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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再说，在口语方面，
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是要请知识分子。
“毛主席望着我兴奋地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
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
后来，毛主席给我布置了任务，要我先向杨德中和周恩来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
次谈话并请他们两位帮助落实。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立即去
湖北沙洋干校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工作。他说给我半年时间把教改方案搞
好，并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我还应当组织教师着手编写新教材。
离开校园搞外交
在毛主席同我谈完教改之后，他突然转换话题对我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
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由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
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可以。你这位女
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
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
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
听了主席的建议后，我愣在沙发里了！我那时心里惟一的奢望就是等这场“革
命”结束之后回到我的讲台上去，外交这个从未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既然主席说
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从。
第十八章
走进外交部大楼
1971年3 月末的一个早晨，北京的春天尚未真正来临，空气中仍有丝丝凉意。
我背着那个年代流行的黄色军用背包，里面装了一个当时大学里很时髦的当作茶杯
用的果酱瓶，外面用五颜六色的透明塑料绳编织成各种图案的套子。其他就是我的
转组织关系的材料了。我跨进了位于东四的外交部大院，我是来报到的！
对于从大学教师转行到外交部，我丝毫不觉得兴奋。对于我学习、工作，也可
以说战斗了十八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我十分留恋，那里留下了我的青春岁月，留
下了我的朋友，留下了我钟情的英、美文学研究，也留下了我的象牙塔。外交部对
我是如此陌生，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新的环境、新的人群、新的工作。但因为这
是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只能服从。当然，我最最浑然不知的是，从我跨进这个大
楼的一刻起，命运就来了一个急转弯，从此我步入了一个深不可测、荆棘丛生的人
生大森林。那里有极为壮丽的七十年代中国外交的景观，有我的爱情绝唱；但也有
急流险滩和猛兽陷阱随时准备吞噬我，也最终吞噬了我。
有不少人以为我的前半生有幸常能有机会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甚至深知当时
他作的许多政治决定，其实那是误传。我的确有幸多次见过他，但大多数是在他会
见外宾的场合和一些我莫名其妙地被点名参加的政治局一级的高层会议上。我和毛
泽东主席的个别接触主要还是六十年代初，我还是外语学院一名英语教师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我每个周日到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去帮他学点英文，陪他聊聊天。
回想那时我对政治的了解几乎是白痴。许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才意识到那时毛泽东
大概是处于低潮的思考时期，他找我去学英语是一种消遣，而他正在酝酿的恰恰是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而我却幼稚地与他大谈文学与政治题材在外语教学中的比
例！
到了七十年代，我已到外交部，也有过不少机会见到他。但那时他的身边环境
比六十年代似乎复杂得多了，有不少人在争宠，也多有勾心斗角的帮帮派派，我其
实都不在其中。七十年代我单独见到毛泽东的仅仅两次，一次是1970年6 月，那一
次他找我去谈外语教改并决定调我去外交部。另一次是1972年，我向他汇报，根据
他的指示，我在纽约会见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顾维钧的情况。两次会见都不涉及党和
国家的政治。
半生遭遇身不由己
然而，尽管我见毛泽东的机会并不多，更不是他身边的“亲信”，但回顾我跌
宕起伏的一生，毛泽东却像神一般主宰着我的命运———1969年他曾拯救我于“文
化大革命”中军宣队、工宣队的迫害，1970年他决定把我从外语学院调往外交部，
从而把我推到了声名鹊起的人生顶峰，也使我经历了与乔冠华的十年生死恋；但也
恰恰是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用一句“乔冠华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
杀王、唐”的“最高指示”，把乔冠华与我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冠华为此付出了生
命的代价，我也是九死一生。此后又由李先念副总理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上关于罢免乔冠华外交部长职务的讲话中以“毛主席生前指示”作为重要依据，我
想他们总会是有根据的吧。就是这一句话，使乔冠华和我成为毛泽东八十三载生涯
中最后亲自指示打倒的两个人，那应当是在打倒邓小平之后不久的1976年6 月间发
生的事。我们当时被毛泽东点名的“罪行”是在外交部的“批邓”运动中“不批邓，
整王、唐”。
如今，这一切的荣辱更替、恩恩怨怨、生离死别都已成历史的过眼云烟。此时
此刻，一幕幕当年的情景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似醒非醒。一切都如我眼前的海
上晨雾，当太阳升至中天时，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庆幸我能劫后余生，闯过了
那重重的生死险关，活至今日，能冷静地面对历史。而这历史正是从1971年3 月末
那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开始的。那一年我37岁，风华正茂的年龄！
第十九章
被分到巴基斯坦组
我走进外交部大楼，到了位于二层的干部司办理入部手续。干部司里人很多，
都很忙碌，有的干部刚从国外使、领馆回来，有的正要去赴任，好像我是惟一新调
入部的。最终有一位大概处级干部非常公事公办地为我办完了手续，通知我分配在
亚洲司四处，叫我拿一张条子到亚洲司刘春司长那里报到。
我有点不解。1970年6 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召我到中南海去谈外语教改并决定
调我到外交部时曾说“你这位女同志，能说能写，也敢说。你先去外语学院干校搞
外语教改，编写新教材，筹备招新生。办完这些事后你就不要留在学校了，我要调
你去外交部。中国需要你这样的女外交官，女新闻发言人。”我以为根据毛主席的
指示，我会去新闻司，却不知为何把我派到了亚洲司四处的巴基斯坦组。说实话，
那时候我对南亚次大陆一无所知，对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更是如同在另一个星球。后
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
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
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
那时的亚洲司在四楼的东侧，司长是刘春。刘司长曾是军人，听说来部前是少
将军衔。他是个非常认真、敬业的领导，我觉得他特严肃。来亚洲司前刘春曾是驻
老挝的大使。
刘春简单向我介绍了亚洲司及我要去的四处，又介绍我见了几位副司长，于是
就带我到了四处，由唐叶文处长把我最终接收了。
亚洲司四处在最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主管着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巴基斯坦两
个大国以及尼泊尔、阿富汗、不丹、锡金和斯里兰卡各国。处长唐叶文是印度问题
及中印边界方面的专家。我在外交部十年，唐叶文大概是我惟一的属于外交部“老
人”中的朋友。她纯朴、善良、乐于助人；在外交部这样一个偌大的名利场中，她
是极为少有的不计个人名利升迁的好人。
小唐热情接待了我，使我从踏进这座楼以后第一次感到有一丝轻松。她介绍了
四处的工作，告诉我今后分在主管巴基斯坦的一组里，由一位邵姓老同志带领我熟
悉业务。
尺子剪刀加浆糊
我终于在楼上楼下不断会见众多的陌生面孔之后在唐处长早已为我准备好的那
张大办公桌前坐下了，这小小的一平方米将是我在这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间里的个
人角落。我的对面是一位主管阿富汗的姓马的老同志，他会说普什图语。我的斜对
面是那位邵先生。他那时四十开外，也属外交部“老人”。短小的身材，深度近视
眼，镜片至少1000度以上。我向他打招呼并说今后要请他帮助。他客客气气地答应
着，但给我的感觉是他并不喜欢有我这个外来者进入他的领域。我请问他我的工作
任务是什么。邵先生似乎早有准备，从抽屉里拿出了三件东西———一把很长的尺
子、一把很长的剪刀以及一瓶当时文具店里惟一能买到的装在一个极为粗糙的小玻
璃瓶里的浆糊。邵先生说：“你把这三件东西收好，你每天要用它们干活。”我莫
名其妙！我来参加外交工作，为何要这些做手工用的工具？邵同志是个慢性子，他
不紧不慢地解释说：“你每天的任务是看上、下午各一本的‘参考资料’（当时的
内部国际新闻资料，由新华社编发），凡有关你主管的巴基斯坦的消息，你就把它
们剪下来，交给我作为调研资料。剪刀自然是裁剪新闻所用。尺子是让你先划好道，
可以裁得整齐。裁下来后用浆糊贴在废纸上，钉起来再交给我。”我目瞪口呆！
“文化大革命”前，我已是外语学院助教讲师交叉级的骨干教师，并且是王佐良教
授领导的英美文学教研室成员，我也已参与开设英语系英美文学讲座课，主讲英国
19世纪女作家的代表作。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如今，毛泽东主席调我到外交部，
我的任务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