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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从苏联进口原料，而我们越来越需要更多的原料，特别是能源。我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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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清楚，大概不能说，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是自由的。“
①卡达尔对“独立自主”
、“自由”受到外部条件制约的阐述是他饱经沧桑郁结在内心隐衷的坦诚的倾吐，反映了常人无法超越二战后匈独特国情的时代苦闷，这在匈经体改革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匈向西方开放虽然起步较早，但它只能在不超越雅尔塔体系主体框架下建筑这一工程。今日匈学界在肯定这一“开明”
举措的同时指出：“卡达尔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从来也不敢去触动雅尔塔协定，他的政治才能只能在规定的制度范畴中寻求妥协的可能来改善自己的环境。
②
第四节 雷声大，雨点小
进入80年代，匈经济改革出现了重振旗鼓的态势，但雷声大，雨点小。这是由于受到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所致。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引起世界冷战加剧，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在国际政坛上活动余地缩小，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遭到各种刁难，再次给匈牙利的经济改革笼罩了一层阴影。
但匈领导人仍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迈出开放价格的步子。
1980年同1978年相比，食品价格平均涨幅达24％，燃料上涨32％。
这项价格调整比1968年有了更大的进展，这是改革
①卡纽。安德拉斯：《卡达尔遗言》，报刊出版社190年版。
②绥克什德。米哈伊：《卡达尔和他的时代》，（匈）
《人民自由报》191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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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步骤，但公众承受不了这个压力。
1980年起，波兰的团结工会不断掀起罢工，匈领导人一直密切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担心会在匈牙利引起连锁反应。
于是把安抚群众情绪摆在重要的位置，许多原拟出台的经改项目陆续刹车，如减少或取消国家财政补贴的措施迟迟不能出台，更有甚者，不惜代价向西方国家借贷高息外债来扶植陷入困境的亏损企业和满足居民现代化高消费的生活需求。
1983～1984年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再次冲击匈牙利，使得刚刚恢复平衡的匈经济又一次受挫，两年间进口增加16％，而出口仅增加4％，这种进出口的反差使1984年同1981年相比硬通币减少了13亿美元，外贸逆差和外债持续增长，诱发起新的经济危机。
这时期，国家再次用背离改革原则的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工作，尽管没有恢复以前计划下达的作法，但却干预企业应当干什么不应当干什么。企业自主权收缩，同时，企业资金短缺，市场疲软，亏损增多。
社会实践中的矛盾激化了关于匈牙利在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道路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等方面的争论，特别在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改善对外经济平衡状况和维持居民已达到的生活水平原为匈牙利第三阶段经济工作的中心，但是现在出现了急待解决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匈社工党中央的一份文件①对此有较为确切的剖析，认为：近几年来执行的经济政策和做法的潜
①见《经济评论》，1984年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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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许多领域正在枯竭。今后再减少对国民收入的使用，不会有助于经济平衡的根本改善；进一步限制投资活动会危及技术发展和生产构成现代化的工作；进一步大幅度减少进口会妨碍生产的连续性和合理的扩大出口；靠“鞭打快牛”来拯救效益低的经济单位以改善平衡的做法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时，实际工资的减少，消费价格的提高和部分家庭、个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大的问题。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在1983年初开展的关于国民经济问题讨论过程中出现了“对改革进行改革”的呼声，即要求国家不要干预经济活动，某些人还提出党要退出经济领域，部分与会者要求改革从经济体制扩大到政治体制，在各个领域“实行第二次改革”。
是年4月召开的社工党中央全会上，卡达尔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应采取坚决态度，党在经济政策方面，现在和将来都起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在经济工作中起组织作用，继续执行行之有效的经济管理体制，同时要不断完善，但新的改革没有必要。
同年9月，社工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提出原则立场，决定今后的改革发展局限在经济领域，仍以社工党1966年的决议为指导方针。
社工党中央协商委员会起草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继续发展问题》的决议于1984年4月17日由中央全会讨论通过。
这一决议被认为是80年代具有战略意义的文献。
剧变两年后仍有部分经济学家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中对企业结构改革的若干指导原则还有其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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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强调改革的连续性：实践证明196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有生命力的和有成效的，现在提出改进管理体制，是1946年以来匈党执行的经济政策的自然延续，是1968年改革的完善和发展。
决议认为，保持和扩大我们的战果，创造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基础，发展我国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的基本条件是：今后，要通过提高效率，而不是通过压缩国内开支来实现我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认为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物质利益没有发挥应有效用，低效率和亏损经济活动的扩大，管理工作的软弱，企业和劳动组织的缺点，劳动纪律的松弛，各地劳动力的不适当安排，将阻碍经济增长的发展。为此，经济管理体制发展的目标还包括：用那种有助于逐步取消不利的程序、保证完成我国的基本社会和政治任务的社会主义方法来解决以上所有的问题。决议强调经济调节、市场、经济竞争要创造一个能刺激和限制所有经营者增加生产，提高生产能力和对市场作出灵活反应的内部环境。与此同时，还要指出和制止那些没有竞争能力的、损耗大的生产活动，使盈利单位有可能得到迅速发展。优惠制度要有助于体现国民经济的利益。
不可讳言，1984年继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所采取的措施是为形势所迫，因此也不得不受制予形势。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使匈在经济上的活动余地缩小，还债任务艰巨，加之财力、物力短缺，没有多大能力增加生产。因此只能靠进行经体改革来挖掘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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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士认为，从长远发展的观点看，具有重要和决定意义的是，搞活经济只有在结构改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并取得成功。由于匈国民经济结构不完善，盲目扩大再生产只能导致比例失调。虽然意识到这点，但要付诸实现却有很大的距离。其实匈领导人也下不了决心去承担结构改革可能导致的失业等风险，宁可花大量的资金去拯救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
比如1974～1984年对工业的总投资逐年减少，但对经营不善的企业的投资仍逐年增加。在工业内部，对经济效益不高的采矿业的投资10年内增加了一倍，对濒临破产的冶金业的投资只减少了10％。与此同时，对那些对出口有重要意义的机械工业和轻工业部门的投资却减少了34。
1976～1980年间，A采矿、电力和冶金加在一起占工业投资的36％，而这一比例到1984年已占了46％。国家对上述企业的投资已接近国民收入总产值的20％。
80年代以来，政府每年都得拿200亿福林补贴这类亏损企业（约占每年总投资额的13以上）。
其A结果不仅没能取得好效果，反而引起生产停滞。由于放慢增长速度，停建和缓建一批建设项目，致使生产上不去，技术更新换代慢，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由于片面限制进口，使进口物资和某些机械零件经常脱销，造成生产中断。使用国内产品或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产品替代又不能保证质量。
因此，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商品经常被退货或索赔。
卡达尔指导思想上仍留有“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认为越大越是社会主义，而忽略了社会效益，总认为国有比合作社好，合作社比单干好。匈个体经济1986年与1980年相比虽然翻了一番（由3％增加到6％）
，但全国公有经济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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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收入中仍占94％的比例，引进外资的企业也只有70多个厂家。这种过于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加上重新还原成指令性计划的行政干预，严重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1984年4月《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继续发展问题》的决议并没有认真执行。
在改善企业内部经营条件、加强竞争性、建立市场关系和建立多种所有制结构改革等方面的措施也大都半途而废，收效甚微。
第五节 颓势——无回天之力
危机在1973年出现兆头，经过潜伏期，进入80年代中期开始明朗化。
国民经济“六五”计划（1981～1984）没有按原计划完成。
4年中国民收入累计增加8～9％，工业生产增长102％，B其中主要是在1980～1983年完成（原计划上述两项分别为14～17％和13～16％）。
4年中农业生产增长124％，畜牧业B超计划完成，蔬菜水果歉收。
1984年4月24～28日，社工党召开13大。在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的报告中对经济局势做了这样的说明：“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内外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没有及时地认识到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持久性。
在这几年中，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消除这些变化对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保持了生产、投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