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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22 日，星期天，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苏联人已进入首都市郊。
盖世太保大楼，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8 号号子1945 年2 月于一阵猛烈的炮击炸毁。德国中央保安局（它的各个处因飞机轰炸首先疏散）总部自1945年1 月起先是迁到靠近捷克边界的茨维考，后又迁到办公条件较差的蒂罗尔坚持工作。3 月底，艾贝特·施佩尔指出，警察和党的官员不得不向军备供应越来越困难的部队发放武器；盖世太保的强制权大大削弱，而且正在落入希特勒青年团、人民冲锋队、“狼人”几个团体中的狂热分子手中。
关在艾伯莱特亲王大街的犯人随同德国中央保安局迁往南方，除2 月2日被绞死的戈台勒等囚犯外，大部分没有在柏林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押送到巴伐利亚州弗洛森堡灭绝营、达豪集中营或赖希瑶营。4 月9 日，星期一，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在弗洛森堡集中营经过多次酷刑摧残和滑稽的审判后，与他的5 个同伙（其中有奥斯特将军、牧师邦霍弗尔等）一起被绞死的。对卡纳里斯几本日记和他的旅行报告后由希特勒作出，由卡尔登勃鲁纳传达。
在前往吕贝克的路上，有人向希姆莱报告了希特勒当从宣布他要在柏林的废墟中与帝国共存亡的激动人心的悲惨情形，格布哈特教授在回答希姆莱的问话时说，希特勒向他致以问候。他又补充说：“柏林的人一个个都发疯了！他们谈论着那仅存在纸上的施坦因纳将军的部队。。他们希望出现某神奇迹，或在整个德国陷于灾难时一死了之。”
“我该怎么办呢？”希姆莱自言自语，大声问道。
4 月23 日，即戈培尔在电台宣告希特勒决定亲自组织柏林保卫战的那天，瓦尔特·施伦堡在弗伦斯堡碰到伯纳多特。就这时，在上萨尔斯堡，戈林正考虑打电报给希特勒，要求希特勒根据他在1941 年6 月29 日的命令同意为元首的继承人接管帝国的全部领导权。
4 月23 日至24 日，在吕贝克，希姆莱在施伦堡的陪同下将再次与伯纳多特会谈。这次他就不是犹豫不决了，他将明确地提出就西线德军投降问题同英美进行谈判。
4 月23 日，希姆莱来到吕贝克，走进埃森布科大街23 号，即瑞典领事馆的大楼。吕贝克已停电几天，会谈是在烛光下进行的。希姆莱向伯纳侍多声明，“德军已决定向西方的盟军部队投降。”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元首已经死了。”希姆莱接着说，“即使他还活着，也逃不过明天或后天。既然这样，我就要解除对元首的忠诚的誓言，总之，我是自由的，我可以作出合乎时局发展的决定。我决意在西线投降。使英美部队尽快与俄国人会师，但决不在东线向俄国人投降。”
当时伯纳多特表现得特别慎重。他拒绝充当希姆莱和艾森豪威尔的中间人。但如果德军也向挪威和丹麦投降，伯纳多特同意让瑞典外交部转达这一意见。然而，他向这两个德国人指明，英国和美国决不会同意这种单独媾和。在凌晨3 时，伯纳多特和希姆莱分手。党卫军总监一边登上他的防弹汽车，一边向伯纳多特吹牛：“我要去东方战场！”
事实正如伯纳多特在他的回忆录中以讽刺的语调所谈到的：“我们都知道，他根本就不想把这一大胆的方案付诸实施。”
艾贝特·施佩尔在其回忆录中说，4 月24 日，他去拜访希姆莱，发现希姆莱正在忙于“组阁”和筹划同盟军谈判；元帅凯特尔信誓旦旦，表示对这位“未来的总理”希姆莱无条件的服从，由衷地敬慕。
4 月27 日，瑞典外交官再次来见希姆莱，告诉他西方盟军拒不接受任何单独讲和，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
第二节希特勒下令逮捕盖世太保头子
1945 年4 月28 日临近22 时，希特勒在他的地下避弹室里知道了党卫军总监背叛的消息，目睹当时情形的女飞行员汉娜莱契后来写道：“他气得脸色发紫，变得几乎无法辨认。随后他就象疯子一样大发雷霆，咒骂这个他一直视作最忠诚者的人在掩体的男男女女听到这个消息无不骇然，人人都作了最坏的打算。”
希特勒当即命令陆军元首里特·冯·格莱姆去逮捕希姆莱。“一个叛徒决不能继承我的元首职务！”他吼叫着。
但希特勒这时对希姆菜已无可奈何，他决计对唯一尚在他掌握之中的希姆莱的合作者、希姆莱派在元首身边的联络官、希特勒情妇爱娃·勃劳恩的妹夫、党卫军中将赫尔曼·菲格莱因进行报复。菲格莱因事先化装成平民擅自离开地下避弹室。他一被抓回来，希特勒就下令将其处决。
迄今为止，人们所了解的菲格莱因事件的梗概是这样的：1945 年4 月25日（星期三），菲格莱因乘汽车离开柏林去霍亨里亨希姆莱的司令部进行例行访问，由于道路被前进的苏联军队切断，25 日当天他乘飞机返回柏林。此事他没有向暗堡报告。最后，在27 日，发现他已经不在暗堡了。27 日晚上，在他公寓房间里找到了他，就把他带回暗堡进行军法审判，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把他处决了。据汉斯巴尔说，指控他的罪名是擅离职守。但是，当着手调查时，却出现了一些异乎寻常的情况。
菲格莱因被带进来时，与菲格莱因同住一屋的汉斯·巴尔正在新总理府的副官厢房里，巴尔被惊呆了，他看到四个愤怒的将军架着这位奸诈的、大祸临头的军官正沿走廊向孟克将军的指挥所走去。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巴尔见到菲格莱因被带上手铐带到了盖世太保的地下室，之后他就擅离职守受到军法审判。
孟克将军对于已经发生的这场擅离职守的军法审判，提出了强烈的异议：
“巴尔将军对菲格莱因回来的描述是相当准确的，但是巴尔不久就小心翼翼地离开了现场，我想他离开那儿的理由是，作为一位将军他认为我会请求他在特别的审判员席位上就座。菲格莱因可以被他的同僚们审问，但为了避开一些技术性的细节问题，希特勒作为总司令解除了菲格莱因的军职，使他降为士兵。非格莱因仍然是党卫军成员，但现在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在我的书中，这种行动是不合法的。4 月27 日（星期五）的那天晚上，当希特勒得知逃兵菲格莱因已被拘捕回总理府的时候，我很倒霉，正好在下暗堡。希特勒命令我立即设立一个法庭，尽管他剥夺菲格莱因一切职务的行动至少可以说是不正常的，我还是必须亲自负责办理。于是。我决定这个被告人要由高级军官们审判，审判员应该包括四位将军——布格道夫，克莱勃斯、腊登休伯和我。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图尔·阿无斯曼和赫格尔上校（腊登体伯的副指挥）也以观察员身分参加。
巴尔说他看见把菲格莱因架到我的指挥所，这也是确切的。那时，我们确实专心致志地进行审问。但是，巴尔说他在大约一小时之后看见菲格莱因带着手铐被带走，这一点却是似是而非的，完全是不真实的说法，他同样是在重复暗堡故事的传闻。事实上，从来没有进行这样的审判。
真实情况是，军事法庭就设在我的指挥所隔壁房间里，有入找出来一块绿色台面呢桌布，把它镭在一张长桌上。我决定按常规执行这项令人厌恶的任务。我们这些军事审判员就桌旁坐，把标准的德国军法手册放在面前。我们刚一坐下，处于被告地位的菲格莱因就蛮横地闹了起来，以至使审判无法开始。
菲格莱因，咆哮的醉汉，恶狠狼地瞪着两眼，眼珠来回地流动着，首先蛮不讲理地向法庭的权力挑战，他不停地哭闹说，他是对希姆菜，而且仅仅是对希姆菜负责，并不对希特勒负责（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一种滑稽的观点）。菲格莱因有权找辩护人，但是，这时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拒绝为自己辩护。他姿态可怜——哭闹，哀嚎、呕吐，颤抖得像一片白杨树叶子，他竟然随地小便起来。他真是个醉汉，并不是假装的。
关于这一点，只要读到早先的一些材料，人们认为是我告诉菲格莱因说，元首已经将他降职成为一个一般的党卫军士兵，并且是我扯掉他的肩章、奖章，把这些扔在他面前的。
其实，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是菲格莱因扯掉了他自己肩上的同章，并把官仍在地板上，他把我们所有的人称之为一群德国蠢驴。
当时。我面临一场难以应付的局面。一方面，根据所有能得到的证据，包括他本人以前的证词，对一个军官来说利用糟糕的借口当场开小差，其文字意思就是，“临阵脱逃”。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军队对这种罪行的惩处都是迅速而又严历的，阿道夫·希特勒作为总司令，完全有权命令进行这次审判。他无意容忍一个党卫军将军的这种行径，而这种行径即使是对一个士兵以是不能宽容的，更不能说我们这些人了。
然而，另一方面，德国陆军手册明确规定，德国士兵，只有在健康状况良好，能够听取对他的证词和提供、理解为他所作的辩护才能出庭，否则不受审讯。为确实起见，我又核查了规定的细节，并征询我的同行审判员们的意见。我感到除了中上审判和解散法庭之外，另外无选择。我和我的同僚军官们的意见是，赫尔曼·菲格莱因不具备接受审判、甚至出席审判会的条件。我终止了这次诉讼进程。
我需要所有的战士奋勇前进。于是我把菲格莱因转交给了腊登休伯将军和他的安全小队，此后，我就再也未见过菲格莱因了。”
对此事的这种令人惊讶的新描述，它也和已有的出版物对这一事件的说法相矛盾。但没有理由不相信孟克，如果孟克是正确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菲格莱因是被处决必然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擅离职守，当菲格莱因来到法庭之前，他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