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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社印行。诗中大骂蒋介石和汪精卫，但在这个小册子上他并未署下真名；又传说他由武汉赴上海前夕曾在一次集会上有过他生平最后一次演讲，因为他既痛骂了蒋、汪，又抨击了当时使他不能理解的某些共产党人的言论做派，而当场遭到了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的枪击——没有击中；但那位共产党员后来被共产党本身宣布为“托洛茨基派分子”，加以开除，不知所终。我爷爷到上海后在“上海公学”任教，仍保持着一种所谓“独立知识分子”或“个人革命家”的做派。他1931年中风后住进一家教会医院，他在不能说话的情况下，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行字，请他的爱人——那位湖南农民赤卫队的女队长——带着孩子赶快去自谋生路；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即日本飞机向上海掷下炸弹引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然抗战的当天，我爷爷被日寇的炸弹炸死在医院中，同日被炸的还有上海商务印书馆，炸毁了许多未刊的书稿，其中就有我爷爷写成送去只等付梓印成一厚册的《人类命运论》。也许那本《人类命运论》得以出版会使我爷爷成为一位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一点切实痕迹的人物吧，但异族的侵略之弹把他本人与他的著作一古脑炸成了齑粉，因而他的一生表面上颇为轰轰烈烈，实质上是躲避于自我心灵因而等同于隐姓埋名的一生。
我爷爷的那位湖南籍爱人，那位能左右开弓的“双枪将”，她的退出革命，则又是一种情况。估计她带着孩子离开上海后，大概也曾想方设法再回到革命的阵营中，在当时革命已非洪流，潮锋、潮心都已隐退，难以寻觅，大概她是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毛泽东领着暂时失败的农民赤卫队残部上了井冈山，那对她来说是太遥远而朦胧了；她内心的波澜在现实的生存问题面前大概不得不一环环地收敛。最后，她可能就此流落在江南，成为烟花梅雨中的一位谁也难知底细的小镇妇人。
七舅舅大约是在离开南昌后的第三年或第四年在上海又与我爷爷及其年轻的爱人重逢，想来他一定向他们坦白了他在那个夜晚的人生抉择，他们对他的这一行径是怎样的一种评价？显然他们不曾把他视为难以宽恕的叛徒或逃兵，所以有后来瑶表妹见到的那样一幅留影。
我那至今未曾谋面的叔叔，生长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可想而知，他并不渴望与我们这样一些潜在的亲属取得联系。但令人悬想不已的是：倘若七舅舅生前，多年里都同他们一家保持着联系，当七舅舅同我爷爷的那最后一位爱人相会时，他们难道丝毫也不忆旧吗？他们心底那熊熊燃烧过的烈焰，难道再没有一星可以复燃的回光？或许，仅仅在他们两人之间，可以进行一种隐秘的对现实政治关注的交谈，展现出他们灵魂的那一个不曾真正泯灭的棱面？
四牌楼 第十二章
这都成了永远的秘密。
我问来自故乡的女郎，找没找过我七舅母，她说：“找过。在她那儿简直没有一点收获。”
这很自然。七舅母是七舅舅脱党十来年后，才同七舅舅结婚的。估计七舅舅一直没向她坦白过自己早年的激进与那个历史性夜晚的脱党。直到“文革”中“东窗事发”，七舅母才知道原来如此——但七舅母并没有被这桩事弄得六神无主，而且，据瑶表妹说，反倒是经过这桩事之后，七舅母与七舅舅之间才有了些看得出的温存。
亲族之间，其实早有“七舅母守活寡”的窃窃私议。我很早便问过母亲：“七舅舅七舅母他们怎么不要孩子呢？”母亲自然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搪塞过去了，然而待七舅舅的历史问题大白于天下之后，我既已成年，便也悟出了个中究竟。七舅舅自那一晚的“全面退出”，像一只劈劈啪啪尽情燃尽的火把，不剩一点的火星。他是不仅退出了政治，退出了涉及面广阔的社会生活，而且在拼命收敛的同时，也一并退出了某些迸发型的生理机能，比如说大声喊叫、大声哭泣、仰脖大笑、快速迈步、手舞足蹈、滔滔议论、用力握手、出声叹息、闻讯色变、自吟自唱……所以不难判断，他肯定阳痿，七舅母跟他在一起，哪能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性生活？
幸而七舅舅在游山逛水、看戏、饕餮方面维系住了自我同外界的联系，并且不求甚解、不择精粗，因而苟活到比古稀人年还高的寿数。
来自故乡的女郎对我说：“也找过你表妹，因为她长期跟他七舅舅七舅母住在一起，可是我们谈了不足十分钟——不是她懒得接待我，是我不想听她讲那些琐琐碎碎的事……你知道，只有当一个人成了伟人、名人的时候，人们才会想知道他的私生活，他的各个方面，包括他结过几次婚，有没有子女，一直到他爱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常进行哪一种娱乐和体育活动……可你七舅舅，说实在的，不过是我们小小县城党史县志里得提上一笔的人物罢了……对了，为了让我不虚此行，是不是还是麻烦你找一找你七舅舅的旧照片，你表妹说你这里有，我们明年计划搞一个展览，可以展示——我们复制成大幅的后，不仅归还你原照，还将送给你一幅大的……”我还是告诉她没有。
送走了故乡来的女郎，我便想取出七舅舅的那张照片来看一看。自从搬家到如今这栋楼里以后，我还没有翻检过父母一辈留下的旧物。
很奇怪，我把父母遗留下的东西从箱子里取出来，翻检一通后，却怎么也找不到七舅舅那张北伐时期的留影。我又把自己所有的照相簿及搁放未入册相片的纸匣子搜索了一遍，还是没有！我想搬家时我是不会丢失这张照片的。我究竟把它放在了哪儿？夹在了书架上哪本书里？塞在了哪个柜橱的哪只抽屉里？为找那张照片我把屋子又弄得乱七八糟，以致爱人下班回来以后大吃一惊。
我这才意识到，七舅舅于我原来并不重要……
四牌楼 第十三章
四牌楼 第十三章
还记得那张照片，还记得。
照片上是两个穿西装的少年，一个瘦些矮些，一个高些胖些。瘦些矮些的两只眼睛很有神，直视着镜头；高些胖些的两眼斜睨着一侧，脸上是一种颟顸的神情，而且，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的脑门上、下巴上都疙疙瘩瘩地长着一些疮。
那张照片后来在“文革”、“造反派”抄家的时候，从父亲那里抄走了，后来落实政策退还抄走的照片时，没有发现这一张，想来一定是混乱中给弄丢了——没有人会截留那张照片，对于外人来说，那是一张极其无聊、乏味的照片。
他在小时候多次看到过那张照片，现在照片不知所终，他却一闭眼仍能复制出来。
照片上是他的大哥和二哥。
父母刚过20岁就生下了大哥。大哥刚满一岁又生下了二哥。两个只差一岁的亲兄弟长相和性格竟截然不同。
大哥直到成年以后，仍个子不高，始终没发过胖，但他从儿童时期便浑身充溢着仿佛随时要爆炸开来的精力，而且胆子奇大。母亲多次讲起过大哥小时候的一桩事——那并不是惟一的或特别突出的事，母亲不过是用其举例举得习惯了而已——那时他刚上小学，才七八岁的样子。有一天，他就自己做了一个秋千，荡起秋千来了；怎样的一个秋千？那时候父亲在宁波海关当外班验估员，宿舍在一条巷子里，那巷子很窄，两边相对的三层水泥楼房之间，大约只有两米的间隔，大哥便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块大约三米的木板，爬到楼顶上随便地往两边的楼沿一放，木板上套下一条绳索，成环形，他自己便坐到那绳环上，开心地荡起秋千来，而且越荡摆幅越大。那木板随着他的荡动在逐渐地滑移，眼看着一端的木板已经快要脱离楼顶……当时，望见这一类似杂技表演的邻居们全都惊惶起来，一位从窗口探头张望的太太竟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尖叫……妈妈被唤出望见这情景时，双手捂在胸前不知所措……后来大哥是如何停止荡动，如何回到屋顶，如何安全回家，都不记得母亲是怎样交代的了，单记得母亲所形容出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一想起大哥，这一幕还会如电影般地在脑海中放映出来……
据母亲说大哥从小就经常挨父亲的打，像荡秋千这种行为，打得还轻，他在学堂里的淘气行为，危及别的同学，使家里丢脸，那就打得很重了。比如说有一次上唱游课（相当于如今体育课），他趁老师眼瞧不见，将大家共玩的一只皮球用力掷进操场边一棵老桑树树干上的一个窟窿里了，还跳着脚拍手自我叫好……母亲说为那事父亲打他的屁股，边打边命令趴伏在凳子上的大哥认错，而大哥就是不认错，不仅不认错，还咬紧牙关不哭，屁股被打得肿起老高还不哭。最后就气得父亲去找锥子来要往他屁股上扎，母亲过去死死抱住父亲胳膊哭着求情，才算没扎上去……
二哥却一生下来就很温驯，甚至温驯得令父母怀疑他是否有些弱智。但二哥饭量很大，又爱吃零食，因而很快个头就超出了大哥，并且发育成一个小胖子。不过二哥身体并不好，经常伤风，长流着鼻涕，一到夏天就满头生疮，形象很为不雅。那时家里经济状况足称小康，父母给他们西装革履地装扮起来，又一定要送进学费昂贵的教会小学读书。两个人学习成绩都很差。大哥是鬼聪明、贼淘气，但心思不用到功课上；二哥是绝不淘气，却让老师感到死不开窍。大哥在学校里经常欺侮别人，二哥却经常受别人欺侮。两个人不在一个年级一个班，但上学时一块儿去，放学时在校门口一块儿结伴回家。常常是放学汇合时，大哥见比他高出半头，也宽出一块的二哥，鼻孔里挂出两串鼻涕，眼泪汪汪的一脸委屈，便问：“哪一个又欺侮你了？”二哥便总先是发呆，又缓缓摇头。大哥急了，便又大声再问一遍：“究竟哪一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