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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清茶在静静地倾听我的絮絮叨叨。没有任何理由，只为了这幅画面，我刚刚得到了，画饼真的可以充饥。
第三天的傍晚天黑得很早。外面飘起了细细的雪粒，我发现无缺去修理了个很新潮的发型，前面那一撮头发顶着亮亮的雪珠，配在他很老成的气质里，显得很别扭。特别是当他埋在土黄色的大沙发里，在一片橙色灯光的映照下，更像一个规规矩矩的男孩子，在等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我为我的比喻感到好笑。
“苏姗，我问你，你想图我什么？”还没等我开口，我刚要出口的话居然从无缺嘴里说出来了，我愕然。
“你是博士，你给了我一份惊喜，我读的书跟你比真是太少了。你读到金字塔尖了，而我没有，所以我有些崇拜你。我没有你那份沉静，我浮躁。”我毫无准备地答着，突然又反问他：
“那你图我什么？“
“那你说我想图你什么？”无缺不回答，却反问我，我无言以对。
我为我们的问题感到可笑，这哪里是一对因征婚而坐到一起的男女说的话，分明是在谈判，一个“图”字含着阴谋，含着势利，俗气。
我不是李嘉诚的女儿，现在又当不成美籍华人，又不是张曼玉，婚姻市场上还排名倒数第二。而看无缺，30岁的博士一枝花，身高1米79的“花无缺”，还要去做美国博士后，一匹还没上市的白马，多少灰姑娘等着做博士后太太，他能从我这里图到什么，难道仅仅是经历？
女儿才七个月，正是天气渐热的时候。
闺女没嫁，哪怕养到60岁，那是父母的公主，没嫁时我妈常说“当一天嫚做一天官。”可我23岁就不做官了，现在回来，总有些灰头灰脸，理不直气更不壮。
我不能让父母再养我们娘儿俩，我得想法挣饭吃。那年，我所在的公司，面对日益严峻的竞争，已处在岌岌可危的地步，后来干脆连工资也停发了，老老小小全部流落到社会上。没了那不到500块钱的工资，我真正站在了生死的边缘。
我的同学王凌菲帮我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到S大的水产病害实验室做整理员，就是为实验打下手，听起来还不算沦落到干家政的份上，对我的虚荣心而言还能接受。
“停，停，你说什么？水产病害实验室，几年前？那是我在的实验室啊……”无缺紧张起来。手里捏着的一把崂山绿茶散到玻璃茶几上，像平静的水面散开的涟漪。
“5年前。”
“噢，那时我还在上海，如果那时就认识你……”无缺开始往茶壶里添水。
如果……如果……如果这个故事从5年前开始，也许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我说。
实验室刚刚搬到逸夫实验楼里，刚落成的新实验楼一片混乱，装修工剩下的材料零零碎碎落在走廊里，到处在搬桌子搬仪器，空气里散发着乳胶漆和试验用盐酸的难闻味道。
做这个实验的负责人是个叫潘越的女硕士，她长得人高马大，一脸粉刺，脸上所有的肌肉都好像麻痹了，我没见过她的表情。我的工作是把放着多种试剂的柜子和实验台搞整齐，还要把一些实验仪器按标签指示放进抽屉里，再刷干净满满一水池的玻璃容器。
第一天去上班，我对台面上一大堆瓶瓶罐罐不知如何下手，我叫不出这些东西的名字。只好试探着把带颜色的放到一边，空的放到一边，不同形状的分门别类放到不同的地方。我手脚麻利，实验室很快就清爽利落了，我喜欢这份工作。
实验室进进出出全是穿白大褂戴眼镜的人，他们不是硕士就是博士，我对这帮人充满崇敬之情。
“那苏什么……苏姗！”姓潘的女硕士突然大叫了一声，我终于看到她皱起了眉头。
“你怎么把仪器全挪了位，你让我们怎么实验？”我还没回答，潘硕士已开始指挥师弟到处找容器了。
“咳，你把那培养细胞的玻璃皿用三蒸水冲了没有？”一个男孩子冲我喊到。
“什么？什么三蒸水……”我窘迫不已。
“我不早告诉你了，真是的，现在可怎么包装和灭菌，师弟，你重做吧。”潘硕士的脸冷得像块玻璃。
“我……”
“那你给白鼠换垫料吧，用镊子夹尾巴，换到另一个笼子里。”潘硕士终于又发出了指令。
我数了数，地上有七个笼子，每个笼子里都关了一群白色的困兽，我的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怕小动物，从小就怕，连金龟子都不敢动，更何况是老鼠。
我战战兢兢把手伸进了笼子，食指马上刺痛了一下，镊子惊了小鼠，那只顽皮的小白鼠在我的食指上狠狠咬了一口，跳出笼子一眨眼就消失了。
“啊呀！快抓呀，我昨天刚给白鼠注射了病毒抗体，找不到又得重做。”那男硕士哭丧着脸急得原地转圈。
“抓，抓活的！”潘硕士狠瞪了我一眼，果断地下了命令。
我还得抓老鼠，王凌菲你没告诉我干这活还得抓老鼠，我几乎委屈地喊出来。
“在那儿！在那儿！”满屋子人都在围捕一只小白鼠，我慌里慌张，猫着腰，眼前一团白影准确地向门口跑去。只听“咚——哗！”我一跃扑上去时，我的头重重地撞到了一个又瘦又硬的胸膛上，那个人疼得“嗷”了一声，我的脚下顿时变成了汪洋，一大桶海水倒在地上，我和来给水箱送海水的民工撞了个满怀。
我不敢看那些投来的目光，那些所有的责备和鄙夷。我拖着拖把，只想赶紧把自己的无知无能一并抹去。
上班第一天，因为那个干瘦而又坚硬的胸膛，我失去了这份不错的工作。
我不敢去找王凌菲，请她的亲戚到学院说情。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我坐在实验楼的台阶上想了半天，手指还在渗血，苏姗，你还能干什么？你现在连清洁工也做不了了。我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站起来，这里也不属于我。
走出校门，一片红色，校门对面有一家保健品公司在搞促销。它的门面几乎被红色和粉红色的广告糊满了，这种场景我太熟悉了，我在广告公司时经常为客户策划这样的活动。我的心里亮堂起来。
我只有做个广告掮客了，也就是个中间扒皮的。那会儿跑业务叫揽活、拉广告，可想而知，一拉一揽得用什么样的手段。
我是谁？是哪个公司的？人家凭什么要把业务给你，给了你你怎么干？我冥思苦想。
我找到也干广告的舅舅，他的公司在前海海面上发布的海上浮牌广告，那年正是海滨一景。
我说：“舅舅你得帮你外甥女个忙，不难的，给我几张你公司的信纸和盖上章的合同。”
“干什么？”
“你别管了，反正不干坏事。”
我捧着薄薄的几张纸如获至宝。
第二天倒了两次车，来到一家专做圆珠笔的企业，我说我是××公司专管礼品广告进货的，如果长期合作，能不能给我个最低价。那个业务小姐带着很职业的笑容说，如果签了合同，拿走多少样品随你。
我说签、签。我很迟疑地在合同上订了1000支，因为作贼心虚，名字都写错了，最后我说：“盖章得拿回去，经理说了算，你能不能让我拿些样品给经理一起汇报？”
她又看了一下合同，从样品橱里两手抱了一大把。
我又一次如获至宝。
第三天，我坐着公共汽车在马路上转了一上午，分析哪个门可以进去。到了下午，我推开了一间挂着“保税区”牌号的落地玻璃门。
我跟一个传电话的女孩子说：“我找你们王经理。”她说：“我们这里没有个王经理，光有个李经理。”我说对了，你看我记错了，她说李经理很忙，你等她一会儿吧。我就坐在经理门口的椅子上看经理室的门一开一合，人们进去出来，看板台后面那个穿绿衣服的女经理一闪一闪的。
不知等了多久，经理出来了，却是提着包出来的。“下班了。刘总请客，吃饭去。”她说。我正要开口，她已一溜小碎步，踏出大门钻进门口的面包车里。
大卷帘门“哗”地就拉上了。站在门口，我耳边还回响着女经理的高跟鞋撞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她一步一步敲击着我的耳鼓，直到面包车一溜烟远去。我心里竟噎得难受，耳朵里只剩下高跟鞋的声音。
第二天又等了一上午，我凭直觉觉得这公司有戏，凡是忙碌的公司凡是总在外面吃饭的经理一定有业务。接近中午的时候，我终于坐到了女经理的桌前。
她问：“你有什么事？”
我说我是××广告公司的。女经理没抬眼皮，开始拨手机约客户吃饭，我说海面上的浮牌广告就是我们公司发布的，是个大公司，信誉好，价格低。
她问：“你们还能做什么？”我知道有门了。
我说我公司还擅长做广告礼品。我看你们公司这么大，该有些广告礼品送客人。我从包里把那一把圆珠笔摊在她桌上，她看也不看。
我正不知如何收场，突然间，她把手机盖“啪”地一声合上，目光移到我身上，盯着我的前胸，我迟疑地低头一看，天哪，前襟湿了一大片。
那不是汗水，那是奶水。
我呐呐地说：“对不起，我孩子刚出满月，我……”我说了假话，不知怎么往下编。
“你现在就上班？”她终于开口了。
“是啊。公司竞争太厉害，完不成计划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