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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必须看到，在整个60个年代，在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苏联施加的压力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的威信有了明显的提高，随之，在“反修防修”和“革命化”的高调声中，全党全国歌功颂德之风大盛。尽管如此，这接二连三的“左”倾运动引起了一部分干部的担忧和不满，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是，1966年有人曾因此写信给霍查和谢胡，认为降低工资、下放干部、取消军衔、剥夺农民、对工人实行高定额等等正“危及党、政权和人民”
，“已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
，进而呼吁他们尽快停止这些做法，因为，“今天这些考虑不周的措施，明天就可能成为无药可救”。可惜的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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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但逆耳之词不仅没有被采纳，相反，被压了下去，有关人员遭到了惩处。但是，历史却作了相反的结论，这对治党兴邦来说，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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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和遇到的困难
第一节 社会主义自治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60年代前半期，南斯拉夫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是投资使用不当，形成重复建设和出现一批效益很差甚至亏损的“政治工厂”
；二是企业的收入名义上由劳动集体支配，实际上掌握在行政官僚手中。于是当时的工会坚决要求进行改革，由直接生产者来决定扩大再生产，使企业的收入在各劳动单位中形成和分配。但也有人担心这样做之后工人会“吃掉积累”。在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以斯。伏克曼诺维奇为首）和南共联盟中央组织政治书记处的部分领导（以亚。兰科维奇为首）
之间发生了争论，后者不支持这种改革。
1963年的宪法正是在双方妥协的基础上的产物。
1964年4月20～24日举行了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要求克服国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关系，建立更自由的市场关系，使企业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为各行各业规定同等的经营条件，使直接生产者及其自治机构成为扩大再生产过程的体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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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7～13日召开了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大会确定的方针是：把带有国家主义因素的经济改造成自治的市场经济，防止旧的经济体制复活。大会决定，要加快社会经济关系非国家主义化的过程，使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能根据社会自治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发展，加强自治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单位的直接自治。大会还着重研究了南斯拉夫民族间的关系问题。铁托说，民族关系矛盾的根源在于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大会决定，反对民族主义现象是共盟最重要的基本任务之一，不仅要反对狭隘的闭关自守的民族主义倾向，尤其要着重反对否定民族特点的一元主义、霸权主义、官僚中央集权主义。大会的决议否定了关于必须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民族的想法，认为这是官僚集中主义和一元主义的表现。
在“八大”方针的指导下，1964年7月进行了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基本方针是：在社会所有制和工人自治的基础上为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企业由粗放型经营转为集约型经营，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限制国家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改进经济结构，消除比例失调，优化劳动组织，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取消了各级社会投资基金，将其资金转交给银行作为投资贷款；联邦设立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将积累交给直接生产者支配；实行第纳尔贬值，统一汇率，争取使第纳尔成为可兑换货币；降低关税，减少出口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外贸自由；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以国际市场价格为标准，进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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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调整产品的国内比价；把企业推向市场，为企业创造平等的市场竞争条件；控制消费，压缩信贷和货币发行，以防止通货膨胀。
这次改革实施之后，在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实现集约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国家机关放弃了宏观调控经济的职能，而自治制度并没有完善到能有效地担当起宏观协调的作用，以致市场自发因素加强，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生产增长停滞，物价猛涨，失业人数剧增，外贸逆差扩大等。于是不得不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对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完全收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在学术界和社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意见，而且反映到党内。兰科维奇就反对削弱和取消联邦机关的宏观调控能力。
当时失业问题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改革后企业在用人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进效益，企业除了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外，也大力优化劳动组织，整顿纪律，裁减冗员，一般很少招工，甚至停止招开。劳动者的就业人数在战后第一次出现下降的局面，1966年比1964年减少79万，1967年比1966年又减少B22万。
这时，战后在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一代人正好长大成B人并要求就业。于是失业问题日益尖锐。在本国企业无法容纳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南鼓励公民出国临时就业。许多公民通过亲友个别地或成批地到西欧国家谋生。这不仅减轻了就业的压力，而且使侨汇成了南重要的非贸易外汇收入。南在国外就业的公民在70年代最多时曾达到近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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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治生活和民族关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
6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步骤问题上，党内存在两种观点。
双方经过在1963年制定宪法、1964年八大和1964年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较量，终于在1966年摊牌。
1966年7月1日南共联盟八届四中全会清算了兰科维奇集团的错误。
全会认为，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中央书记、共和国副总统亚。兰科维奇和内务国务秘书斯。斯特法诺维奇等人组成了一个官僚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的宗派集团，他们“反对共盟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路线”
，鼓吹“奉行铁腕政策”
，主张恢复国家主义；他们负责的安全机关“长期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
，滥用权力，不受监督，“通过窃听、跟踪和获取情报的办法，把国家和党的负责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他们散布民族不和，宣扬民族沙文主义，迫害少数民族（指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
中央全会决定改组国家安全部门，撤销斯特法诺维奇的党内外职务并把他开除出党，同意兰科维奇辞去党内外职务。
9月兰科维奇也被开除出党。当时在党内外曾开展了大规模的清算官僚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势力的斗争。兰科维奇是塞尔维亚族人，他的倒台被认为是塞尔维亚人和中央集权主义势力的失败。
60年代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件大事是确认穆斯林为民族。
原先社会上相当普遍地存在一种意见，认为穆斯林是一个宗教信仰集团，不是“人种意义上的民族”
，因此不存在单独的穆斯林族，而应把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按其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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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籍贯、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分别列入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或黑山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皈依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在漫长的400多年里早已形成一个独特的民族集团，现在要追溯祖先的状况把他们分别列入不同民族，这不仅不可能，而且十分有害。它会引起民族纠纷，造成社会动乱。铁托在1949年11月的南共联盟七届二中全会上和1963年1月的南青年联盟“七大”上两次提醒说，给穆斯林分别确定民族成分是没有意义的和站不住脚的。
此后，在1971年的人口普查中，把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都列入单独的穆斯林族，穆斯林族的人口从1961年的972，960人猛增到1971年的1，729，932人，10年增加了746，972人，增长778％，一跃而成为南第三大民族。
B兰科维奇事件后，为了贯彻“八大”在民族问题上的方针，南大力批判民族霸权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扩大各民族的权利。
但由于相应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未及时跟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初各地发生了多起具有民族主义背景的事件和学潮。
1967年3月发生了关于克罗地亚语地位之争。
早在1944年12月10日，60多位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作家和语言学家在诺维萨德开会并达成协议，认为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是同一种语言，用两套字母（基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
拼写，只存在方言的差别，在学校中两套字母都要学习。会后编出了《正字法》作为编字典和书写的规范。可是在1967年3月14日，克罗地亚130名作家和知识分子签署了《关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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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地亚文学语言的名称和地位的宣言》①，认为克语和塞语都是独立的语言，指责官方歧视和排斥克语。要求在克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使用克语，在克基础学校中只学习克语。
《宣言》遭到南共联盟的批评，共盟认为这场争论毫无道理，《宣言》的要害是在各民族间制造分裂。
1968年6月在西欧国家学潮的影响下，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先后发生了大学生群众示威游行。学生们对经济体制改革后出现的物价上涨和大量失业深感不满，提出了“打倒红色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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