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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们要我们蹦跳，要我们跪着跳，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得把手伸向前方。有时，他们又叫我们在地上打滚，在泥泞里打滚。。我们成了木偶。但我们必须忍受这一切，每天都忍受着，这被说成是英雄主义行为。点名时，他们让我们光着脑袋站在雨里。第二天，我们还没有恢复疲劳，又迎来了这没有尽头的充满着凌辱和苦难的一天。晚上，一天劳动过后，我们又被迫在风里雨里站立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疲倦，困乏，饥肠辘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此生活。我们还常常遭到宿舍或禁闭室的头头们的最粗鲁的殴打和辱骂。我们被折磨得精疲力尽，躲在床上，失去任何希望，更不敢想被释放的事。。他们把我们变成了一些面目可笑的人，把我们变成了一本注册簿，一本越来越残破的账本，直至腐烂，最后被烧毁。他们还嘲笑我们，说我们就象臭狗屎一样没有任何价值。对我们来说，他们唯一的仁慈就是他们的手枪。我们本来是堂堂正正的人，可他们硬要把我们变成另一种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昂首挺胸去接受他们的子弹呢？是因为我们珍惜生命吗？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他们享受枪杀我们的快乐吗？是因为我们还盼望有一天能被释放或得到自由吗？。。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还不能侮辱我们的内心吧。。
和希特勒所讲的“彻底解决”一样，纳粹党的领袖们后来在处理他们所认为的“犹太人问题”时，便使用了“全面、总体解决”等说法，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解决问题”的含义并不排除从“肉体上消灭”、“解决”对象的可能性。此外，在后来缴获的所有关于“最后解决”犹大人问题的文件中，德国人使用了一些含义与此相同的词汇表达他们的思想，如“斩草除根”、“消除”、“排除”等。1943 年10 月4 日，正值战争全面展开之时，希姆菜本人在彼森发表的极其恶毒的演说中，就使用了“排犹”、“铲除犹太人”等说法。人们可以而且已经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即纳粹分子一直用温和的词句掩盖其灭绝犹太人的真实意图。就算是如此吧。但是，第三帝国的反犹历史表明，虽然纳粹早有灭绝犹太人的意图，但也只是在1941 年至1942 年冬天美国人参战后，这种意图才开始被付诸实施。
集中营里的盖世太保正式称呼是“政治处”。它的中心设在奥斯威辛Ⅰ号集中营。
这是一个宗教裁判所样的组织，在犯人、雇佣人员和党卫军分子中都有其密探。它的爪牙时刻待在集中营里，并随时可能搜查突然碰到的犯人和在营中工作的雇佣人员。警卫人员乘坐摩托车和小汽车在营中来回巡逻，严密监视，不让犯人和党卫军或者雇佣人员进行接触。
盖世太保分子柏格尔、勃洛亚德和格拉勃涅尔尤为臭名昭著，他们屠杀了数千人。
有必要说明一下集中营内（包括奥斯威辛比克瑞灭绝营）盖世太保（政治处）的作用和任务。奥斯威辛，这是犯人，特别是政治犯人生命历程上的最后一站。这些犯人被盖世太保送到集中营时，都随身带有身份证明，上面写着：“不宜返回”。在这里，对于盖世太保来说，每个不宜返回的人都应该“消失”。怎样办？在什么地方？没有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盖世太保可按照集中营头头的“口味”便宜行事。纳粹分子的计划基于这样一种设想：政治犯人在集中营的犯人中间，较之在狱中或在军人牢房中能更快地暴露自己。
送到奥斯咸辛的“危险的”政治犯，都终身不得自由。这些犯人有特殊的档案。尽管他们中间也有犹大人，但是从来不把他们送进毒气室。在保存在集中营档案里的有关他们的文件上，都有特殊的符号。
这些犯人被强迫和所有的囚犯一样干活。但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夜监视，期望能发现他们的政治活动。奥斯威辛和比克瑙政治处的党卫军费尽心机地想找到各个抵抗小组，并跟踪那些“形迹可疑的”政治犯，尽管这种阴谋很少能得逞。
为了更有效地监视犯人，盖世太保采取了各种处心积虑的方法。他们用给干轻活和增加食品量的办法，收买某些犯人。而当这样的叛徒在犯人中间暴露时，他们就把他迅速送进毒气室。
党卫军分子还常常套上囚犯的衣服，混进犯人中间去，以便从判处死刑的犯人口中获取情报。这些死刑犯人关在奥斯威辛I 号囚舍。党卫军分子把他们送到这座囚舍，答应只要他们提供有关I 号囚舍的犯人们的情报，就让他们活命和自由。党卫军分子是很懂得判处死刑的人们的心理的，他们都想利用这一机会。他们知道，每个囚犯在狱外部有亲人，都想向亲人传递一点消息。通常，囚犯们在死亡面前都向同营的伙伴们但露自己内心深藏的秘密。但是，政治犯却保持警惕，如果有谁表现得不可靠，马上就疏远他。
政治处的爪牙们谨慎地保守着比克瑙的秘密，绝不让它越出集中营的墙壁，讲述在比克瑙所发生的一切是严禁的。
要是有人从集中营逃跑了，警笛就把全体犯人叫来点名，因为不如此就无法确定究竟是谁逃跑了。
点名通常要持续好几个小时，犯人们要一直站着。同时，党卫军和卡保还要对全营及其周围地区进行搜查。
如果逃跑者彼抓住，他就落到盖世太保的手中，遭到审讯，要供出逃跑计划和同谋者。如果发现逃跑者有钱和在营中偷到的物品，他们就要把他关到单人牢房里扣押好几天和好几周。
最机智的逃跑者是苏联人。1942 年10 月，一批苏联战俘实现了一次最勇敢的集体逃跑。晚点名后，一些苏联战俘在党卫军押解下对营区进行搜查，因为有一名犯人不是逃跑，就是躲藏起来了。当苏联战俘们一出现在高耸的了望塔旁，他们就高喊一声“乌拉！”推倒了望塔，塔上的党卫军被摔倒在地，于是他们就乘乱逃跑了。
后来，比克瑙又来了几列车苏联战俘。他们相互帮助，坚强地忍受着营中的恶劣条件。
苏联人通常是这样逃跑的：干活时，他们在地里挖掩体，在干活临近结束时躲到里面去。由他的一位同志把掩体封住。当夜色降临，逃跑者就从藏身处跑出来，爬过铁丝网，跑向东方，跑到前线去。
1944 年春天，警笛刻板地在5 点钟左右吼叫起来，宣告一名苏联战俘或者甚至是一组苏联战俘逃跑了。而苏联逃跑者被抓回集中营的事情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从居民对囚犯们抱敌视态度的集中营周围地区穿越出去，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女营中也发生了几次逃跑事件，参与者也都是苏联妇女。
1943 年初，一名逃跑犯人的两名亲人被抓到比克瑙。所有的犯人被迫列队从逃跑者的母亲和未婚妻的面前走过，这两个不幸的妇女手中举着小牌子，上面写着：死亡威胁着任何一个想从集中营逃跑者的亲属。
1944 年春天，党卫军又搞了一次这样的把戏：命令所有的犯人列队走过在试图逃跑时被枪杀的犯人的尸体。
根据囚犯地下组织的决定，要分批组织逃跑，逃跑要五人一组：在比克瑙干活的奥斯威辛Ⅰ号营三名，比克瑞的两名。一次，逃跑者藏在集中营的障碍物里面。同志们给他们拿来食物、指南针、地图、剪刀和两支手枪。
下午4 时，警笛宣告有人逃跑了，全体犯人被赶回营来点名，少了五个人，于是，党卫军和卡保搜查营区，犯人们不得不站到很晚的时候。下一夜，三名逃跑者在试图越过封锁线时被枪杀，另外两名不得不折回原来的隐蔽地点。翌晨，地下组织得知，其中一人受了重伤，需要医疗，另一名因逃跑的悲惨结局而沮丧。
一名囚犯医生想法来到了掩体。他检查了伤员，并告诉地下组织，他的病势没有希望。地下组织的成员秘密给逃跑者供应食物和饮水。三天后，伤员决定去向集中营当局自首，局势变得极其危急。于是，地下组织决定将他处死。这五个囚犯中最后只有一人逃了出去。
但是，逃跑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因为每一个犯人都知道，如果不逃跑，在比克瑙别无生路。从比克瑙逃跑的总计有数百名囚犯，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功地摆脱了党卫军的追捕。
一些犯人试图逃跑而被处死，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了党卫军所用的奸细。
囚舍长施奈德尔就是这样一名奸细。他和犯人开诚布公地谈话，宽恕他们无关紧要的过失，帮着做一些“组织”工作，最后答应帮助犯人逃跑。两名波兰犯人为施奈德尔弄到了很珍贵物品，并和他谈妥：他将他们带过重重铁丝网。
一天，施奈德尔带着一纸提审公文来找他们。准备逃跑的两名波人跟着他走了，但施奈德尔并没有将他们带出铁丝网，而是带到“库房”里，交给盖世大保，并在那里声称：他们想逃跑，因而试图收买他这个党卫军人。于是，这两名囚犯受到讯问和拷打，最后被绞死。
如果不是一个被吊死的人“讲述”了这一切，这些犯人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是怎样被抓获的，谁杀死了他们。在他的尸体上，囚犯们看见了用化学铅笔写的一行字：“囚舍长施奈德尔出卖了我们，为我们的死难报仇！”
还有另外一件党卫军的阴险勾当：有一位叫布洛·兰格尔的斯洛伐克人，在党卫军中发现了一个当囚舍长的中学时代同学，这个人答应帮助兰格尔逃跑。他只要求兰格尔掏出一些钱来。兰格尔和四个囚犯一起凑足了这个党卫军分子所要求的数目。
兰格尔建议他们也一起逃走，他保证说，这个党卫军分子是他童年时的朋友，可以信赖，他们没有同意。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和兰格尔分手了，并瞧着他们怎样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