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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讲演，讲自己的高尚境界，下面人兴致勃勃的听，下面人听什么呢？听他的境界呀，他凭什么无私奉献，他怎么能够牺牲自我，他怎么到时候就冲上去了，他怎么就克服自己的世俗情感，其实一样的道理，我们可能理解不到。用一般的世俗观，人生观，那种标准的尺度，用个人的喜好，你连登山运动员你都不理解，到山上干吗去？到珠穆朗玛峰干吗去？探险家，到南极去干什么？不理解。弘一大师是一个行者，永远在走，在驿站稍稍喘息继续走。所以在电影中，那个台词也是我们最终才确定的，“什么叫爱？”雪子问他，“爱就是慈悲”，这种慈悲是从小爱进入大爱的，到了一个境界不可言传了。如同经文不可译一般。我们都还没有到这个境界，所以我觉得，想到了“道艺一体”。在前些年有一个波兰音乐家叫安得列斯基，搞了一个音乐剧。他是当今还活着的古典音乐界最重要的人物，他在世界交响乐界非常有名，写的一个曲子叫《耶路撒冷》，他是一个基督徒，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可是他不授权别人指挥，唯独他自己指挥，所以到现在只演过不到十场。他在每一个国家演出的时候，就请每一个国家的人用那个国家的语言来读《圣经》。到中国来的时候就找我去，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人家问我说，“你是怎么解释的？”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对西方宗教一无所知，我没有那种状态。见到耶和华，脑袋就发晕。那种虔诚的，完全是舍命，进入一种癫狂状态，我没有这种感觉。后来话筒给你了，你就得说话。我就说，“我没有这样一种宗教情趣，但是我可以借鉴对艺术的真诚，其实艺术——大写的美字，是我崇拜的那个点。作为一个演员，可能甚至阿弥陀佛没有念过一次。如果他是一个好的演员，他在心里应该有这种对美的判断。人的心灵是最慈善的、最怜悯的、最充满爱的那样一种心境，他要是没有这个，怎么可以来做演员呢？他可以装一装，但是一般的演员从心里面，用自己生命的品质在表演。哪怕他是音乐家、美术家，还是我们这样的演员，他必须有那个品质才能演出那个作品的那个境界。如果没有那个境界，我们看画看了半天，看深一些的画，其实是看这个画家生命品质上的流露，我们看西洋画的裸体画，美女画，画家和画家是不一样的，我们对人体充满了一种情怀叫做尊重。但是画家在画裸体的时候，他生命中那个品质，真的是不一样。同样在画裸体，弘一大师在把西洋艺术传到中国来，也让同学们画裸体，艺术的美在心中。我崇拜美，我用这种对美的崇拜来想象我见到了神，见到了主之后那种状态。人家说你说得很好。艺术家角度不一样，但真正获得那个美，那个美的持续就跟丰子恺说的，是幻灭的，不是持久的，我们永远在生活中不可能保持一个最佳状态，就象微笑一样。摄影师拿着照相机对着你了，如果你为了摄影师而咧嘴的话，那么两秒你就不生动了，三秒就僵硬了，四秒就真的很难看了。他应该是无为的，他应该是自然的流露，而不是意念强迫去完成的那种状态，对于美的寻觅也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所以有一个文学大家，他写的散文里面写到，什么都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似乎在等的那一瞬间，永远不满足自己笔下的东西，你让我写一首歌，云彩呀太阳呀，就忍不住眼泪去哭，太不值得的了。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喜怒哀乐，不值得，根本不是我寻觅的东西。他在问自己，什么东西是自己寻觅的？苦闷了四年，终于写出了这篇《奇迹》。写完之后，在三十年代的诗刊社创刊号还登出来了。很多人说，写什么呢？费解，很多人不理解。今天没带来闻一多先生写的《奇迹》。他说我永远在等待生命中奇迹的事情发生，我突然发现我在等这个东西，我每天灵魂还在饿得慌，我必须把糟糠当养料来养活自己，我得活呀，他无奈于自己生命的凡胎的沉重，但是他必须应付这样的生命，但是他心里留着一个闪光的门，我在等什么，我在等奇迹的发生。那么最后他又说，什么是奇迹呀？这个奇迹，仿佛闪着舍利子似的宝光，是一个大写的完整的“美”。艺术家，现在我自己在支撑着自己，鼓动着自己，能够继续再努力，我在做这个事情。但是你，我今天讲这么多大道理，我突然间觉得脸有点红了，怎么讲那么多？有一句俗话叫“艺如其人”，可是我们小报上登着，怎么可能艺如其人？你看文艺界多么糟粕呀，吸毒的，还有什么性交易，还有什么不给钱我就不演出，扭头走。很糟很糟啊！但是我非常有幸生活在演员的家庭，我父亲是我所在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辈。我从小通过他，在北京人艺见了很多大师级的艺术家。他们的人生艺术，艺术人生影响了我。
前两天我还讲于是之，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家、艺术家，他在舞台上的表演，最高最值得最真实有价值的，有可以传世的表演价值，是他生命的品质。真的是生命的品质，所以让我叹为观止，我觉得我不可以跟他们比，于是之老师根本没对我怎么样，但是，在我心里我就感到莫名的紧张。后来，我就跟记者说，我觉得于是之老师不喜欢我。后来，于是之老师的夫人李曼一，李阿姨就说，昕昕，怎么可能呀，不可能的事情啊。我说，不是，李阿姨，我就是觉得于是之老师不喜欢我，无形中我有一种紧张感，我把他当作一个标准，我期待他赞许我，但这种期待，赞许一辈子也没有。我就在人民艺术剧院，哎呀，他是我们院长啊，他跟梁少华、宋丹丹，他就能开玩笑，他见到他们就会心花怒放。我在旁边就嫉妒，他怎么不冲我笑啊？他怎么不能跟我开玩笑啊？那么其实今天他已经躺在病榻上跟生命做最后的抗争了，真的是很痛苦的，虽然他不会说话了，也不认人了，但是我仍然尊重他。因为病榻上的他的生命还在，虽然没有意识了，他曾经那么了不起，在舞台上留给几代观众，今天的年轻人没有这个缘分了，你们也没有荣幸能看到这种表演。我跟他们有过交往，我想像他们一样做人，这就是我和其他的演员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见过好东西，我真的是见过好东西，他们那些大师们在排练场不行的时候我见过，演不好，急，怎么怎么就演好了，就这个过程，没有看到过这个过程的人啊！只看到结果，后来，我就笑，说这个影视剧的演员没有戏剧演员们幸运，我们戏剧演员是有戏剧性的。我们这些戏剧演员跟大师们在一起滚，我是从头到尾的看他们从不行到行，从浅到深，从实在实在的不行到太精彩了这个过程。于是之老师是永远不是很早把台词背下来的人，很多演员抱怨说我怎么跟他演戏呀，他老不确定，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他演啊？反正他说的台词就老不准，最终到联台的时候，他说出的台词比原来写的剧本生动多了，绝对恰到心灵瞬间真实的东西，我学那个东西，我当然不是说背台词，我就不满足。我在空政的时候，刚刚当演员，他跑到我们家，昕昕，给你写幅字。我说什么字啊？打开一看“上下求索，苦尽甘来”。可是我到今天找不着了，翻箱倒柜，想找那个字，当时没有珍惜它。当时是八十年代初，我还没有听说，谁的字这么值钱，赶紧去装裱，将来再升值。因为太自然了，他比我父亲小一岁，他们一起从1946年到现在。找不到了，急死我了。“上下求索，苦尽甘来”。永远永远不满足于自己的当下，和弘一大师有一比，虽然他不是佛教徒，他在生命中寻觅的美，他永远不确定自己的当下，老觉得自己还不是，心高手低这种。当然于是之老师很痛苦，因为他是那么专业，那么了不起的一个演员，非让他去干这个院长，结果让他碰到那么多事情。因为文化大革命后，整个经济发展，这个价值观全都裂变，他应付多少那些我们听起来都头痛的事，人际关系啊！待遇啊！他躺在那里睡觉，不公，埋怨，在沙发上骂一顿，他一睁眼，大艺术家就受这样的侮辱，他失聪的时候，我觉得于是之老师太幸运了，什么血糖全下来了，什么血压，什么指标全正常了，十多年后生命衰竭了。我讲了，在寻觅一个什么是演员应该有的那种品质，值得在你的艺术中展示的品质，是我在做的事情，值得做的事情。艺如其人，你必须有一种品质，才可以去演弘一大师。我在那两个月的时间我接近他，我自己觉得，我的感悟——我就是他的状态，我以他的名义在言行，我以他的名义在生存。最后一帧的拍摄，我们在实景拍摄。虽然那个结尾不尽人意，一个小桥，水上全是荷花灯。我也不太完全赞赏这个艺术处理，但是那是最后一天拍摄，第二天再也不化妆了，不穿海青了，不打赤脚了，有一种告别的感觉。但是我很开心，我在那段时间的生活，我好像“道艺一品”，我灵魂的生活和精神上的生活和我肉体的生存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六十多天，我很幸福。
我曾经在1990年第一次拍摄佛教题材的电影叫《清凉寺的钟声》。那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弘一大师的传记，他那篇传记帮助我第一次接近了佛教文化。知道有这样一个人，这文化是通过一个人的生命传承的，而不止是经文，不止是教义，不止是道理，而是一个人生存的方式。当时我看了那个传记，陈惠先生写的，当时我有一个念头，我想演他。可是那时候我很年轻，只是一个念头。后来，1995年潘霞导演想拍弘一大师的电视剧，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也在减肥，饿得眼冒金星，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准备好，这是1995年的时候，马上要签合同，我没签，我非常坚决，经过特别的心理斗争挣扎，“对不起，我觉得我真的演不了”，我还说了一句很绝情的话，“我也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