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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一系列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措施。
1961年10月日夫科夫率团参加苏共22大回国后不久，便提出把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进行到底的任务，要求“完全根除对契尔文科夫的个人崇拜的一切残余。”12月保共中央解除他的行政（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
1962年11月在保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时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于哥夫（当时任部长会议主席）和契尔文科夫被指摘为“将部长会议变为第二个领导中心”的罪魁祸首。全会决定将契尔文科夫开除出党，免去于哥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还将长期任内务部长后又升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仓科夫免职，一起进行批判。
日夫科夫随即出任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最高领导权于一身。
1971年制定新宪法后，日夫科夫当选为新设立的国务委员会主席，不再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但他兼任党政最高领导人的局面一直保持到1989年。难怪60～80年代出版的保共党史都说，保共“八大”（1962年11月）标志着“四月全会路线取得了彻底的不可逆转的胜利”
，而“四月全会路线”就是日夫科夫时期的标志。
在日夫科夫确立领导地位的这个时期，保加利亚的政治斗争持续不息。
1946～1962年设立的集中营，对“思想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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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或反对本单位本地区领导而未被判刑者进行关押改造。
后来又出现过反对日夫科夫的政治事件。
这里有1964年的军人谋反案，有1968年破获的“反对日夫科夫第二中心”案，有长期以漫画和文字形式单枪匹马反对日夫科夫的知识界人士等。这些事件曾长期鲜为人知，近年才被披露出来。例如在1964年前后，曾在二战期间活跃于保西北部的游击队领导人托多罗夫（游击队中化名为戈鲁尼亚）
、克勒斯特夫等对日夫科夫掌权后的党内民主生活不满，密谋起事，被内务部侦破。
为首的戈鲁尼亚被迫自尽，同谋军人数十名被分别处以监禁、流放等刑罚。次年，为抗议戈鲁尼亚案件的处理，在佩尔尼克等市出现了反对日夫科夫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小组。他们印发和张贴传单，秘密集会，均被抓获并判刑。又如1948年毕业于保美术学院的漫画家曹涅夫因创作讽刺日夫科夫的作品，被迫颠沛流离，屡遭监禁。
第四节 保共制定“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党纲和保苏进入“全面接近”的时期
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保共于1968年确认1947年制定的宪法已经过时，需要制定新的党纲和宪法。同年先后成立了以日夫科夫为主席的国民议会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保共中央新党纲起草委员会，着手两个文件的起草工作。由于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保共新党纲和共和国新宪法直到1971年才由保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国民议会通过。
由于两个文件的中心内容都是有关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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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般称之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党纲和宪法。
党纲认定，保加利亚已“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取得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全胜利，并在此基础上使整个社会生活体系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
，从而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认为在这个历史阶段社会阶级将变得更加单一，工农阶级的差别将消除，全民利益将更加一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转变为全民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政党将转变为全民的政党。党纲还说，在这个历史阶段，“各种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
将逐步溶合成统一的全民所有制“。
当时把农工综合体当作两种所有制溶合的典型形式。
党纲还规定，保加利亚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期间必须实行与苏联“全面接近”的方针。众所周知，自战后雅尔塔体制形成以来，保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以保苏友好为基石的。
无论在战后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时期，还是在后来执行各个五年计划期间，保加利亚都是以苏联援助和经互会一体化为主要依托。从1960年到1974年，保的外贸总额增长近4倍，其中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一直占74％左右，与苏联的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40～4％。
除百余项大型工程项目外，苏联帮助保建立的原子能发电站于1974年开始投产。
从两国领导人的关系看，日夫科夫是在赫鲁晓夫支持下上台的，他一直与苏联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
60年代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日夫科夫同他建立起更加密切的关系。
日夫科夫几乎年年访苏。
1967年勃列日涅夫赴保签订为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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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第二个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一个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于1948年）
，此后两国的经济、科技、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合作日益加强，逐步进入“全面接近”
的时期。
有材料披露，日夫科夫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曾向苏联提出加入苏联的要求，但均被婉言拒绝。也许由于保加利亚能全力配合和支持苏联的国内外政策（如出兵侵捷等）
，它在70年代前后确实得到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的青睐和优惠，1971～1974年日夫科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关系也发展得甚为密切。
1973年7月保共根据新党纲规定的保苏“全面接近”的方针，制定了《与苏联发展全面合作的基本方向》，使该方针得到具体落实。
这时日夫科夫曾形象地表述说，“保苏将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将通过一个肺呼吸，通过同一个血液循环系统供给养份”。
保苏的特殊关系是东欧国家中罕有的现象。
由此保加利亚得以在世界发生能源危机的70年代，一方面以优惠价格向苏联出口农产品和缺乏竞争力的工业品，另一方面又以较低价格从苏联进口超过本国需要的原油、金属、木材等，将其中一部分转手卖给西方。保有些经济学家近年指出，保是靠苏联“输血”
，才出现了70年代的“经济繁荣”
，进而推迟了经济危机的。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在这个时期，保加利亚也在世界科技进步浪潮的冲击下，感到本国科技工艺落后的压力。
它从60年代后期力图开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和科技合作关系，其中以德、意、奥、日为主。
1960年它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12％，1964年已增至19％，1974年前它一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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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总额的16％以上。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期保共在思想教育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
自60年代末以来，保共明显加强对人民和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
1967年经保共中央全会批准的日夫科夫关于共青团工作的提纲中强调要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指出过去“在贯彻发展我们的国际主义传统的路线时，……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求”结束对本国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
，弘扬民族的光荣历史传统。同时强调对青年的劳动教育、科学教育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1971年保共“十大”前后，保共进一步提出全面改造思想工作的任务，要求注重它与实际问题的联系和对社会的影响力。
70年代中期又根据新党纲的精神提出塑造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个人的目标。
总的说来，在执行这四个五年计划和开始“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这个时期，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许多矛盾尚未充分暴露，这是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鼎盛时期”。这期间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87％，工业产值共增长4倍，农业产B值共增长941％，人均消费基金共增长2倍。然而这个时期B的经济发展是以外延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的技术改造落后，国家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不够重视，更不用说商业和服务行业了。而农业所有制和整个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严重缺陷更是日后改革和危机的深刻根源。
在这段时间里，日夫科夫通过人事变动、制定新党纲和宪法、推行新经济体制等办法巩固了自己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又通过同苏联全面合作等取得实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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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保证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保共领导层的特权和裙带作风滋长蔓延，高级干部享受很多的特殊物质待遇，在全国兴建专用别墅，低价购买私人汽车等。
而日夫科夫那个年方30岁的女儿也开始在文化部工作和党中央担任领导职务，还常陪同其父出访国外，享受特殊待遇。
这些做法无疑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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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僵化、封闭体制在阿尔巴尼亚的形成和强化
第一节 阿苏矛盾的尖锐化与两国关系的破裂
刚进入60年代，阿苏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国、两党间的分歧迅速走向公开化和尖锐化，并很快导致双方关系的彻底破裂。
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中苏分歧采取了某种中立的不介入态度。但后来它又声称不同意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指控，认为这次会议是“违背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
，“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赫鲁晓夫策划的一个大阴谋”。
从此，苏联领导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施加种种压力，企图迫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支持他们的立场。他们要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在观点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出席将于11月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