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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6月在西欧国家学潮的影响下，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先后发生了大学生群众示威游行。学生们对经济体制改革后出现的物价上涨和大量失业深感不满，提出了“打倒红色资本家”
，“不允许资本主义复辟”
，“消灭失业”
，“消灭相差悬殊的社会不平等”等口号。学生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校部大楼，并把学校改名为“红色卡尔。马克思大学”
，要求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实现政治民主化。
学生们号召工人参加示威游行，但遭到拒绝。南共联盟中央对事态进行了讨论。铁托在电台和电视台发表讲话，对学生进行规劝和解释，答应解决各种迫切问题，号召他们停止罢课，恢复正常的学习和考试，提防队伍中混入别有用心的人。
铁托讲话后，学潮迅速平息。
1968年11月27日在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因悬挂阿尔巴尼亚旗帜一事发生争执，爆发了学生示威游行，并迅速扩展到周围城市。示威者要求建立“科索沃共和国”
，制定自己的宪法，并分离出去。当局出动警察维持秩序，与示威者发生冲突，造成伤亡。后来事态虽然平息下去，但问题远没有解决。此后科索沃一直是民族主义动乱的策源地。
①当前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图季曼是签名者之一。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63
1969年8月发生了斯洛文尼亚总理卡夫契奇反对联邦政府的“公路事件”。
卡夫契奇认为联邦政府在分配修筑高速公路的国际贷款中歧视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要求联邦政府下台（当时的联邦总理是斯洛文尼亚人米。里比契奇）。
卡夫契奇一心想按照西方领国的经营模式把斯洛文尼亚建成福利国家。卢布尔雅那的报刊抱怨“联邦堵塞了斯洛文尼亚的一切机遇”
，要求“削减斯洛文尼亚对联邦的负担”。他的观点和做法得到了一部分主张发展本民族经济的人的赞同，但许多人认为他的行动损害了南联邦的统一。
1969年底克罗地亚共盟开展了反对一元主义的斗争，认为一元主义的集中表现——中央集权制扼杀了“民族主动精神”
，成了自治发展的“主要障碍”
，主张今后在发展战略中要充分考虑民族特点。克罗地亚要求彻底改革联邦制，反对“异化的经济力量中心和金融力量中心”
的控制，要求把尽可能多的资金下放给直接生产者，让经营主体有更大的自主权，把外汇交给赚取者支配。当时的联邦议会副主席米。让科不同意这些主张，要求维护联邦的统一和团结，认为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相当严重”
，“民族主义分子在自由地进行政治活动”。但他的观点遭到克罗地亚党政领导的反对和清算。
1970年1月克共盟中央第十次全会严厉批判了以让科为代表的一元主义。会后克议会罢免了让科的联邦议会民族院代表资格，从而撤掉了他的联邦议会副主席的职务。
在这种形势下，1971年11月在克罗地亚发生了严重的民族主义骚乱事件。当时克罗地亚文化协会（“玛蒂察”）成了宣扬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在它出版的报刊中说，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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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克罗地亚的监狱”
，克应当成为“真正的主权国家”
，从联邦收回外交权和国防权，申请参加联合国，建立由本民族军官指挥的共和国军队。克民族主义分子说，波黑的穆斯林都是克罗地亚人，应与克合并。这实质上是企图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克罗地亚独立国”
，使克在人口和地域上可以与塞尔维亚相抗衡。
弗。图季曼在《克罗地亚周报》上说，克罗地亚人对联邦国家已感到不满意，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邦联”或“国家联盟”才能解决。在经济问题上，克民族主义分子煽动说，克受到“剥削”和“掠夺”
，“收入外流”
，“赚取的外汇大部分被联邦取走”
，克的处境比奥匈帝国和南王国时期“更加糟糕”
；抱怨联邦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提取过多，说克境内有20个区人均收入低于克平均收入的40％，却得不到联邦基金的援助。
对于这些言论，克党政领导态度暧昧，放任不管，甚至暗中支持，以便向联邦施加压力。
11月23日民族主义分子在萨格勒布发动3万名大学生举行罢课，并企图煽动工人总罢工。铁托总统被迫中断在国外的访问，匆匆赶回国内，亲自出面干预，认定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
11月30日～12月1日，南共联盟主席团召开第21次会议，对克罗地亚领导人进行了批判。
克共盟主席萨。达普切维奇—库查尔、中央执委会书记佩。皮尔克尔、派往南共联盟主席团的委员米。特里帕洛和斯。比耶利奇都提出辞职。米。普拉宁茨当选为克共盟新主席。会后克总理拉。哈拉米亚、副总理韦。普尔皮奇以及两位议会副主席也提出辞职。此外有数百人被撤职，骚乱的某些首要分子被判刑，党员都被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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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0月对塞尔维亚共盟领导人进行了批判和清算，指责他们宣扬“伯恩施坦式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推崇专家治国论，在公开的宣传报道中缺乏阶级观点，把战争时期的干部当作教条主义和保守思想的代表加以排斥，竭力想使塞尔维亚摆脱联邦政治领导的“监护”
，常常破坏南共联盟的团结和损害国家的利益。但是在塞共盟中央的三次秘密会议上，撤换塞共盟领导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铁托亲自到会作了长篇讲话后，塞共盟主席马。尼凯集奇和书记拉。
佩罗维奇提出辞职。会后，塞总理米。博亚尼奇和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博。帕夫洛维奇也提出辞职。一批大企业和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人被清洗。到年底，共盟伏伊伏丁那省委主席米。查纳达诺维奇和书记米。拉多伊钦提出辞职。外交部长米。特帕瓦茨下台。曾任总参谋长、外交部长和副总统的科。波波维奇从政治生活中引退。接着斯洛文尼亚总理斯。卡夫契奇，马其顿共盟书记斯。米洛萨夫莱夫斯基，曾任马其顿共盟主席、当时任联邦主席团委员和南共联盟主席团委员的克。茨尔文科夫斯基，波黑派往联邦工作的阿。胡莫、奥。卡拉贝戈维奇、哈。卡佩塔诺维奇、切。科波乐都被撤职。
西方报刊把1972年的清洗称作“铁托式的文化大革命”。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这时发生的某些重大民族纠纷和政治事件，已不能靠制度本身的力量来妥善处理，而只有靠铁托总统个人的威望来解决。这里已经暴露出南联邦体制和南共联盟领导体制的软弱无力。
另外，在处理民族主义事件中，单纯进行组织清洗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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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而不同时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思想问题，也不能消除群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反，某些被清洗和被判刑的人倒被群众看作是维护民族利益的“英雄”。
目前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图季曼和议长斯。梅西奇，就是1971年事件后被判刑的人。
第三节 党的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1966年处理了兰科维奇事件之后，开展了反对中央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着手进行党的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体制中逐渐注入了“联邦化的因素”
，在政治体制中注入了“邦联化的因素”
，这是后来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潜在原因之一。
南共联盟六届四中全会（1966年7月）成立了南共联盟改组和今后发展委员会，其任务是组织“关于在社会自治的条件下共盟的作用”的公开讨论，并提出关于共盟改组的具体建议。
南共联盟六届五中全会（1966年10月）
通过了改组南共联盟的提纲。
提纲强调，共盟应该研究社会上的基本问题，对自治机构所作决定的社会主义内容负责，但党委会不应成为作出决定的指挥部，而应是提出思想和政治倡议的中心，是理论创见的源泉。全会设立南共联盟主席以代替总书记，铁托当选为主席；全会撤销了中央书记处，选举由34人组成的主席团和由11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规定执行委员会委员只能担任党的职务。全会还设立了若干中央工作委员会，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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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委员外，吸收科学文化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参加。各共和国共盟中央和自治省共盟省委也进行了类似的改组。
从南共联盟“九大”
（1969年3月）起，代表大会召开的程序发生了变化。
过去的惯例是，南共联盟先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全党的方针和政策，然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召开代表大会来贯彻执行。
“九大”
改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先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各自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并选出出席南共联盟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派往南共联盟中央机关的候选人，然后召开南共联盟代表大会，协调各方的立场，认可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的候选人组成的南共联盟中央机关。
“九大”
撤销了中央委员会，代之以主席团和执行局，并决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会议来处理党内的重大问题。主席团和执行局的成员，按各共和国共盟平等地派代表和各自治省及人民军共盟相应地派代表的原则推选。这样就大大地加强了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的作用，确认了它们的“自主地位、平等和责任”。
同时，这实质上也是党联邦化的开端。
1974年4月南共联盟“十大”恢复了中央委员会，但仍保留主席团，执行局改为执行委员会，一年一度的代表会议不再召开。
政治体制改革即联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