根根竹竿的。这是过去上海比比皆是的街景。在尼克松访问的那两天，上海市政
府下令一律不准晾晒衣被，因此上海街道里显得出奇地整洁。28日上午是个难得的
冬日大晴天，阳光灿烂。不准晒衣的禁令的有效期是到尼克松离开上海。于是，在
“空军一号”起飞之后，当我们驱车回宾馆时，上海的街道上一改前一日空空荡荡
的冷清，变得热闹非凡。五颜六色的衣服和棉被挂满了家家户户的门前窗外。当时
美国四百多人的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在送走尼克松之后又回到市内，他们获准多停
留一日，补一些采访和摄影。美国的这些记者们见到这种景象兴奋不已。其实我看
他们后来的报道倒也并无恶意，只是我们企图给别人一种毫无瑕疵的感觉，而这是
非常不现实的。真实其实是最美的。
第二十九章
小店偶遇
我第一次见到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的1967年4 月或5 月，地点
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
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
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学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
口的斗争：“造反团”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另
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
些“老保们”自然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
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
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
就在这喧嚣一时的派仗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
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
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我禁不住
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
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
就交头接耳起来：“你认识他是谁吗？”“不认识。”“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
造反派贴了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我一愣，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
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
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
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
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
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
4 年之后再相见
我第二次见到冠华已是四年后的1971年暮春。1968年我在外语学院第二次受冲
击，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上书毛主席。
1971年3 月，我在干校接到调令，于3 月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