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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滕布龙纳和海德利希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帝国中央保安局中盖世太保的头头阿道夫·艾希曼被授予特别的全权，负责解决包括匈牙利犹太人在内的犹太人问题。
在德国军队开进匈牙利之后， 1944 年3 月，艾希曼在一大队益世太保的护送下到达布达佩斯。他在那里和匈牙利政府成员开始“政治谈判”，着手准备把匈牙利犹太人送到奥斯咸辛，在那里第一批进行“特别处理”，根据和匈牙利政府的协议，艾希曼开始将20多万匈牙利犹太人集中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他们被安置在一些小城镇和农村，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这些地区被称之为“Getto”（犹太人区）。转移犹太人的工作则从1944年5月开始。艾希曼为此组织了专门的行动小组。匈牙利行动小组是在1944 年3月初组织的，其成员是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挑选和训练的。小组的名称是：“艾希曼特别任务队”。
送往奥斯威的共约有45万匈牙利犹大公民。送往别处的约有5万人。这50万匈牙利犹太人在艾希曼行动后，活下来的只有4万人。
在强力推行“新秩序”时期，希特勒匪徒的某些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的屠杀欲，不如说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只不过死亡的规模前者与后者有所不同罢了。
纳粹的医学试验便是这种虐待狂的一个例子，他们把集中营的囚犯和战俘当作豚鼠进行试验。在这种谋杀中罹难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也利用苏联战俘、波兰集中营的男女，进行各种各样所谓“试验”。囚犯们被置于压力试验室，受“高压”试验，直至停止呼吸。他们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疸病毒。他们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冻”试验，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至冻死。他们还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吉普赛人被抓来试验靠喝盐水究竟能活多长时间。在几个集中营，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了绝育试验，正如一个党卫队的医生阿道夫·波科尔尼有一次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所说的：“不仅要征服敌人，而且要使他们灭绝，永远不能生育。”
另一个胸怀“远大前景”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的专业是专门搜集大量的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头盖骨，但犹大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为此他写信给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中将，说他不要已经死掉的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盖骨。他建议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先把他们的头量一量，然后把这些犹太人弄死以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里送来。
“新秩序”的主子们不仅搜集骨骼，而且还搜集人皮，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作借口。集中营中囚犯的人皮，特别是专门为了一个残忍目的而处死的囚犯身上剥下来的人皮，只要是有装饰的价值。有人发现它们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其中有几个是专门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的。囚犯们给这个女人取了个外号叫“布痕瓦尔德的娼妇”。纹身的人皮似乎最受欢迎。一个名叫安德烈阿斯·法芬柏尔格的证人在纽伦堡法庭上提供了如下的情况：“所有纹身的囚犯奉命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杀死。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纹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处理。成品送给科赫的老婆，做灯罩和其它家具上的装饰品。”这些嗜杀成性的纳粹匪徒们，就是这样以杀人为乐来满足他们的私欲的。
在奥斯威辛，科尼格博士为了作手术练习，随意对囚犯截肢。一个囚犯的一个手指患轻度的疽就被他截掉；一个囚犯的一条腿因患蜂窝组织炎就被他锯掉，他不断地变换手术方法，对囚犯进行任意摧残；西劳博士则专门对6 个月或7 个月的早产婴儿进行研究。他把婴儿（不管是死是活）一概扔进火葬炉。
第二节“一世太保”——缪勒
1938 年，纳粹德国发生了勃洛姆堡——弗立契双重事件，国防部长勃洛姆堡、陆军司令弗立契均被免职，国防军遭到沉重打击。这一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就是被誉为“一世太保”的海因里希·缨勒。
缪勒是从巴伐利亚警察中低微的地位上开始发迹的。海德里希发现他是个好同僚，随时准备同他合作进行任何一种邪恶的犯罪活动。缪勒建立了一套以不违反公共道德原则为基础来监督改善谍报的体系。他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符合他的理想的组织。由于缪勒的活动，德国人民被压垮了。缪勒不但在一有任何反对运动的迹象，就立即加以扼杀，而且他对纳粹党的党员也一直实行那种雷厉风行、咄咄逼人的控制，以致谁也不敢担保自己不受到盖世太保的密切监视。
缪勒野心勃勃要建立起一个卡片索引中心，让每一个活着的德国人都要有一张个人卡片，当然，对于任何“可疑的情节”，不论是多么细小，都要有详尽的记载。1939 年以前，缪勒不是一个纳粹，后来他虽然正式入党，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纳粹。他判断人的原则不是纳粹党判断人所依据的原则。在缪勒看来，决定的因素是个人是否无保留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或者这个人是不是表现出任何独立思考或行动的倾向。缪动只承认一条法则，就是国家万能的法则。他的狭隘的警察头脑认为这就足够了。只要一个被怀疑即使在精神上对国家有所抗拒的人，缪勒也把他看作敌人，那些对缨勒十分了解的人说，就是国家社会主义里面所包含的严格的国家纪律吸引了缪勒信仰这种主义，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对缨勒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正如他在1933 年以前一直为巴伐利亚人民党服务和1945 年以前一直为国社党服务一样，他完全准备作为一条忠实的警太为任何雇用他的政权服务。
缪勒的同事们中有些人断言他在1944 年已经同苏联有接触，还说在德国崩溃以后，缪勒成功地投奔了苏联人，这决不是凭空想象的说法。盖世太保有一个特别的部门，它的工作就是使用已被捕获的苏联谍报人员的无线电机发报，仿佛那些原来的发报者仍然照常进行工作，盖世太保时常用这种方法把谬误的情报传递给苏联最高司令部，他们使得苏联人做出后果严重的错误决策。这个部门的名字是“无线电游戏部”，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部，到1944年时，它的组成人员已有300 名左右。缪勒在德国最终崩溃之前使用了这么多的秘密线路之一来和苏联人进行接触，乃至供给他们真实的情报，都决不是不可能的。缪勒不但担任德国家秘密警察首领多年，而且随着德国几乎统治了整个欧洲，而扩大自己的警察组织，因此他有最宝贵的东西可以卖给苏联人，那就是他的广搏的知识。缪勒是以他的神奇的记忆力闻名的，他能够随时凭记忆说出甚至处在海外一个小镇里某一个不重要的特工人员的姓名。肯定没有哪个警察专家对各种人物的情况像他直截了当那样渊博，也没有人对政治事件像他那样熟悉，尤其对今天还很重要的事件的详细节会像他那样了如指掌。尽管如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凿证据证实缨勒曾为苏联人工作。不过人们知道在希特勒死后，缨勒就和他的知心朋友舒尔兹一同离开了总理府，从此不见踪影。而舒尔兹正是由缪勒委派主持“无线电游戏部”的。
第三节集中营的枪杀场面吓昏了希姆莱
1941年12月15日清晨，素有“百塔城”之称的布拉格上空阴云密布，鹅毛大雪徐徐飘落，给马路的广场铺上了一层晶莹的雪花，来往的车辆在雪地上留下了扑朔迷离的乌黑印迹。
大教堂广场用一根黑白红三色的警戒绳圈出了一块地方，禁止行人通过，绳子悬挂在带有铁盘的住子上，每根立柱都装饰有第三帝国国旗标记的盘形雕刻。这块禁地呈长方形，三色警戒绳以外的石板路面上画着100多个黄色的大圆点。破晓以来，有一个残膏老人不停清除着大圆点上的积雪。他的上司命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积雪盖住这些大圆点，因为它们“对举行仪式至关重要”。
在教堂对面的禁区之外，一挺机枪架在低矮的平台上。枪后放着一包沙袋，是机枪手的膝盖垫。其后是一座用木板和帆布搭起的亭子。那里排放着五把雕花座椅，几个大人物将要准时出场，坐在这里亲自观看这次为他们安排的专场“表演”。
除那挺机枪以外，整个场面似乎是欢乐的，甚至带点儿圣诞节的气氛。装缀亭子的字旗悬挂在木杆上，纹丝不动。老清道夫不时把扫帚靠在立柱上，沿周围走一圈，把字旗上的雪花抖掉，然后又继续打扫黄色大圆点上的积雪。远处传来有轨电车的隆隆声，大教堂传出一阵阵微弱的管风琴演奏的亨德尔的一首乐曲，广场所有的入口处都由双岗卫兵严密看守。他们迈着正步；来回巡逻，为了暖和身子，有时还把手臂高高甩到胸前。
主持这天上午“仪式”的党卫队副总指挥库尔特·沙赫特伊塞里斯在笔记本上潦潦草草地记录了这次活动的细节，他的笔记本里还记载着其它活动的情况。战后，他被俘以后，这个笔记本落到了盟军审判官手中。
组织一场屠杀，对沙赫特伊塞里斯来说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他老练地不放过任何细微末节，严格遵守时刻表，有意安排戏剧性效果。这天上午沙赫特伊塞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