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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电影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这在世界上有了电影以后当然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例子。电影史家们为什么不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不对此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呢？
他记得很清楚，阿姐在合欢树下踱步，穿着一件格子布缝制的布拉吉，两眼闪闪放光。其时夕阳西下，余光斜穿过高高树冠上那些已开始收拢的羽叶，金红的丝状花朵散发出格外浓郁的香气。阿姐并不需要他跟在身边，他却不知趣地仍在阿姐身边转磨。现在回忆起来，阿姐在那个暑期已明显地排斥他乃至厌恶他的“跟屁虫”行为，有一天阿姐横仰在父母的大床上望着天花板上抖动的水射光发愣，他便也凑过去横仰在一旁，不为什么，只出于一种习惯，却惹得阿姐倏地跳起来，跺着脚嚷：“你都多大了？！”他扫兴，却懵然不明——不管他多大阿姐多大，阿姐不是永远比他大八岁么？他做错了什么呢？……然而那天，在合欢树下，开头厌烦他的阿姐，却忽然转身正对着他，双手扶在他肩膀上，起誓般地说：“我就学农业机械！”
四牌楼 第一章
《幸福生活》是一部鲜艳五彩的喜剧故事片。里面有多首插曲，如《库班河上风光好》、《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等等，然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红莓花开》，直到1981年作家谌容女士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她的长篇小说《人到老年》，那里面的角色还在唱着这首歌。
《幸福生活》由当年红极一时的大导演培利耶夫执导，他的妻子拉迪妮娜出演其中的女主角——一位美丽、精明而强悍的女农庄主席，他们夫妇是那个时代苏联喜剧电影的泰斗，夫导妇演，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打响，连连走红。他们自然都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1953年，斯大林去世了。
1956年，苏联共产党当时的首脑赫鲁晓夫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猛烈攻击。在那个秘密报告里，赫鲁晓夫点了培利耶夫拍的这部电影的名，指控《幸福生活》粉饰生活，是给斯大林拍马屁，是一种最要不得的文艺作品的坏典型。
那以后，培利耶夫倒了霉，《幸福生活》在苏联停映。但一般的中国人怎能知道这些个事？那时候阿姐仍在《幸福生活》所唤起的憧憬中学习着她那农业机械的专业，而王蒙正写着《青春万岁》，完全正面地写到《幸福生活》这部电影，中国大地上仍响彻着“红莓花儿开在夜晚小河旁”的婉转歌声……
电影有电影的命运。
人有人的命运。
电影沉下去了。因为看了它而做出重大抉择的人，是沉是浮，它就不管了。
三十几年前他就说过：“我要写一本小说，名儿叫《阿姐》。”
三十多年里他却总没有写。看看要提笔了，却又在心里说：等等，再等等。实在，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等什么。
四牌楼 第二章
四牌楼 第二章
把专炖汽锅鸡的云南紫砂锅坐到煤气灶的火眼上，蒋盈波走出厨房，来到大房间里，略微环顾了一下已特意收拾了一番的组合柜、大床、沙发和茶几，便落座在人造革面的单人沙发上，一边织毛衣，一边静候鞠琴和崩龙珍的到来。
蒋盈波是一个最不爱与人交往的退休副教授。退休以前课业繁冗、家务繁琐，不在家里待客尚不足怪，退休后她宁愿一人在家中静处而绝不愿有人串门、自己也绝不到别人家走动，便显得有些个怪僻了。然而她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古怪之处。她这样惯了。
这天算是万年不遇的例外——她要在家里接待两位早年中学的同学。
双手机械地编结着新旧毛线掺和的衣袖，蒋盈波心里并没有那种等待旧友的激情，非但没有激情，就是温情也仅是时隐时现，淡淡的，飘雾一般。
对于她来说，生活已经变得如同一件滞销商品，她习惯于一切方面的折扣，别人支付她时打折扣已令她近于麻木不仁，遇到她付出时，她便也几近于不假思索地打折扣。
听到敲门声，她去开门。鞠琴先到。
“哎呀，就你们家的门，还这么素净！”进到屋，鞠琴便乐呵呵地说。
鞠琴总是乐乐呵呵的。
鞠琴好久没来过蒋盈波这里。敲门前鞠琴寻觅过电铃揿钮，不存在，蒋盈波没按电铃，门上也没有安窥视镜，蒋盈波住的是中单元，左右两个单元的邻居都装了铁栅防盗门，漆成宝蓝色，惟独蒋盈波没装，这使鞠琴又一次感到，蒋盈波的日子是越过越凑合了。
蒋盈波住的这个单元很小。如今再盖居民楼不会这样盖了，这座楼是20年前的产物。说来辛酸，蒋盈波住进这个单元只是四年前的事，她原来的居住条件比这还差！
蒋盈波这些年来一直不顺。简直什么都不顺。
鞠琴也有种种不顺，但加减乘除一番以后，比蒋盈波还是强上几分。
蒋盈波去给鞠琴冲茶，并宣告有云南汽锅鸡招待。
鞠琴站在这两居室的大间里环顾着。组合柜是最一般化的板式柜，其显露部分也没什么特别的装饰物件，上面最贵重的物品也许就是那台14英寸的彩电；蒋盈波亡夫屈晋勇的一张仅4英寸大的照片，装在一个简陋的木镜框里，摆放在组合柜的什物架上，旁边有只小小的雕漆瓶，里头插着小小一枝干菊花，那就算是屋里最突出的摆设了。床仍是毫无装饰的木栏挡头床，沙发则是比较低档的人造革沙发，此外的家具无非一只木制床头柜、一只不锈钢支架的木面茶几。组合柜里放书的部位上并没有摆满书。床头柜上堆着一叠晚报。
蒋盈波把茶端来了。家里很少来客人，没准备成套的茶具，蒋盈波把屈晋勇生前用的一只保温杯洗干净了暂供鞠琴使用，另洗出了一只玻璃杯，待崩龙珍来后用。
蒋盈波和鞠琴坐下后对望着。
“哎呀，你可又胖了！”蒋盈波说。
“是吗？！”鞠琴认真起来。“怎么我练了一个月减肥功，还不见瘦？你倒真是比上回看见时候瘦了，你是怎么减下来的？”
“减肥功可不能乱作！还有那个什么‘奎科减肥酥’，还有电视上总做广告的那个什么减肥霜，都不能乱吃乱抹！最切实可行的还是一些简易的锻炼方式……”蒋盈波说着站起来，去取床头柜上的一个小本，那上头粘贴着许多豆腐块大小的剪报，都是她从晚报上剪下来的，还有一些手记，是听广播时边听边记的，她把那小本子递给鞠琴，让她看某一页某一文，并且自己不再归座，便站在屋子当中，示范起某页某文所介绍的那种简易减肥操的做法来……
那便是退休在家的副教授蒋盈波的精神生活和生活乐趣中的主旋律。
蒋盈波同鞠琴的关系非同一般。她们不仅仅是老同学。
在离京城相当遥远的四川省，长江和嘉陵江汇合的地方，是山城重庆。当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重庆仍未解放，但那时国民党的高官大都已然飞往台湾，政权机构也已瘫痪乃至自溃，社会一度呈现权力真空状态。在那一年的9月2日，重庆出现了一场大火，后称“九·二大火灾”。据传是国民党特务放的火，去“救火”的“消防队”用水龙头喷出的不是灭火的水而是助火的油，但事实上也很可能是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的一场偶然触发而无人收拾的灾难。让修重庆志书的史家们去聚讼那场火灾的成因吧，个人的命运，往往与事件的成因无关，而只决定于事件的结果。结果是烧掉了小半个重庆城，而朝天门码头一带最惨，鞠琴的家便在朝天门码头附近，当第二天鞠琴冒着浓烟和余焰冲进火灾区去寻觅她家的屋子和亲人时，已经无从辨认废墟中的哪一方位是自己的家，她也同另外的寻觅者一样，在估量着是自己家的地方不怕烫手地翻找了一遍，终于没有找到父母的尸体。她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哭着离开那炼狱般的火场的。
四牌楼 第二章
鞠琴的父亲开了一家小小麻绳店，两层的木结构楼，是所谓“吊脚楼”，即楼体的一部分悬在山崖上，用长长的木桩及竹竿撑住悬空的那部分楼板，下店上居；那吊脚楼是绝对经不起回禄光顾的，而麻绳及其原料也都是易燃品，鞠琴后来再加上这样的理性分析：母亲是一双小脚，跑也跑不动，而父亲是绝不甘心弃下惨淡经营多年的麻绳店管自逃生的，况且鞠琴曾偷看过父亲扳开墙壁藏金条的镜头——那用竹子斜编而成涂以泥巴的墙板是有夹层的——父亲倘手忙脚乱地去掏那金条，或收拾别的细软，也是一定会赶不及跑出火区，从而可能不是烧死在家中就是烧死在那一带的什么地方了……
鞠琴上的是在城市另一隅的蜀香中学，那是一家私立中学，学生可以住校，学费颇昂，父母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把她送往那所中学上学的，鞠琴清楚，纵然在朝天门一带，她绝非穷人，然而在蜀香中学里，她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境贫寒的苦读生。
蒋盈波和鞠琴同宿舍。宿舍里的舍友，以至班上的其他男女同学，还有老师，乃至校长，对鞠琴的遭遇都很同情，但那同情不可能是无限的而只可能是不同程度地有限度的，火灾中遭受变故的学生不止鞠琴一个，而人们心中更萦绕着对于未来的期盼、好奇或迷惘乃至恐惧——生活必将发生比一场火灾更为巨大和猛烈的变化，在大时代的嬗递中，个人的悲剧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