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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抵抗动动的“老战士”一开始便供出了他领导的市列塔尼情报网的20余名成员，其中有他的助手克里斯蒂昂，随后，他又告发了他的顶头上司：
他叫‘阿尔芒’，住蒙马尔特街莱恩街里别墅8号，”“阿尔芒”，即罗曼·柴尔尼柯夫斯基上尉，是在波兰被占领后逃出的波兰军队的情报军官，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他携带一部电台成功地来到巴黎， 1940 年圣诞节后开始与伦敦联系。联络顺利，“阿尔芒”于1941 年9 月乘飞机抵达伦敦。他在伦敦呆了一周，后来又被空降到法国，回到巴黎原来的岗位上。
阿尔芒有一个他完全可以信赖的女合作者。不久前，他在图卢有兹与她相遇。她随他来到法国首都，与他在这种危险、艰苦的秘密生活中共患难。她的名字叫玛蒂尔德·卡雷。他则称她“沙特”，即“猫”。。
1941年11月17日凌晨3时，巴黎的大街上还是空荡荡的，只有巡逻的德国兵在活动。突然，4 辆汽车急速驶来。布莱彻命令：“去蒙马尔待。”汽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秘密警察，在菜恩特里别墅8号前停下。“阿尔芒”被捕了。
拂晓，一个一头棕发的年轻女人出现在栅栏门前。她受到德国警察的“接待”。“猫”于是落入德国人的圈套中。
博彻斯上尉向布莱彻中士祝贺：“干得很漂亮。但这个人不肯讲话。”
尽管遭受酷刑摧残，“阿尔芒”除告诉德国人他的姓名和军阶——柴尔尼柯夫斯基、上尉——外，什么也没有说。
博彻斯看样子很是生气，说：“从这个波兰人身上什么也得不到。。”
布莱彻笑了笑，说：“让我和那个女人谈谈。”布莱彻给’猫”在爱德华七世饭店找了一间房子。他请她吃晚饭，审问变成了上流社会人士的交谈。德国中士成功地使用他使“基基”上钩的方法，对她说：“如果你不肯为我们工作，我们就把你和你的朋友交给盖世太保。我敢说，那样，你会后悔。。”
“猫”动摇了。搜查莱恩里别墅颇有收获。谍报局的人似乎已完全掌握了他们情报网的活动。布莱彻进而对她发动进攻：“你和你的联络员在潘一潘有一次约会是不是？那么，我们一起去吧。”
“猫”屈服了，她投到另一方。德国人每月发她6万法郎的工资。
由于“猫”的叛变，盟国的这个情报网的所有成员都先后一个一个被捕。布菜彻还得到了比人更为重要的东西——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些机器正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已被调好，可与伦敦联络。这些高质量的电台把布莱彻迷住了。他向博彻斯上尉请求要会见谍报局序列巴黎分局的头子赖尔上校他想出了一个极恶毒的主意：
“我们可以继续利用这些电台和英国联系。假如我们获得成功，英国情报局就会直接向我们谍报局报告情况。。”
赖尔上校并不全同意这样作。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在英国训练的无线电报务员都会使用密码呼号，告诉对方他们是否是在被迫情况下发报的。”
“要是他们完全愿意为我们工作呢？”
“要叫他们背叛，可不容易。。”
布莱彻中士没有费力便取得成功，自“猫”之后，他又得到情报网另外两名成员的合作。这两人，一个是无线电报务员亨利·搭贝，另一个是叫雷纳·鲍尔尼的女人。她曾留居“阿尔芒”家中并成了他的情妇。
3个法国人与谍报局的6个德国人同住在圣日耳曼昂莱一所豪华的别墅里。
“猫”完全依附于德国人，十分卖力地为他们效劳。她对德国人的那股热情忠顺劲儿使她的新主子大感惊奇。她报告伦敦说，“阿尔芒”已被捕，现由她自己领导联络网。她又取了一个假名——维克多。在布莱彻授意下，她向英国情报局提供了一些真情报，以免引起伦敦方面的怀疑。
玛蒂尔德·卡雷后来起了更坏的作用，德国人怀疑一位名叫布劳特的律师与别动队的谍报人员有来往。但他们并没有逮捕他，因为他们还不掌握这个可怕的英国组织的任何情况。
1941年12月26日，“猫”和布劳特在乔治五世大街一家饭管吃晚饭。陪同他们就餐的还有一个化名叫“吕卡斯”的人。“吕卡斯”的真名叫皮埃尔·德·沃梅古， 1941 年5 月10 日被空投到夏托鲁地区。一个叫乔治·贝古的人先于他几天到达。自他之后，又来了一个名叫罗杰·科丹的人。他们3 人立即组织了第一批别动队联络网。但到了秋天，他们因他们的一位无线电报务员被捕而中断了与伦敦的通讯联系。皮埃尔·德·沃梅古十分高兴地得知他的朋友布劳特有一部与伦敦联系的电台。律师兴致勃勃地向他叙述了“盟国情报网”的情况：
“您将发现，这些小伙子真了不起。在他们中有些人是波兰第一流的军官。”
这个可怜的糊涂虫还不知道，早在一个月前，盟国情报网的波兰人就已被谍报局的德国人取代了。
1942年2月13日，天气寒冷。河道和沿海圩地结了冰。荷兰就像是凝固的冰冻之中。天空低沉而灰暗，党卫军的巡逻卡车在大路上把积雪压得吱吱作响。
一群头戴钢盔的士兵敲击着莱德附近的瓦斯纳尔大街一家的大门，因有人匿名告发，他们要对这家进行搜查。。
“德国警察！”
党卫军保安处警察闯进克赖迪特博士的家，立即搜查起来。他们一面核对身份证件，一面厉声喝问。对方慢慢回答。此时正好有两个人呆在这儿，立即引起德国人的怀疑。党卫军保安处的小队长命令：“把他们带走！”
在盖世太保驻地，党卫军对这两人进行审讯并施以酷刑。最后，两人不得不交待他们的身份。一人说：“我叫约翰尼斯·塔拉克，是在1941 年9月空降的。”另一人说，“我叫维里阿姆·范德尔·雷丹，是在1941年11月从海上来的。”
前者在降落时把电台摔坏了，后者则把电台丢入了海里。这两个英国别动队成员潜伏在克赖迪特家里。范德尔·雷丹成功地把塔拉克的电台修好了。
德国人还是第一次缴获到正在使用申的电台。他们还得到了密码，他们想找一个报务员。
塔拉克拒绝合作。范德尔·雷丹虽然在青年时代曾加过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但他在别动队的“爱国学校”受训时，已向英国和荷兰的调查人员承认了这一历史。
与其他人相反，范德尔·雷丹拒绝接受斯雷德和吉斯凯斯轮番对他进行的劝降。他向伦敦发一份电报时，故意将3 个密码呼号中的一个漏掉了。
德国人进行的第一次欺骗活动失败了。
但不到一个月，德国人又给了抵抗运动第二次更为沉重的打击。
1942 年3 月6 日，天气越来越坏，雪越下越大。海牙似乎被冻僵了。狂风卷着飞雪满天飞舞，人们蜷缩着身子，闷闷不乐地呆在家里。大街上行人寥寥。
在费赫林海特大街的一幢房子里，别动队军官休图斯·劳弗斯正在用他的收发报机和伦敦联系。此时正是他每周一次的联络时间。留劳弗斯住宿的荷兰预备役中尉特勒显得有些不安。他说：“我在街上看到许多德国人的汽车。”
近几个月来，吉斯凯斯少校早就想把这一情报网搞掉。他的一个密探已成功地打入其内。今晚，他决定动手。他把他的打算告诉他的“同事”——党卫军少校斯雷德。盖世太保和谍报局将联合行动。
他们计划将发报员当场抓获。但休图斯·劳弗斯多了一个心眼，他决定这晚不发报。他请特勒夫人把电台藏在院子里，然后同他的房东一块迅速走了出去。
两人在费赫林海特大街上仅走了几米远，党卫军队员就来了。“德国警察！”他们试囹逃跑，但来不及了。然而这并不是1942 年3 月6 日晚所发生的唯一缉捕事件，与此同时，盖世太保和谍报局密切配合，还在全国各地对抵抗运动成员进行大肆搜捕，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是的，成果惊人，利伯·卡麦拉德·吉斯凯斯。”党卫军少校斯雷德狂笑着，得意地向他的同事吉斯凯斯少校吹嘘他们的战绩。就在这晚，武装抵抗运动最大的情报网的领导人范丹贝格上尉被捕，由英国秘密派遣与荷兰抵抗运动联系的别动队军官达考尼斯已暴露。此外，还逮捕了数名普通谍报人员。许多武器物资被德国人查获。
围绕劳弗斯那台收发报机所展开的活动，无疑是这场搜捕中最为精彩的一幕。
德国人虽把劳弗斯的电台搞到手，但没有特殊的“钢琴手”，又不知道秘密呼号，这样，电台便毫无用处。因而，他们需要把劳弗斯从监狱里“请”出来。
盖世太保分子斯雷德提议由他完成这件差事，而谍报局的吉斯凯斯却坚持由自己来干。劳弗斯被关在施维宁金监狱的一间单人牢房里。8 天后，一个穿少校军服的德国军官满脸堆笑地走了进来。他对劳弗斯说：“我是来救你的，因为你非常勇敢，令人钦佩。我不只是救你，还要救你们情报网的全部同志。当然，这是有条件的。你需要答应我的一个小小的要求。”
“什么条件？”
“向伦敦发你被捕的那天晚上想要发的3 份电报。”
劳弗斯犹豫了一会儿回答：“我同意。”
事情仅仅是开始，他知道随后德国人还会让他发其它电报。但劳弗斯有他的主意：他故意漏发了秘密呼号，借以使他的别动队的上司知道他是在德国人的强迫之下发报的，这样伦敦方面就会有所警惕，想办法对付德国人。可这位不幸的报务员压根没有想到他的这种特别暗示竟没有引起贝克大街收报员的注意，反而被误解。他们甚至认为在危险情况下工作的报务人员有时疏忽一下是情有可原的。就这样，吉斯凯斯和斯雷德便成功地和伦敦直接取得了联系。一位德国人戏称这一不寻常的行动力“英国人招徕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