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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不是都很好吗？”
“当然！其实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就是一个环境——老板买下了一个居民楼的几个单元，我们五个女孩子共用一个两居室单元，大屋子三个人，小屋子两个人，床铺边上就是电脑工作台，有厨房可以自己做饭，有卫生间可以淋浴，设备挺齐全，有空调，有煤气，有洗衣机，有冰箱，有彩电，有电热水器，有抽油烟机，还有现成的锅碗瓢盆和电饭煲……刚去的时候我们都挺高兴，可现在我受不了了，实在受不了了——我不是一架制造动画片的机器，对不对？我是一个活人，我有一个肉身子，对不对？……”
说到这儿常娥笑了。蒋飒便也望着她笑。常娥的姐姐常嫦和妹妹常也都属于胖乎乎的类型，然而常嫦现在格外地胖，好在她还年轻，所以不是松弛的胖而是饱胀的胖，她的脸蛋红喷喷地鼓出来，仿佛随时都在吹喇叭，胀得光润细腻的皮肤发出天然的亮光，无需再搽面霜。
“是呀是呀，别忘了我们都有一个肉身，我们是为了这个肉身才活着……我的意思是这肉身装着我们的灵魂，跟有些人甚至是大圣贤的看法相反，我觉得不是肉身为灵魂而存在，而是灵魂应该为肉身的快乐而存在……”
常娥喜欢听蒋飒的这些话。她坐在床沿上，两只光脚互相搓着。蒋飒坐在她对面一把椅子上，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烟来。常娥有点惊异地望着蒋飒抽出一支香烟来，并且擦燃一根火柴将烟点燃。
蒋飒吸了一口那特别细长的薄荷味女士烟，这才问：“你不反对吧？”
常娥笑嘻嘻地说：“我反对又怎么样？反正你已经抽上了。我们老板可绝对禁止我们抽烟。当然并不是为了爱护我们的身体，她是怕我们熏坏了她的那些电脑。”
蒋飒找不到烟灰缸，便从书桌上抻过一只小瓷碟来，那小瓷碟里残存着几粒干缩的葡萄干——可见常嫦仍未改掉吃零食的习惯，而这也是常娥的嗜好——她往小瓷碟里弹掉一点烟灰，这才问：“你姐呢？”
常娥说：“你多长时间没见着她了？不知道吗？上星期起，她每天这个时候到天伦王朝饭店大堂弹琴，闹好了，一天就能挣不老少——当然，我说的是有那外国人给她小费，她说前天有个德国老太太给了她100马克，说她弹的《月光奏鸣曲》妙极了……”
蒋飒抽着烟，还微微缩着眉，问：“你还没回去见你妈吗？你打算住这儿？”
常娥说：“对呀！我妈见我突然回来，肯定生气，得把我骂死。我连辞职也不是。我是不辞而别。领了第八个月的工资我就走人了。都没跟一块儿的几个姑娘说明白。她们看见我收拾东西了，嘿，她们一个也不问。我们心照不宣。各人的事各人管，谁也不干涉谁。你说妙不妙？这样真好，不是吗？”
也是一个躲妈的。蒋飒不禁微微一笑。她吐出一个烟圈，没成功，不圆，而且有裂口。
常娥这才注意到蒋飒坐的椅子后面有个旅行包。她忙问：“你怎么回事？来这儿住吗？跟你妈吵架啦？”
“算是吵架了吧，”蒋飒说，“可现在没我的床位啦！”
“只要你愿意，能没你睡的地方？咱们把两张床并起来，三个人睡！”常娥说，“正好痛痛快快地聊聊！你知道，这八个月我有多寂寞！跟我一块儿干活的那四个姑娘，两个本地的，两个湖南的，她们倒成双成对的，抱团儿，本地的两个人光说东莞话，叽里咕噜的我都听不懂；湖南的两个倒不怎么说湖南话，说一种怪腔怪调的普通话，能听懂，可她们两个是那边美专毕业的，学历比我高，对我一脸的傲气，我怎么跟她们交朋友？所以特想找你们聊聊！老实说，跟你聊，比跟我姐聊更过瘾，咱俩同龄，姐姐比咱们大五岁，这五岁可不得了，不知怎么搞的我有些个想法她怎么也理解不了，她有些个想法我又怎么也明白不过来……”
四牌楼 第十五章
蒋飒笑了：“我的想法你就都能弄明白吗？”
常娥一拍手：“可不！忘啦？那回看人体艺术展览，多少人觉得你的想法古怪，我就能不假思索地支持，心有灵犀一点通嘛！”
蒋飒在小瓷碟里捻灭了香烟，眉尖抖动着……
那一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有个轰动一时的“人体艺术美术作品展”，算是三十多年头一回在官方准允的展览会上挂出了若干全裸的女模特儿油画像，参观的人潮涌来涌去，有人惊骇不已，有人赞叹不止。蒋飒和常娥也结伴去看了那个展览，转完两圈，蒋飒忽然发现好像是展览组织者之一在现场接受若干新闻记者的采访，她便大大方方地挤到最跟前，大声地发问：“为什么这个展览只有女裸体的画没有男裸体的画？！不是人体艺术吗？难道只有女的是人，男的不是人？！”
她的出现，特别是那锋利的问题，使在场的人都不禁一惊，尽管因为顿时围聚过许多凑热闹的人，秩序一时有些混乱，兼以主持者没想到也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在工作人员跑来维持秩序的当口，主持者也就赶快走开了。但后来报纸上登出的文章里，还是有提及这个场面引用她那一串子质疑的，那确是一个不应回避的问题。
有位评论家，后来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里面转引了“一位年轻女观众”即她的问题以后，便发挥说：“女权主义运动的潜流，正在变动中的中国大地上拱动……”其实蒋飒发出那串质问的心理契机中并没有什么“女权主义”，她那样问，全然出于一种积郁已久的苦闷。
当蒋飒12岁左右随着父母从南方下放地重新返回到北京，暂住在南郊屠宰场的一间小屋里，并且经常跑到场南的内部火车站观看运羊的闷罐车卸羊，又扬着树枝子帮人家轰羊入圈时，她对男女的区别还是混混沌沌的；但是有一天她又尖着嗓子欢叫着轰了一阵羊以后，突然下体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令她不适而惊慌……她扔掉树枝跑回那间暂住的小屋，母亲蒋盈波正在屋里和面准备包饺子，母亲看见她一脸的汗水把那惶恐的表情衬托得格外强烈，不由得马上问她：“怎么啦？出什么事啦？”
她捂着短裤的裤裆，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母亲说：“妈，我、我……我流红水儿了……”
那一天经过母亲的指点，她才知道女人的身体和男人的身体有根本的不同。
……不是故意，并且不曾浮跃到心理的上几层，在日常生活中，她渐渐感到父亲的身体比母亲的身体更有一种无形的鉴赏价值。在炎热的夏季，父亲在家里不仅经常只穿一个汗背心，更有干脆赤膊的时候，这时在一瞥一触之中，就觉得父亲肌腱的紧凑饱满和浴后体毛体臭的毕现，都格外好看好闻，令人欣悦钦羡。后来父亲面容明显衰老，皱纹日多日深，头发日疏日白，但直到突然病倒以前，那胴体都仍然还不失其强壮和雄悍……在父亲和母亲因为这个那个发生争执乃至吵骂时，她总是超越是非判断而不假思索地站到父亲一边。再渐渐大起来，她就总从心底里觉得母亲有负于父亲，是一种根本性的单向欠负，她冷眼旁观，心存不平，因而对待母亲，即使是简单地喊她去吃饭，她也总是报之以一脸的阴郁，这当然也就更促深了母亲对她的嫌厌与对嘹嘹的超过实际的高评价与公然的偏向……
小舅蒋盈海是个作家，曾经同二舅蒋盈工一起议论过她母亲蒋盈波和父亲屈晋勇日渐疏离的感情状态，那是在小舅家中。她当时同小舅妈在厨房里包饺子，小舅、二舅没把她当成一个心性上已然成熟的角色而加以避讳，所以议论的声音很大。她却随着手中包饺子的动作把那些议论都紧紧包裹到了心中。
小舅议论说：“阿姐这几年一天到晚满脑门子心思是职称的事。也难怪，偏赶上更年期，你想她学校里挨挤兑，身体上又不适，脾气暴躁，动不动跟勇哥无端地发作，也就难怪了！”
二舅附和说：“现在这个体制，也真没什么道理。晋勇他们那么大个单位，上千人，不动产就值好几千万，可因为属于北京市，北京市整个儿才是一个部级，下面的二商局才是一个局级，食品公司才是一个处级。因而肉联厂只摊上一个科级，晋勇在部队里原是大尉，现在转业到这么个厂子，工资级别不仅比一二把手都高，比局里的头头脑脑们也高，所以这几年人家涨工资，他却完全不能动，阿姐少得了叨唠他吗？当然不光是为那点钱，阿姐是个自尊心最强的人，从小如此。如今忽然又时兴论学历，评职称，晋勇有什么学历，他工会主席评哪门子职称，所以阿姐心里头，怕就把他看轻了几分，再不像当年一个河北小地方的一个什么专科学校里灰头土脑的小教员，仰看北京堂堂部队文工团的一条扛四个豆的大尉那么觉得光彩照人、可敬可爱了……唉唉，真是一个人有一个人走运的时候，也有那背运的时候哟……”
四牌楼 第十五章
小舅便又说：“我几次去，都好像两个人刚冲突完……勇哥倒只是默不作声地招待我，阿姐却有时候还要借题发挥地恶声恶气，比如一边捅煤炉子一边暴躁地埋怨：‘就这个命就这个命……搞得我活了这么大连暖气也享受不了！’要么突然大喝一声：‘屈晋勇，你又把汤勺胡撂到哪儿去了？！’……当然实在也是祸不单行，阿姐明明是研究生的学历，英语测试成绩优秀，又有学术论文发表在有关的刊物上，课时不消说早够了，带实习学生反映也不错，可人家就能在组织‘无记名投票’的时候把她‘差额’掉，阿姐去找院领导，人家用‘深表同情’、‘名额有限’两句话就把她打发了。她的这种不幸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创伤，勇哥又不能深刻地领会到，或者虽然领会到了，却又不会帮着调解，你想他们在一个屋顶底下，还能和谐吗？北京市的规定偏是，单位分房子夫妻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