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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常想哭，为那历史以外的活鲜鲜的存在……
他又常常想笑，微笑，为那些猥琐渺小的鲜活个体及他们的生存轨迹被伟大庄严的历史筛汰掉而庆幸……
四牌楼 第十四章
四牌楼 第十四章
每当想办一件事却碍于面子不能四处活动时，他便对妻说：“唉，要能有邢静那股子劲头就好了！”
妻也便叹口气说：“谁让我们的脸皮儿这么薄呢？”
他们所说的邢静，是香姑姑的二女儿。
提到香姑姑，就不能不回想到当年重庆姑爹姑妈的那所住宅。
那所住宅在山城雾重庆的最高处。姑爹当年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姑爹不是那种土军阀出身的将军，而是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亲美派将军，抗日战争期间曾在配合盟军开辟南亚战场的远征军中任要职，进驻缅甸；日本投降后，被先后派往加拿大和美国，任中国大使馆的参赞级武官，1948年初回到中国，又在重庆继续担任涉外要职，因而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全盘西化。当年姑爹住的那所宅子，其主体部分是一座花园式洋房，一楼进门是宽敞的前厅，放置着几组真皮沙发，配有大玻璃茶几，可以用来会见一般的客人；前厅一侧是有长餐桌的餐厅，餐桌上常年摆置着西洋式的银制枝形烛台；前厅另一侧是内客厅，沿墙摆着许多沙发椅，可以自由组合成几副牌桌，也可以撤掉当中的物事当做小小的舞厅。一楼前厅有神气的弧形楼梯通向二楼，二楼除了许多单独的可供众子女居住的房间外，也还有一间相当不小的起居室，当年没有电视，但有可以收听短波的落地式木框收音机，有在当年算是相当先进的电唱机和许多的唱片——包括姑爹姑妈他们从美国带回的许多西洋歌剧和爵士乐唱片……姑爹姑妈的子女们常约上同他们年龄相仿的亲戚朋友在那里聚会、嬉戏、胡闹；那起居室的落地窗门外面又有一个很大的平台，平台四角摆着四棵栽在木桶里的橡皮树，平台上经常支着些躺椅；撑着遮阳伞，从那平台上可以鸟瞰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的风光，天气晴和时江上的船只清晰如绘，雾气卷来时远望如神秘莫测的水墨长卷……姑爹姑妈自己住在三楼，除了卧室还有他们各自的书房和卫生间，三楼之上还有尖拱形的阁楼，阁楼上除了储藏室，也还有小小两间设置着小床的客房。那洋房周围是小小的花园，记得除了尖塔形的松柏、紫藤萝架、大株的广玉兰之外，还有小小的金鱼池，月季花圃，以及设置在不同位置的一些盆景。当然甬路边缘都栽植着总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那时候重庆公共自来水设施很不发达，像姑爹姑妈住的地势那样高的宅子常常因压力不够而断水，因此在房后便有一个高似一个的平台，平台上是一个又一个的洋灰深池，池子里总储着水，他小时候一直弄不懂那些水池子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那是姑爹姑妈自家的一个生产自来水的设施，他们除能自制自来水外，也有自备的柴油发电机，必要时可以自己发电。他记得，在那花园洋房后面，还有一排朱红色洋瓦的平房，有的住着副官、勤务兵、仆人、保姆，有的则流水般住着一些因各种各样缘由去拜访或巴结姑爹姑妈他们的人。但他的父母因是姑爹姑妈的至亲，因此倘若去了留宿，便住在一楼客厅后装置高档并有单独卫生间的客房中，他因为小，同父母一起享用过，大哥、二哥、小哥、阿姐他们去了如留宿则都安排到顶楼或楼后平房去住，那客厅后的高级客房即使空着，也轮不到他们享用。其实那客房住着也并不怎么美妙，父亲就曾抱怨过：离厨房太近，厨房的油烟，常从客房的窗子外飘进来，使人在睡觉时也总仿佛呼吸着一种油锅的气息。
他那时候还小，记忆比较模糊，但模糊中也还凸显着某些景象，比如他就记得有一回看见鞠琴坐在平台的一把折叠椅上织毛衣。鞠琴后来再没提起过当年曾到田霞明、田月明家凑热闹的事，而且后来她入党时，成分算作小业主，而且属于那种没有雇工的小业主，类似农村里的中农，大体上还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那自然是事实，是事实中的本质部分；但生存轨迹所构成的事实往往是非常复杂的，除了“本质部分”，也还有“非本质部分”，那“非本质部分”就是她曾一度非常艳羡田霞明、田月明她们的阔小姐生活，她常到她们家里去，比田霞明、田月明她们表妹蒋盈波去的次数还要多，并且渐渐“宾至如归”，去了不一定非要田氏姐妹跟她玩，她一个人坐到那平台上织毛衣也很惬意。偏他就留下了那么个鞠琴在平台上织毛衣的印象。记得解放后在北京，田月明刚分配工作刚到北京头一回来到他家时，他就向田月明报告说：“鞠琴姐也在北京！她在部队文工团合唱队唱歌！”田月明便脱口而出地说：“什么鞠琴！鞠富琴！”是的，鞠琴原来的名字是鞠富琴，参军时才去掉了中间那个“富”字。田月明对一身军装的鞠琴没有他那种尊敬感，但田月明似乎也没有当面打趣过鞠琴，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她们自觉地在新的价值坐标下继续和谐相处，他从没听到过她们提及那栋曾是她们青春舞台的建筑物。
四牌楼 第十四章
在那栋雾重庆山城的花园洋房中，像鞠琴或崩龙珍那样的小字辈客人常常被一位妇人用蔼然而又严厉的话语指挥或批评，那妇人对田霞明、田月明、田星明等人也一样地经常进行召唤或规劝，只是语气中更多些慈蔼和略少些严厉罢了——不知底细的外人听见看见，常误以为那便是他的姑妈蒋一溪，因为那妇人身着十分考究的旗袍，头发烫得中规中矩，淡施脂粉，画眉涂唇，耳垂上有亮闪闪的耳饰，脖颈上有白生生的珠串，手腕上有亮铮铮的镯子，手中还时常摇着一把檀香扇或古式的手绘花鸟画的纱扇，脚下是一双色调与旗袍相谐的高跟鞋，难道如此仪态万方的一位女士还不是这宅子的女主人吗？
不是。她不是。她不是姑妈蒋一溪。
姑妈下面的一辈，都管她叫香姑姑。
香姑姑不是姑爹姑妈的亲戚，严格来说也不是朋友，她也并不是管家，因为另有一个男的副官相当于管家，她又不是家庭教师，因为她并不教表姐表哥他们什么，当然她更非女仆，但她又长住在那里，在二楼上有她专门的房间，她享有许多与主人类似的特权，那么她是谁呢？在那宅子中她算怎样身份的一个人呢？
后来，他长大了，才懂得香姑姑是姑妈的一个家庭伴侣。据说旧社会许多有钱人家都有这种人，她们一般也出生在有钱人的家庭，受过相当的教育，只是或她们自己的家庭那时候比较没落，或她们同自己的家庭产生了矛盾冲突，又找不到别的合适的职业，或竟很乐于到更有钱有势的人家里充当阔太太的这种伴侣。对外有时候说成是“秘书”，有时候就不用什么名目，凡熟悉那一阶层生活方式的人一听主人介绍，比如说“这位是香女士”，那么就都明白香女士者系何种人物，一般就都很尊重，甚而至于很巴结，因为一般都知道阔太太有左右丈夫的无形力量，而阔太太的智囊和辅臣不消说便是香姑姑一流人物。
后来他知道，香姑姑其实是攀着他父亲蒋一水那条线才进入姑爹姑妈府上的。父亲早年在北京上学时，同一位叫晏小迟的同学好得要命，竟至于焚香跪拜，结为了异姓兄弟。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父亲和晏子迟的那种结拜，构成一种特有的人际文化，那不是开玩笑，而是严肃到极点的。在1950年以前，父亲和晏子迟尽管长期并不在一个地方生活，但他们不仅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当一方经济上或别的什么方面遇到麻烦时，另一方便总是毫不犹豫地倾力予以援助；1950年以后，他们也一度依然如此相处，但新的社会迅速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那是不允许人与人之间建构起一种超政治、超社会、超统一价值标准的个人关系的，因而他们两人特别是父亲很遭受到一些冲击与报应，那是后话，且不去说。
香姑姑名晏子香，是晏子迟的妹妹。
晏家早年在北京也算殷实之家，住着胡同里一所相当齐整的四合院。父亲当年是晏家的常客，自然每次都是去找晏子迟玩，但同晏子香也很熟，晏子香即香姑姑后来向他回忆过：“你父亲跟我迟哥好厉害！记得有一回我在胡同里守着卖红果酪的担子，一连吃了两碗还想吃，你父亲和迟哥看见了，说我太贪嘴，便一家揪住我一只耳朵，硬是那么把我揪回了院里，气得我后来跳着脚哭了一场……”
晏子迟后来毕业于清华大学，又到美国留学，成为一个油脂工业方面的专家，一生经历很复杂。晏子香中学毕业后上过大学的家政系，这种专业解放后大陆的大学一律予以取缔。所谓家政系就是培养阔人家的太太和管家的一种专业，课程除一些文史哲的门类外，主要包括社交礼仪、服饰化妆、房间布置、烹饪缝纫、育婴幼教、家庭保健、“派对”（家庭聚会）设计、口才风度、园艺栽培、宠物豢养、珠宝常识、家庭财会、旅游常识、法律常识、保险常识、家庭工艺品制作、书画装裱、书法绘画、歌咏弹奏……据说到高年级还有关于房中术的讲座。晏子香毕业后本应按家庭的愿望嫁一个阔佬，但到她毕业时家庭已经没落，父母又难为她觅到合适的阔佬，她也决意冲破家庭的束缚，自己去闯出一条能遂己愿的生活道路。她最初的个人愿望是闯入电影界去成为一个明星。据说她提着一只小皮箱，只身到了上海，也一度确实进入了电影圈，但一连几年她都只能是在一些烂片子里跑龙套，她的名字竟几乎没有上过演员表，后来她就死了当明星的心，另觅出路。有传说她一度成为重庆上层社会的二流交际花，但也混得并不怎么惬意，后来更传说她热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