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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进楼门的走廊的左边。在那长长的屋里，有好几排水泥抹的水槽，一大排水
龙头。这一层楼面的学生不分男女都使用同一个盥洗室。最令人止步的是那两间厕
所，就设在盥洗室里间，一间男一间女，要非常小心才不会开错那简易门。
我记得当我们被告知，那大仓库是我们的宿舍，那木头大架子是我们的床铺时，
有的上海来的女学生当时就哭起来，哽咽地说上当了，她是来上大学的，怎么会跑
到这种“蹩脚”地方来。
学校可能预见到我们会有思想波动，所以采取了打篮球“人盯人”的办法，派
了许多老同学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讲学校的革命传统。“木已成舟”，我们再不
情愿也只好在那木架子里安身了。可是到开晚餐时又出了新的问题。我们等待着老
同学带我们去学校的饭厅用餐。但结果是，我们被带到伙房外面的一块空地，每个
人发给一套碗筷和一个粗麻绳穿的小马扎。老同学说，学校没有大饭厅，取了饭就
在这露天的空地上坐在自己的小马扎上吃饭。众人哗然，说这哪里是个大学，简直
是劳改所。
大学也罢，劳改所也罢，这就是我们的大学。不论它开始时让我们多么失望，
但后来它却使我们魂绕梦萦，难以忘怀，因为我们毕竟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
了这个校园。
开学不久，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以其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使我们这批新来的学生为
之信服。生活上的艰苦已经习惯，也就不是重要因素了。当时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系
云集了一批全国第一流的教师，教授中有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李秉汉……
怀念大学时代
我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我们一个班的同学真是充满
了团结、友爱、奋进的朝气蓬勃的良好气氛。我始终觉得那是个无比光辉的年代，
因而都具有那种无私的献身精神。那时候的年轻一代人似乎心灵都很纯洁，没有那
么多“私心杂念”，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
同班女同学中，陈佩冬是我的好友，我们睡上下铺，我在上面。我们二年级时，
李秉汉教授给我们上精读课。其实我和陈佩冬并不相像，我的个子也比她高很多。
但不知为何，李公总是把我们两人弄混。他点我名问问题时，总是叫我陈佩冬，而
叫陈佩冬回答问题时又叫她章含之。开始，我们还纠正他，后来发现李公认定了我
叫陈佩冬，而她叫章含之，我们也就将错就错，反正期终考试，考卷上有名字，弄
不错就行了。所以我们全班十五个学生都习惯了在上李公的课时，每当他叫陈佩冬
时，我站起来，而叫我时，陈佩冬站起来。我们两人都不计较李公对我们课堂表现
的评价。有趣的是，那个学期结束时上最后一堂李公的课，当他叫到陈佩冬，我站
起来时，李公突然仔细地看着我。然后说：“Oh，IamSorry，youare章含之！”我
们全体同学友好地都笑起来，李公问：“HaveIalwaysbeenwrong？”（我一直弄错
了吗？）我们笑得更厉害了！这件事在相隔四十三年之后，我们老同学聚会时还常
常记起。
第九章
避不开政治的困扰
当然，生活在一个强调阶级与政治的制度下，即使是一群欢乐的年轻大学生，
也避不开政治的干扰。记得我们大约在一年级下学期时，学校在新生中开展了一个
“忠诚老实”运动。我们当时完全不懂得这个运动的严重性，因为我们才十八岁，
我们十八年的历史除了幼儿园、小学、中学，什么都没有，因此又有什么可以向党
组织“老实交代”的呢？后来，我们意识到，这个运动主要是查我们的家庭、社会
关系。即使这样，我们也都坦然处之。其实我们入学前，学校人事干部早就看过我
们的档案，这个运动无非是考验我们自己的忠诚程度。
我们每个人都要写一份详细的交代材料，要交代家庭中的每一个直系和旁系亲
属的政治面目和解放前的活动。我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严重问题，父亲是知名的党
外民主人士，他的历史其实共产党比我更了解。所以当党支部书记老何看了我写的
材料后多次退回来叫我再好好考虑有何遗漏的海外关系时，我不知道他掌握了什么
我所不知道的秘密材料。老何是新华社派来学习的调干，是个真正的老干部，和小
Uncle 很不一样。当时新华社派出了一批干部来学外语，准备派出国，老何夫妇大
概是其中资历最老的，地位也最高，他到了外国语学院就被指定为党支书。
“木子口一”事件
终于，有一天，老何神态严肃地找我谈话。他讲了许多对党必须忠诚老实的大
道理，然后单刀直入地指出我在交代社会关系时有隐瞒。我真的被他吓坏了，我说
凡是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我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海外关系。老何说是我自己的关系。
我更懵了，我才十八岁，哪里来的什么复杂海外关系。我急得哭了，我说：“我真
的不知道我隐瞒了什么。”老何说：“你自己不交代，那就只好组织上点出来，不
过那就不是你交代的了。”我哭得很厉害，心想就因为想不起一个什么社会关系，
我这一辈子都完了！我说：“老何。你说吧，我实在想不起来。”老何提高了嗓门，
对我说：“我问你，那个日本人木子口一是你的什么关系？”我被他问得莫名其妙，
我说我根本不认识日本人。
下面的故事是一个十足的笑话。但这种笑话竟差一点影响了一个年轻的十八岁
女孩的一生。老何说我有一本书是一个叫“木子口一”的日本人送我的，他曾见到
这本书，而且问过我，我当时对他说这是我的一个要好的日本朋友送我的。他问我
为什么这个日本人在题字时自称“谣校校长”，称我为“教务长”。当时我对他说
我和这个日本人办过一个“谣言学校”，他是校长，我是教务长。老何把这件事记
得很牢，在这次“忠诚老实”运动中，他一直等待我交代这“谣言学校”和这个
“日本人”的事情。
我听完老何所说，破涕为笑，而且笑得非常开心。老何叫我严肃点，可我实在
严肃不起来，因为那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事情是这样的：我在书店买了一本厚
厚的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的新著《走向新岸》的中译本。我的同级同学，也是我的
中学同学李中见到了，随手开玩笑地在扉页上提了两行字：一行是“赠给谣校教务
长章含之”，下面落款是“谣校校长木子口一”，“谣校”来自我们当时正在读的
一本著名英语喜剧“SchoolforScandal”（《谣言学校》，英国著名作家谢里颐著），
而“木子口一”则是“李中”两个字拆开后变为类似日本名字的四个字的玩笑！
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玩笑几乎成了断送我一生政治生命的根源。幸好我们当
时只有十八岁，如果是三十八岁，恐怕老何不会轻易相信，他还会追问下去，同时，
也幸亏老何是个公正的老共产党员，因而除了批评我今后不可开这种“政治玩笑”
之外也就没有再难为我。也幸好那不是在后来的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中，
1954年的时候政治气氛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缓和的。但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政治问题
是很令人生畏的。
第十章
跻身于政治斗争中
我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虽然积极申请入党，但我却从来对政治没有太多的兴趣。
入党、入团是当时每个年轻知识分子的追求，我们很少想到加入了共产党意味着从
此跻身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
1957年1 月6 日，英语系党支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那一天是我
一生中最为激动的日子之一。那天晚上，年纪轻轻的我竟失眠了，我写了长长的一
篇日记，憧憬着壮丽的未来。我真的觉得从那一天起，我以庄严的誓言把我一生贡
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当全体党员举手通过我的申请时，我流泪了，那是一个
年轻知识分子愿意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一切的真挚的眼泪。我以为加入共产党意味
着我将用我的知识为我的伟大的人民服务。我怎么也想不到后来我会卷入到共产党
最高层的斗争中去，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冠华和我打进了十
八层地狱。
我在外语学院完成了我政治上的定位，后时也塑造了我的内心世界。我的四年
大学生活的头三年是中国处于相对平静的时期。特别是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
科学进军”，知识受到尊重，知识分子也同时受到尊重。我记得那时给高级知识分
子发一个证，可以优先上公共汽车。饭店里特殊桌子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
当时，科学与文化一片欣欣向荣。
就在那几年宽松的气氛中，我们得以读了很多书。我喜欢文艺作品，因此读得
最多的是小说。英国19世纪末的作品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我少年时代，
我在上海的电台中听了广播剧《水仙花》，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可是感动得泪流满
面。到了大学才读了它的原著《简·爱》。我的一生感情无形中受到这本书的很大
影响。那种对爱情的坚韧和自我牺牲，似乎一生都在影响着我。记得有一次，我和
冠华饭后从家里的饭厅出来，我拉着他的手。那时冠华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但不知
为何他突然对我说：“将来有一天，我的眼睛瞎了，你就这样拉着我去讨饭。”我
的眼前立即出现了罗切斯特双眼失明，穷困潦倒后，简·爱回到他身边，终身陪伴
他的情景。我说：“当然！如果有一天你丢了官，我跟你回家种地，你眼睛瞎了，
我拉着你。”说这话时虽然似乎都是玩笑，但我们处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却都
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