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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二太太呢？据说连同他那几个跟二太太生的子女都被轰到了一处小平房中，总不至于死掉吧，但他们又是怎么个存活状态呢？二哥和你敢去看望吗？倘若去了，她还会用拳头捶到二哥脊背上，笑着说：“好一个盈工，吃得嘎胖！”还会一脸的红晕么？
……后来有一回你去找二哥，二哥告诉你崔伯伯死了，不是自杀，是突然发病，昏迷，不得不送到医院，医院说是癌症晚期，也没怎么给治，没多久就死了。
崔伯伯死到临头，终于认识到当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常去借书的那个地方，分明照耀着一颗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么？他的意识深处，还坚持那个有罪的记忆，便是那个高个子湖南人跟他打听的，是周作人教授的住址么？
想起来，有一种恐怖感。
大哥跪在地上，给爸爸洗脚。
爸爸被强行复员到了原籍。大哥也被强行遣送到了原籍。
大哥在“文革”初期被派到一个县里“支左”，结果他公开支持了一个后来被指斥为“专搞打、砸、抢、抄、抓”的“极‘左’组织”，因而被部队调回隔离审查，后来被定性为“混进部队的社会渣滓”，开除军籍，强行遣送回原籍，在生产队当农民。大嫂跟他“有祸同当”，到镇上卫生院当护士。
同在难中，本是至亲骨肉，既然相聚在原籍，自然容易尽弃前嫌，且相濡以沫，共挨时日。
大哥突然迸发出强烈得有些吓人的孝心，尤其是对爸爸。
爸爸犯了脚气，大哥就不仅去找偏方，不仅亲自用热水泡制那据说有特殊疗效的洗脚水，不仅一再把手伸进水盆里试水温，不仅亲自将那疗效洗脚水端放在爸爸身前，不仅跪到洗脚盆边帮爸爸将双脚泡进那热水中，不仅用自己双手轻轻地、细细地为爸爸洗脚底脚背脚踝脚趾，还一个个脚趾缝都搓揉过去，末了还用脚布认认真真地为爸爸将洗泡过的双脚揩干。
那时候大哥已经快50岁，因为遭受打击，显得十分苍老，头发不仅花白而且稀疏，又嗜烟如命，吸得嘴唇乌黑，浑身烟气沐后不退，然而他孝顺起老子来，却如此这般地夸张。
大哥一生说话做事夸张，富于戏剧性。他是个永远不甘寂寞的角色。
据说那一时期爸爸对大哥相当地慈蔼。妈妈因此很高兴。她说乡居生活虽说苦一点，但骨肉相亲的快乐却实在难得。
然而那一时期却相当地短促。
有天大哥又端着配置好的疗效洗脚水走到爸爸面前，刚把那洗脚盆搁下，爸爸就一脚将水盆踢翻，并且大喝一声：“滚！”伸直胳膊颤颤巍巍指向门外。
正在灶房剥蚕豆肉的妈妈和大嫂忙跑过去……
怎么劝也没有用。大哥要解释，爸爸不要听。
爸爸再不可能原谅大哥。铸成永恒的仇子情结。
原来，那天大哥大嫂来看望爸爸妈妈之前，从北京来了两个搞外调的人，那两个外调者是为爸爸在重庆海关的老同事方伯伯一案而来。方伯伯方伯母都是打入国民党海关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不仅调京担任要职而且正是由他们的推荐，指出爸爸思想倾向进步，为人正直，海关业务熟稔，更有许多暗中帮助地下党特别是掩护地下党员的善迹，所以后来才得以也调入北京，委以相当的重任……“文化大革命”当中，方伯伯方伯母因党内斗争受到牵连，都打成“走资派”，方伯伯更被指认为“黑帮分子”，这倒都不足以为奇。问题是，现在到了“运动后期”，方伯伯的问题已大体查清，虽有“走资”问题，但不属“顽固”，“黑帮”够不上只算是“执行过黑线”，基本上可以考虑予以“解放”，降职使用。但从部队转来的一份揭发材料里，却还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就是在1948年左右，方伯伯曾托揭发人到香港做过一次款额不菲的投机买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否至少有敌特的嫌疑？因为当时的地下党，并没有让他做过这么一回事，据他自己解释，那是纯粹的一种个人经济投机行为，当时国民党海关的高级职员，做那类的事形同家常便饭，但“专案组”的人特别是年轻的“造反派”怎么也不相信，因而派人外调，为什么要查到爸爸这里？因为那份揭发材料的作者，便是大哥，大哥在材料里首先提到了爸爸，由爸爸才提及方伯伯……
外调的人走了以后爸爸七窍生烟，但他毕竟已然年迈，只瘫坐在藤椅上任那烟焰往心里冒而无从向外蹿……那两位外调者打算第二天再到镇子上找大哥，所以大哥懵懵然，还端着洗脚水去孝顺爸爸，活该他被当场喝骂……
四牌楼 第十六章
你不想把方伯伯的那段历史那个行为搞清楚，你估计大哥的揭发并非造谣而基本上全是事实——当年他同爸爸吵翻离家出走，方伯伯不仅周济了他而且也确曾托他搞过那样一次投机买卖；但你一直在苦苦探索大哥写出那样的揭发材料的原始动机，他究竟图的什么？！
爸爸恨大哥，但爸爸至死不清楚大哥为什么总做这一类的事。
你却终于憬悟。你想起曾听大哥说起过，他很羡慕当年一个叫邹志彪的一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那人在部队路过自己家乡的时候，亲自冲到自己家里把自己的地主父亲捆绑起来并且拖着他一直拖到人群面前，当着众人把那下体已经拖烂的父亲枪毙掉了。
大哥就总想显示那样的功勋。
同他忽然想显示出他比我们任何一个子女都更孝顺爸爸一样。他年近半百了还跪在爸爸面前为爸爸洗脚。
那是一种总渴望在极端性行为中得到价值确定的快感的天性。
……“文化大革命”都接近尾声了，忽然有一天你任教的那所中学的同事对刚从教室里走出来的你说：“蒋老师，有个乡下人找你，在教研室坐着哩。”
你急忙走往教研室。你那个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着个满脸烟气鱼尾细碎嘴唇乌黑衣衫破敝的瘦子，脚底下撂着个用粗针脚缝补过的脏兮兮的旅行包，你一进去他便转过身子，用一双细长的眼睛斜睨着你，脸上现出一个“怎么着，弟娃，你能不帮我吗”的夸张表情。
那是千里迢迢“盲流”入京的大哥。你忙把他带往校外家中，给他找东西吃。
他是有为而来的。
他要去找《红旗》杂志社。他说他一个月以前寄了一篇文章给《红旗》，他自认有相当的“爆炸性”，搞好了将犹如“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或至少犹如当时不断爆出来的那些个“新生事物”，比如敢交白卷的英雄呀，“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呀，“小靳庄批林批孔批现代大儒的民歌”呀，等等。同时，他又带来了更多的文稿，都在那个旅行包里，他几乎什么别的东西都没带，一路上充满自信和希望地提着他那些在乡村昏暗的灯光下写成的文稿。
你听着，不想讨论，不想劝阻，甚至宁愿他能成功——但你深知那几率在他而言几等于零。
后来大哥去了《红旗》杂志社，一个编辑到传达室接见了他，说了些鼓励的话，稿子嘛原有的和带去的编辑部都留作参考。
……你把大哥送上回程的火车。他在车窗里充满憧憬地对你说：“就算这回的这些都不行，下一回我写好点他们肯定采用，你等着瞧吧！”
后来“四人帮”垮台，《红旗》彻底改组了。大哥那堆“留作参考”的文章下落如何呢？
大哥跑回广州活动。一批人同时活动。都得到平反改正，大哥亦然。当然也不能再回部队，改为在广州转业。刚时来运转大哥就爆发了肺癌。他经历了一个疼得钻心入髓的时期。但大哥是条硬汉，他强忍着巨疼拒不呻吟。
他渴望着在这个世界上创立奇勋。他没有成功。
大哥跑回广州要求平反改正的时候，你们底下几个子女都动员爸爸给原单位写信，要求落实政策。那时候你、阿姐和大哥都鞭长莫及，只有二哥可以从成都赶到县里同爸爸面谈。
据说爸爸一听二哥开口说应要求落实政策就光火了。
爸爸说大哥跑回广州活动是“胡闹”，说他就该被遣送原籍，部队当时那样做“一点也没有错”，又拍着桌子说：“莫把我和那个坏东西混为一谈！我是革命干部光荣退休，他是犯错误下来改造！”还说：“在这里跟贫下中农在一起有什么不好？我才不要你们照顾！我讨厌城市！我喜欢农村！”
但据妈妈私下里跟二哥说，爸爸心里头其实十分的矛盾，听到越来越多以往被错打错划和粗暴处置的干部被平反改正和安排回城的消息，他当然也感到自己这些年来被如此对待十分地委屈和难耐，但他的自尊心不容他嘴软更不容他采取任何主动，他就总是跟妈妈唠叨，什么这个人历史上真有严重问题，怎么可能重返单位工作？那个人确有“恶攻”言行所以罪该下放又怎么可以请回城里教书？他不能怀疑那些消息的真确，便断定“这都是一时的翻案之风，早晚会遭到反击”，声称，“我是一心一意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在这里思想改造到底的”……但他却又多次对妈妈流露：“到底年纪大了，这个地方的茅厕上起来实在恼火啊，要是还有单元房住有个抽水马桶就好了……”“我的英文有几十年的家底儿，教起学生来总比那些个新手省力啊……”
被爸爸视为十恶不赦的大哥竟被共产党大赦善待了。消息传来，爸爸不是高兴而是气恼，妈妈把大哥的来信递给他，他一把扔到地上，总算没有扯碎，大哥给爸爸妈妈寄去的花旗人参茶（是用补发的工资倒换成一部分外币兑换券，在广州友谊商店买的，弥足珍贵），妈妈取出来以后便不敢向爸爸显示，也不敢贸然冲出来给爸爸喝。
四牌楼 第十六章
大哥的死讯传来，妈妈想来想去还是要告诉爸爸，爸爸听了竟说：“死了好，这就清净了。你要哭另外找个地方哭，我不要听！”
但那以后没几个月，爸爸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