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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关系受到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领导人的指责，匈苏矛盾开始公开化。双方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关系上，尤其是原料、燃料供应和价格问题，以及要求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上。匈虽与苏存在一定矛盾，但并未放弃在政治和外交上与苏政策总体的协调一致。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外交政策上不背离苏所指定的总原则，同时表现出一定独立性。
70年代匈外交政策新指导思想逐渐形成，其最重要任务是，为本国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有利的外部条件，在全世界为保卫社会进步、民族独立与持久和平而斗争。
具体内容有：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广泛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消除殖民主义残余和争取进步的正义斗争；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在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和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匈牙利在发展东西方关系中起桥梁作用；推行多边外交和经济外交。1974年欧安会后，匈表示要“毫无保留地贯彻”欧安会文件，积极与西方国家全面发展关系。卡达尔本人连续出访奥地利、意大利、西德等国，西方报刊称卡的访问是“匈同西方关系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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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共运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强调尊重平等原则。早在1949年匈党“七大”上，卡达尔提出既不能忽视本国具体情况和民族特点，也不能忽视国际共运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
1961年12月，卡达尔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提出，国际共运中各党都是完全自主和平等的，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
1966年12月匈党“九大”决议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应该按照本国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制定自己的政策。
1968年2月，卡达尔在布达佩斯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开幕辞中进而提出，国际共运现今没有中心，既不需要有一个也不需要有若干中心；各党都完全独立地进行工作。
1969年6月他在莫斯科会议上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在今后将会表现出道路和形式上的更大多样性；既要遵循社会主义建设普遍的共同规律，同时又要重视各国的条件、历史和民族的特点。
1974年3月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卡达尔把匈的立场形象地表达为：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象征性地说，坚持红——白——绿旗帜（指匈国旗）
；同时我们也忠于标志国际团结的红旗。
1976年6月他在欧洲共产党会议上说，各国人民有权自主地、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其指导思想和它所希望走的道路。
1977年1月他在总结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文章中强调，接受经验并不意味着机械地抄袭和损害独立自主。
1976年1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公开撰文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称之为新式的反共主义。同月卡达尔访问奥地利时表示不抱有这种看法。在苏批判欧洲共产主义情况下，1977年夏卡达尔访问意大利在谈及欧洲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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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问题时说，西欧党根据本国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寻找各自的社会解放道路，这不仅是它们的权利，而且是它们的义务。
在外交和国际共运政策上，匈牙利政府和执政党虽没有脱离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一致立场，但在强调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利益和特点方面，表现出一定独立性。这得到西方的青睐和西欧共产党的赞赏，有助于增强其国际发言权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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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捷克斯洛伐克“三五”计划的失败和诺沃提尼的垮台
第一节 “三五”计划受挫和捷共12大
1960年通过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4）执行不到两年，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原计划显然脱离实际，捷领导被迫宣布停止执行，将五年计划改为年度计划。这在当时东欧国家中是一个相当突出的事件。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经济经比较发达的国家，头两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较好，经济上取得了相当的发展。
1960年，捷钢产量达676万吨，为1948年的24倍，占世界钢产B量的194％；煤产量达8169万吨，为1948年的2倍多，占B世界煤产量的21％；发电量达2444亿千瓦时，为1948年B A的3倍以上，占世界总发电量的104％；人均肉的消耗量由B1948年的289公斤上升到1960年的468公斤。
但是，第三B个五年计划受到严重挫折，不能不发人深思。
该计划1961和1962年执行的情况是，数量、品种和技术指标均未完成。工业生产仅完成计划的993％，农业1962年比1948年下降B68％，仍停在战前水平，农作物仅完成计划的84％，畜牧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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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计划的93％。生产计划未完成，产品库存积压却增加了39亿克朗。国民生产总值头两年增长不足1％，国民收入呈下降趋势。
1960年，人均国民收入为12，896克朗，1964年下降为12，280克朗。基建战线过长，投资1，600亿克朗，因不少项目未按期投产，使国家损失100多亿克朗。市场供应，特别是食品供应困难，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外汇形势紧张。
群众不满情绪增长。
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特别是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原材料供应更加紧张。
在此形势下，捷克领导于1962年上半年宣布停止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将五年计划改为年度计划。
据捷统计局公布的材料，1961至1964年期间，工业增长29％（亦说20％）
，农业减产3％，国民收入增长103％（亦说B2％）
，这是捷战后经济增长率最低的4年。有的历史学家称“三五”计划是“经济灾难的计划”。
“三五”计划的失败，在捷国内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1962年12月召开的捷共12大及其前后的几次中央全会认为，“三五”计划之所以受挫，是由于1948年的经济改革措施执行不当，在计划和管理中未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和自发倾向，削弱了中央的领导，一些地方只要权力，不要责任，基本建设随意加码，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原材料和市场供应紧张，外贸出现困难。这实际上是认为1948年的改革试验是“三五”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捷领导认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未执行与捷签订的经济合同，不按计划向捷供应原材料和食品，是捷经济困难和计划失败的外部原因。
1962年4月诺沃提尼在中央全会上谈及此问题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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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指出，中国大幅度压缩对捷贸易，减少了原料、食品、棉花、有色金属等重要物资的供应，加剧了捷经济的困难。事实是，中捷贸易在捷外贸中的比重仅占1％左右，起不了多大作用。
中国由于三年困难和经济调整，削减了对捷的贸易，对捷经济不产生重大影响。捷共领导人的讲话，只是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也是出于追随苏联反华的需要。
捷国内不少人则持另一种看法。认为“三五”计划的失败，是捷共领导人不注意本国特点，照抄苏联经济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结果，也是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结果。这种看法看来比较合乎实际。
还必须指出下列因素：捷经济发展虽已达到相当水平，但它的能源、原材料匮乏，10％的天然气，94％以上的石油，80％以上的铁矿砂均仰仗苏联供应；对农业重视不够；粗放经营的潜力已经挖尽；与西方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日益扩大，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能力；整个经济机制对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和技术缺乏应有的适应和应变能力。以上是捷“三五”
计划失败的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紧张，捷国防开支增加，还承担了“大家庭”的所谓国际主义的援助任务。这无疑也加重了捷经济的负担。
在1962年12月召开的捷共12大上，由诺沃提尼作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他分析了“三五”计划失败的原因，提出了今后的11项任务，把消除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失调作为头等任务。大会还决定制定1964年至1970年的七年计划，准备使捷经济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过渡，提出发展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环节，而以重型机械工业作为生产资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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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农业被提到重要位置上，提出了“到1970年使农业达到工业的水平”的口号①。大会还决定发展消费品生产，注意利用本国资源和原材料，发展科技，加强同经互会成员国、特别是同苏联的合作，实行国际分工。大会提出要大力加强中央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开展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各种敌对思想的斗争，等等。诺沃提尼称，以上各项任务的总的出发点，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
，“为今后若干年内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②很明显，在赫鲁晓夫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大致同时进入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捷共领导人仍受到超越阶段的思想束缚。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捷共12大针对1948年的改革，特别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和政府对经济的领导和管理，强调计划的作用。认为中央不仅要决定计划的制定，而且要直接领导计划的执行。在生产、科技、价格、财政等部门，都必须如此。在农业中，也应以国家计划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诺沃提尼强调说：“国家计划就是党的第二纲领”
③。这就是说，国家计划不仅是法律，而且成了党纲。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中央机关和政府各个部在执行国家计划方面的职责，在各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