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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格尔建议他们也一起逃走，他保证说，这个党卫军分子是他童年时的朋友，可以信赖，他们没有同意。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和兰格尔分手了，并瞧着他们怎样和其他的犯人一起去干活。
这个党卫军分子和他的一名同伙来履行诺言了。他们来到兰格尔和他的同志们干活的地段，要卡保让兰格尔等到铁丝网外去干活。这些犯人在党卫军的押送下走出了铁丝网眼看逃跑就要成功。党卫军押着他们走了两公里，然后就背信弃义地枪杀了这五个人，并抢走了他们身上的财物。回到集中营，他们向长官报告，有五名犯人企图逃跑，被他们击毙了，为此，他们得到了奖金，还休息了三天。
惨遭不幸的逃跑者的尸体，黄昏时运回，放在集中营入口处的椅子上。犯人们收工归来时，随着一声“向左看！”的号令，必然要看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尸体。集中营领班达尼什站在尸体旁边，活像市场上的小贩在声嘶力竭地叫嚷：“谁想逃跑，这就是他的下场！”
因企图逃跑，被杀死的还有一名党卫军分子彼斯迪克，他是罗马尼亚人。他和游击队合作，试图帮助几名囚犯逃跑。然而，他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取得犯人们的信任的。
1944 年5 月，捷克斯洛代克军队的军官、比尔森人雅罗斯拉夫·莱杰列尔从比克瑙逃跑了。他是穿着党卫军的制服，和彼斯迪克一起离开营房的。
彼斯迪克后来又返回集中营来帮助其他的犯人逃跑。
比克瑙的前29867 号囚犯约瑟夫·海曼讲述了有关彼斯迪克的下述事情：“1942 年春天起，我被编进了清尸队。每天，我要跑遍各个集中营，清查在最近24 小时内死去的犯人数字，随后再用载重卡车把他们运进陈尸棚。这种工作使我有可能出入各个房，方便了逃跑的准备工作。
1944 年3 月，囚舍长彼斯迪克（我认为他和别的党卫军分子没有两样）对我说：‘我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人，尽管我穿了一身党卫军的制服。我从不责罚犯人。我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每周有一次，我能到克拉科夫和卡拉维采去，在那里我要报告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想搭救犯人’。我没有相信他，彼斯迪克接下去说：‘什么样的危险在威胁着你们，您是知道的。难道捷克犹大人家庭集中营里的惨剧对你们还不够吗？下一次该轮到你们了，你们怎么办？决定吧，我能把你们带出去。’
我将波斯迪克的建议告诉了一位同志。他警告我，让我想想过去几次和党卫军分子的这种合作都是以不幸终局的。我承认他的话是对的，就对波斯迪克说，我要是逃了，巨大的危险将威胁我的妹妹，还有一位亲戚，以及比克瑙的囚犯们。彼斯迪克理解我不信任的原因，试图再次说服我，但我还是没有相信他。
在我们谈话数周后，彼斯迪克不见了，和他一起走的还有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的雅罗斯拉夫·莱杰列尔。显然，彼斯迪克说的是真话，而我错了。彼斯迪克不仅给莱杰列尔搞到了党卫军制服，而且弄来一辆自行车，他们二人一起离开了集中营。这件事无论是对党卫军，还是对囚犯们，尤其是对我来说，是完全意想不到的。我很懊悔没有听彼斯迪克的话，于是我继续做逃跑的准备工作。
5 月25 日，我得知，从前的党工军分子，现在的游击队员波斯迪克穿着党工军制服又回到集中营里来了，并在BⅡ营区的称为里西哥的尚未竣工的囚舍里等我。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走进集中营，一个看守朝我走来，进行搜身，同时把一张彼斯迪克的条子放到我的口袋里，条子上写着，他何时何地等我。
当我在彼斯迪克的藏身处找到他时，他举起两支手枪瞄准我说：‘我希望，这一次你该相信我了吧。要是想跑，就准备吧，11 点半我们一起走。’
除我外，彼斯迪克还想搭救其他几名囚犯。他们中间有长得极漂亮的少女列涅·海曼诺娃，她是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的女犯。彼斯迪克爱着这个姑娘，显然，这是他再次回到集中营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作好了逃跑的准备，并在规定的时间年来到了指定地点。还在远处，我就发现，在彼斯迪克藏身的办舍发生了什么不顺当的事情。原来，彼斯迪克被党卫军发现了。要往回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走进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迅速扔掉所有的物品，并脱掉身上的衣服。
刚刚换好衣服，我就听见，人们在集中营里到处找我。三名粗壮的党卫军分子走进了囚舍。他们一见到我，就嚷叫起来：‘彼斯迪克呢？’
“不知道”我回答说，为此，我被打掉了两颗牙齿。
他们将我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把我带进了望塔，在那里我看到了彼斯迪克，他被反剪双手吊在窗格子上。他们也把我吊在另一扇窗子上，照样反剪双手，他们把我们放在一起，是期望我们会单独谈些什么。
随后，集中营的警卫长官施瓦尔茨古贝尔亲自对我进行审问。我什么也没有承认，他们就把我和彼斯迪克绑在一起，送进了奥斯4 威辛臭名远扬的11 号囚舍。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情景：一名浑身血淋淋的党卫军分子和一个犹太犯人，捆绑在一起，被送进了监狱舍，从这里极少有人能活着出去，进入这座囚舍意味着只有等待死亡。
彼斯迪克经受了无数次的拷问，一个月后被枪杀了。
而他们让我活下来是为了充当彼斯迪克“罪行”的见证人，以便好向上级盖世太保证实他们没有参与此事。集中营的警卫长官施瓦尔茨古贝尔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中止了审讯，宣判我在集中营终身监禁。
1944 年10 月26 日，我终于被装进一列满载囚犯的军车送到巴伐利亚去。弯曲的手指和拷打留下的累累伤痕使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比克瑙。”
关于在所有的德国集中营里，自然，也包括比克瑙，所使用的惩罚手段，可以写整整一本书。各种惩罚都是按照德国方式巧妙安排并精心实施的。
除了各种惩罚和殴打外，盖世太保和卡保还对长官打专门的报告，集中营警卫长官对此从不加以审查核对，就宣布对被告犯人的判决。
最常用的刑罚是责打25 鞭。通常在点名时，当着全体犯人之面行刑，犯人们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必须脱帽肃立，受刑人被绑在一种“木山羊”上，然后由党卫军分子或卡保凶狠地、有节奏地鞭打。
这种在集中营内司空见馈的刑罚，通常是在有几个犯人都该受鞭答时一起执行的。犯人们在“木山羊”前站成一排，等待着轮到自己去挨打。皮鞭或者钢索抽打在皮肤上的呼啸声撕裂周围死一般的寂静。被绑在“木山羊”上的犯人的软弱无力的身驱在鞭答中抽搐。很快，犯人就皮开肉绽，满是鲜血的衣服碎片四处横飞。。在整个行刑过程中，被鞭答的人自己要大声报数。要是有人疼得失去知觉，无法再报数，就要被重新鞭打。而在鞭答之后，犯人必须到集中的警卫长官那里报告：“长官先生，××××号犯人衷心感谢领受25 鞭。”
被“正式”判处体罚的犯人规定要接受医生的检查，以便查清他是否能经得住这种惩罚。
但党卫军医生从来不检查这样的囚犯，然而，报送柏林帝国中央保安局的行刑详细报告却都是由医生作证的。
在一种特别报表里，详细记载犯人挨了多少鞭打，行刑后身体情况如何，报告由集中营警卫长官和三名党卫军军官签署。
犯人们还常常在囚舍内受到“非正式”的刑罚。在这种情况下，刑罚由囚舍领班来执行。因为囚舍中没有行刑的“木山羊”，犯人不得不将头伸进炉口里去，而领班则用粗木棍来代替微不足道的长鞭。
犯人们还常常被饿着肚子罚站，在门外站上整整一天。在严寒季节，犯人们有时因此冻饿而死。
直到1943 年，在比克瑙为了进行惩罚，都使用了种特殊的笼子，这种笼子狭小得只能站两个人。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一名活犯人贴着一个冻饿而死的人站立着。这个笼子放在BIb 营的3 号囚舍内。
对于整组整组的犯人或者整整一队的犯人，如果他们干活不好，或者有人从集中营逃跑了，通常就使用一种叫“运动”的惩罚。盖世太保或者卡保强使犯人们迅速趴在地上，再跳起来，匍匐前进，再双膝行走。这种刑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多数犯人再也不能从地上爬起来，而其他人在如此“运动”后，数天内都痛楚不堪。
华沙人斯特凡·加尔巴尔斯基是一名老囚犯，对集中营生活有丰富的经验。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几乎要了他的命。
加尔巴尔斯基在厨房里弄到一锅汤。锅太沉了，他把它放在地上。几个饥饿的犹太犯人刹那间扑了过来。
加尔巴尔斯基生气了，动手把他们轰开，并叫喊说：“反正一样，大家都得进焚尸场！”
为了这句话，他可能送命，尽管他讲的是所有囚犯都知道的真话。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盖世太保分子抓住加尔巴尔斯基，把他带进守卫室，在那里进行记录，加尔巴尔斯基因散布关于焚尸场的谎言而被判处在仓库里监禁25天。
只是靠了在仓库干活的囚犯们的帮助，加尔巴尔斯基才活了下来。直到获得自由后，他还长时期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残酷地惩罚他，因为盖世太保分子是从来也不隐瞒他们仇视人类的计划的。
对细小过失的惩罚采取什么形式，全凭盖世大保分子个人的高兴，犯人们整理不好床铺或者干活不使劲，这都是过错。而如果搜查时，在犯人那里发现了亲属的照片，写给营中其他囚犯的信件、食物或者贵重物品，那他就要遭受可怕的惩罚。
转入监狱舍是对某些过错进行惩罚的常规措施。而来到这一囚舍就必死无疑。
监狱舍和所有其它囚舍隔绝，最初叫BIb 营1 号囚舍，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