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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设想不出来。
“我爸的回答很简单，他挺直身子，庄严地说——我信上帝！”
你心中有一个大震撼。
……后来你得到了一本《圣经》。
“……你又在写什么新的作品呢？”
年先生的脸庞仿佛从非常遥远的地方又飘了回来，清晰地呈现在餐桌对面。你这才意识到已经上了餐后香槟。你沉浸在回忆之中，完全不知道年先生和胥老师两位老同学、老邻居、老教友已经聊过了一些什么。
你原以为年先生会提及当年的那一天那一回，在他家，你跟他讲过的那个话，你要写一本书，一本挺厚的小说，名叫《阿姐》……然而他根本不提，显然他忘了，甚至于当时他就并没有在意，没有去记，所以也无所谓遗忘……显然他只是朦胧地记得你当年就幻想当一个作家，而且也只是从美国的华文报纸上知道你已经成为了一个作家，他至今仍并未读过你的任何一篇作品，而且今后也不会去读——他太忙，他的心思主要在他的商务活动上。当然，他倒也有跟老同学、老邻居、老教友们聚一聚的兴致，利用几个商务活动的间隙约他们来吃一餐聊一聊。于他来说倒真不失为一种调节神经调剂心理调养精神的妙方。
你知道，年先生这天一早就参加了一个已谈判成功的签约仪式，下午三点还要拜会一个有关部门的头头，晚上则要出席为上午那个成功的项目所举办的一个宴请——是中方掏钱，在新世界饭店，吃潮州菜。
中国人讲究午睡，美国人不午睡，年先生就绝不午睡，他这天把中午十二点半到两点半拿出来与你和胥保罗共进午餐，并重叙旧情。
同时也顺便关注到你们的现状。他就问你又在写什么新的作品。
不知道为什么你仿佛又嗅到一股从旧人字呢大衣上飘散出来的樟脑丸和霉菌混合的气味……
你就说你目前只写一点零碎文字，给报纸副刊和软性杂志投稿，挣一些稿费，以补助生活，“著书都为稻粱谋”，纯粹是卖文为生，有些文章不过是小巧玲珑而已，没什么深意，不过是博读者一笑，当然啦，“卖笑不卖身”……这样的提篮小卖也挣不了多少钱，同胥保罗那样的中学教师一样，现在尽管中学教师也有了种种津贴，如班主任费呀，教研室主任费呀，超钟点费呀……以及从校办工厂的收入中分得一点福利费，归里包堆——北京市民时下的俗话叫“乱七八糟加起来”，终究也没有多少，绝对比不了个体户，更比不了大商人。但是，莫要“笑贫不笑娼”啊，对吧？……
喝了大半杯香槟，你觉得自己的口舌变得油滑了，看见胥保罗一颗灰白头发包住的头颅在微微地点动。
“……不要写《古拉格群岛》那样的玩意儿！”美国人年先生捏着装香槟的倒伞形阔口玻璃杯，用一种指导性的口气对你说。“你看，现在苏联和东欧，官方自己已经把什么都公布出来了，还用作家去写吗？你写，能超过官方自己公布的材料吗？你写不赢的！”
没想到本应“在商会商”的年先生，竟有此种“在商会文”的雅兴和颇为不俗的见解。
哑然。
咖啡送上来了。
同年先生和胥保罗分手后，你决定一路散步着走回家去。
一边顺着王府大街往北边走，一边想：不要写什么？要写什么？怎么连年虔祈先生这位美国商人也来加以指导？这样那样的好意指导实在是太多了……
四牌楼 第七章
实在的，当年你竟然在年虔祈面前对他说，你要写一本书，一本叫《阿姐》的书，你为什么要那么想、那么说？直到今天你也猜不透……
但是你终于成为一个作家，一路写下来了。你要什么？不要什么？该怎样写？不该怎样写？
你有要的，有不要的，有不知道要还是不要的……
你心中有一个定数，变的是展现形式，如2＋2、22、（1＋1）×2、8÷2、
X…4=0……终究变不出那个定数4去，该怎样，不该怎样，你说不清道不明，但你终究总是你……
最要紧的是你不但想写，而且能写；你对自己说，想写能写，那就别犹豫，继续往下写吧！
这么想着，走着，你就渐渐走进了童年时代曾经居住过的那条胡同……
四牌楼 第八章
四牌楼 第八章
二十多年没穿过这条胡同了。
变化不是很大。
夹道的槐树似乎也并没有变粗。想来是童年时我人细，那时的槐树望去便觉很粗。现在我人粗了，槐树虽已增加许多年轮，我望去感觉上却持平。不过槐树是更高了。两边枝叶的密合度更稠了，阳光透过槐树的绿冠丝丝缕缕地泻下来，自行车响着清脆的铃声从身后驶来又擦身而过，白发苍苍的老大妈提着菜篮缓缓地迎面而来。谁家院门边，把门的槐树枝桠上吊着鸟笼，鸟主人——一位干瘦的老大爷坐在小竹椅上，不是仰靠椅背而是直腰垂头地打着瞌睡，椅子边搁着一只沏好花茶的、缠着玻璃丝套子的果酱瓶……
我似乎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童年时代。
不过我不愿意回忆。回忆是个讨厌的东西。我爱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忘却。忘却长得很丑，是个麻子，但麻子其实就是个筛子，他能帮我们恰到好处地筛下那些不必记忆的东西，只留下甜蜜、自豪与无所谓。人不嫌友丑。我拥抱筛子。
……渐渐走拢胡同口，忽然发现一些赤膊男子在施工，一位不赤膊的男子似乎在指挥他们，或者在训斥他们，而三三两两的路人或胡同里的邻居在一旁观望。我走近一看，看出是在修一个存放小轿车的车库，不消说，那是一座新翻修过的小院的组成部分。
我也站住围观，顺便问身边一位老大爷：“哪位首长的宅子？”
“首长？”老大爷白了我一眼，告诉我说。“首长没有自个儿来监工的！是甘木匠的老七，搞个体大发了，烧包儿，摆谱哩！”
甘七？
对，甘木匠，他生了一大堆子女，不仅有甘七，那以后还有甘八、甘九……
我仔细端详那甘七，吃了一惊，活脱脱就是当年的甘木匠啊！只是，当年的甘木匠不曾穿过他那样的T恤；我不由得走上前去，我看出那T恤胸袋上有带双叶的花朵商标。啊，那是法国的大名牌“梦特娇”，倘非水货，那么起码值数百元人民币；他腰上的皮带，金灿灿的金属带头上有兔头标志，那是美国的大名牌“花花公子”，看来当然是正宗货，那就也起码值二三百元人民币……
甘七见我朝他走近，拧着眉毛，警惕地望着我。我则友好地朝他打招呼：“小七！”
甘七退了一步，斜眼上下打量我，问：“你哪位？”
“我当年也住这胡同，咱们两家是邻居啊！你那时候还小，我也不大……我小学时候跟你大姐是同班同学……”
“我大姐？”甘七仍旧很不放心地盯着我，他似乎并不存在过什么大姐。他完全是质问的口吻：“什么大姐？她叫什么？……”
“你大姐不是叫甘福云么？”我热切地说，“那时候她净背着你抱着你，你怎么忘了？”
我期待着他那僵硬的面容软融下来，企盼着他眼中漾出记忆的波环，乃至泛出晶莹的泪花，然而，显然他同那位名叫忘却的朋友关系更瓷，忘却给予他的筛子上简直全是碗大的筛孔，他简直想不起谁曾经有过甘福云这样一个名字……
我在甘七和周围人们诧异的目光中突然抽身离去，我快步走出那条胡同，后悔自己不该一时兴起重新去穿过它那幽长的身躯。然而，我那忘却朋友却突然细密了他的筛网，使我心上有些不算沉重也不算粗大的记忆，滚动在筛网上却怎么也跌落不下，毛毛碜碜的好生难过……
整个50年代，我家都住在那条胡同的35号大院里。那时候，35号大院是部里的几大宿舍院落之一。
那是很大的一所院落。估计在晚清的时候筑成，并非贵族的宅院，所以院门并不堂皇，里面也不按皇家厘定的格局建造。据传是一位富商的私宅，原籍江南，所以除了垂花门以内的四合院，以及围绕那内四合院的若干小偏院和代替院墙的浅进身房舍外，靠东边一大片还有仿江南样式的不算太小的花园，花园里原有太湖石堆砌的小山、月洞门、之形走廊和小轩舍；又据说日本鬼子占据北京时，宅主逃往南方，这院落成为了日本占领军的一所特务机构，因而到我们住进去时，院内的装饰性建筑和花木已被破坏得所剩无多，那花园部分尤其已失去原有光彩，稍能令人有愉快感的，只剩月洞门和一株极大的马樱花树。那马樱花树盛夏时如一柄巨伞，投下大片的阴凉，并且开出一茬又一茬芬芳的马樱花来。开败的马樱花落到地上，并不即刻枯萎，拾起来凑成一把，搁到鼻子底下用那丝状花瓣摩擦鼻孔，可以使你接连打出好些个很香的喷嚏来。
那时部里没有冗员，住进宿舍大院的职工个个生龙活虎，各司其职，不过都是拉家带口的，单身职工另有宿舍，不入此院。那时候似乎并无房荒的问题，那宿舍大院有好几年都并未住满，对入住的职工，总务处大概也有什么级别给什么待遇的某些规定，但大家似乎都采取了够住就行的入住原则，因为刚从供给制转换为薪金制，本来并不多的房租，对一些家里人口多、负担重的职工来说，便成了须精打细算、尽量节省的一项开支。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当今北京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本来可以住三间或四间房的家庭，他自己却只要一间或两间房住，为的是少付房租。
四牌楼 第八章
我父亲算是解放前与地下党合作的进步职员，解放后从重庆调到北京这个国家机关得到信任和重用，父亲当时也不过40出头，已是行政十一级的副局级干部，但我们当时兄弟姐妹五人除大哥已参军、二哥已在东北工作外，其余三人都仍在上学，所以父亲没要总务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