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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苏联领导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施加种种压力，企图迫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支持他们的立场。他们要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在观点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出席将于11月举行的会议”
，①甚至威胁说，在布加勒斯特产生的“误
①苏共中央致阿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6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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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火星“
“将要变成大火”。
①这样，阿苏之间的矛盾从思想观点上的公开论战迅速扩大为全面的对立行动。
在1960年11月举行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要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两者中择其一：“要么跟2亿走，要么跟6亿4千万走”
，②并指责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和“反苏主义”。在这次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对苏共20大及其以后的一系列观点逐个进行了批驳，其中包括“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
③。霍查在讲话中批评了苏共领导的“三无世界”
、“和平共处”
、“和平过渡”等观点，接着指出，关于斯大林问题，赫鲁晓夫等人在20大上“不是正确地、客观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们对斯大林及其事业的谴责是不正确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没有赞同，也永远不会赞同用已经使用的那种方式方法谴责斯大林同志“。霍查指责苏联领导同南斯拉夫和解，”为它恢复了名誉“。他还认为，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评价”没有错，而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同一个讲话里，霍查坚持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苏联的”伟大经验对所有国家都是具有普
①《阿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20页。
②即指苏联和中国。
③《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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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意义的，是十分需要的和必不可少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所有领域中毫无保留地注视、执行和运用了这一伟大经验，并取得了成功“。他还透露说：”我们方面对苏联同志没有丝毫秘密的东西，包括党内机密和国家机密。这是我们党中央作出的决定。“
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阿苏关系急转直下。
1961年，苏联先后撕毁两国间的所有协定，撤走全部援阿专家，中断贷款和经济、军事援助，断绝贸易、科技和文化联系，撤走驻发罗拉海军基地的舰艇。
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霍查、谢胡等领导人是“为30枚银币而出卖了自己的……帝国主义代理人”
，并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年11月1日，霍查发表讲话，对赫鲁晓夫的攻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并表示决不同苏共调和。同年12月，阿苏双方撤回了各自的大使。
在这期间以及从此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一反过去的说法，认为即使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前，“我们劳动党和苏联领导之间在一些思想和政治性的问题上就存在着分歧”
，“事实上，我们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是不一致的”。
1961年11月14日，霍查进一步自我夸耀说：“我们党对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早在20大以前就产生了怀疑。应该说，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从我们掌握的材料和我们看到的一切，我们发现，苏联领导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粗暴地践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早在20大上，我们就发现赫鲁晓夫有着某种同机会主义分子妥协的明显倾向。“
他们还称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叛徒”
、“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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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反革命分子、小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苏联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复辟了资本主义，表示要”在各方面同修正主义永远划清界限“
，把与它的斗争进行到底。
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还不分具体情况地一概要求别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采取与它同样的态度和做法，否则，都被说成是“不坚定”和“帮了赫鲁晓夫的忙”。
当时，在如何对待这场斗争的问题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最高领导层中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突出表现在1960年秋劳动党内部发生的“利丽。贝利绍娃案件”上。贝利绍娃曾经是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
1960年夏，贝利绍娃作为人民议会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中国。后据劳动党揭露，她违背党中央不愿过早卷入中苏矛盾的立场，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把中国领导人同她的谈话内容全都告诉了苏联人，并表示了她亲苏反华的观点。
不仅如此，她在回国途中还在莫斯科会见了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这样，她在1960年8月中央全会上被指责“反对党的路线，成了苏联领导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传声筒”
①，并被开除出党。她的工作由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拉米兹。阿利雅接替。从此，阿利雅迅速成了霍查的“得力助手”。
第二节 阿中关系的迅速发展
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由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辩论
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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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取了基本上相同的观点和态度，阿中关系有了迅速发展。
按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当时的说法，“共同的斗争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原则问题的一致的革命观点加强了两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或者像霍查在劳动党“五大”（1966年11月）
上所说的，“阿尔巴尼亚和中国之间亲密的革命友谊和各方面的关系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巨大发展”
，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阿尔巴尼亚“忠实的、坚定的、安危与共的朋友和战友”。
当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中共代表团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进行的坚定的原则性的革命斗争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路线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称颂“中国是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坚不可摧的堡垒”
，是“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手”。
1960年11月，霍查在党的“五大”上称赞“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他说：“以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定地和毫不动摇地站在当前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联领导人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最前列，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这是各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幸运。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堡垒，革命的强大根据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手，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的钢铁般的支柱和可靠的后盾”。
他还称赞“中国在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胜利前进”
，并对中国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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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命“表示祝贺。与此同时，他要求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力量”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地团结起来，筑成一条使我们的一切敌人碰得头破血流的铜墙铁壁“。
当时，中国也称霍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自1961年起，随着阿苏关系的恶化和苏联对阿援助的中断，中国向阿尔尼亚提供了大量粮食和各种经济、技术援助，两国间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议定书。对这一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曾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毫不犹豫地尽自己一切可能援助了我们”。霍查在劳动党“五大”上说：“在这些岁月里，忠实的盟友、真正的革命者和战友——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支持了我国人民和我们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它自己还在克服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封锁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时，就给我们提供了兄弟般的、无私的、国际主义的援助，这对于我们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粉碎经济封锁和加强国防力量，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此，他们一再表示“永远感激”和“永远不会忘记”。
当时，两国间人员来往十分频繁。
1964～1966年，周恩来曾三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的中央党政领导人乃至政府各部部长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都访问过中国。
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等领导人不分析客观实际情况，不顾中国当时自己面临的巨大困难，围绕援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内部开始对中国表示不满，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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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责难，认为中国不及时或不完全满足他们的援助要求是“利用经援向阿方施加压力”
，是“别有用心”。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辩论的战略和策略、中苏边界等重大问题，阿中两党两国间在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在劳动党“五大”上，霍查含沙射影地指责有人“同修正主义者进行合作，同他们搞联合行动”
，幻想“苏联新领导人有了转变”
，“放弃了公开论战”。他进而提出，“今天突出地摆在日程上的尖锐的急迫问题，不是同修正主义者调和和团结，而是同他们彻底脱离和决裂”。事实上，这一切构成了70年代阿中关系恶化的主要根源之一。
第三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