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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加利亚国内来说，多年实行苏联模式的发展战略，使轻重工业、工农业之间的投资比例失调，成为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正如保社会党191年作历史回顾时所说的，“长期以来实行了与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传统不相适应的结构政策，把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绝对化，从而牺牲了农业、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在过去一个时期，保将44％左右的投资用于发展工业，1984年后这一比重增加到48～47％，而主要投放在低效益的重工业部门。在经济不景气的这个时期，还耗资数十亿列弗兴建了几个工期长、效益差的重型机械厂，它们同一些按经互会分工兴建的电子工厂一起成了国民经济的沉重包袱。
1989年底未竣工项目占用资金140亿列弗，超过全年的工业投资总额。另一方面，国家忽视具有传统优势的农业以及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的发展。
农业的投资比重从70年代占投资总额的14～14％下降到80年代占投资总额的6～9％，食品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从70年代占工业投资额的13％下降到80年代占工业投资额的9％。电子工业在“八五”计划期间耗资8亿美元，却只返还1400万美元，其中差额全部由农业和轻工业补偿，结果使农业被榨取到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
因而保经济学家认为，保工业化作为国家的发展的成就之一是靠牺牲农业取得的，而工业本身缺少转入集约化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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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繁荣”
，保当局将实际经济情况，特别是外债急速增长的情况严格保密起来。但是农业连年减产、市场供应紧张、冬季电力燃料短缺等情况却难以掩饰。
80年代商品供应量平均每年增加41％，而人民购买力平均每B年增长46％。
1988年居民手持货币240亿列弗，全年商品B零售额只有160亿列弗。
同年国家预算收入为260亿列弗，却欠银行100亿列弗。所以，无论从工农业生产，还是从财政收支和外汇情况，以及从人民生活来看，保加利亚在80年代末已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保共和社会党在1989年剧变后曾将70～80年代国家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归结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70年代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94％，1981～1987年平均每年增长B444％）
；外债增长；通货膨胀率上升；市场短缺严重；财政B补贴占预算支出14以上；投资政策失误等几个方面。尽管A经济紧张，这个时期保的投资重点仍放在国内缺乏基本原材料和设备、科学水平不够发达的生产部门，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而且进口额增加，出口额减少。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工作中出现以上问题无不带有领导人主观意志和短期行为的特点。著名经济学家阿罗约曾深刻地指出，保是从很低的物质技术和经济水平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以来它的工业发展在许多方面吞噬着产出的东西，生产结构冗赘，科技水平低，并且牢牢依赖着进口的原材料和燃料，效益值得怀疑。它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工业的基本泉源的农村异常落后，已耗尽它向工业提供原料和市场的能力。企图克服这些矛盾的尝试只产生极少效果，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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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缓矛盾总爆发的时间而已。他认为保的经济危机虽有外部原因，但内部矛盾应为其主要原因。
大多数社会党人认为，80年代中期保共和国家领导人错过了在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上进行调整改革的良机。
第四节 国内社会矛盾加剧和反对派的崛起
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和“新思维”冲击着东欧国家的思想舆论界。保加利亚出现了要求政治多元化和公开性的呼声，党内思想日渐活跃，民族意识日趋高涨。
人民逐渐通过横向对比和历史反思寻找自己的位置。
早在1976年保共召开11大前后，就有人提倡建立以社会主义劳动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批评和反对好逸恶劳、贪图享受、假公济私等不良风气。从那时起逐年举行反抗土耳其侵略重大事件（如四月起义、俄土战争等）百周年纪念活动，以此弘扬民族传统，振奋民族精神。
这一系列活动以1981年举行的保加利亚建国1300周年盛大庆典达到顶峰。
80年代末，在国民经济陷入危机、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反对派乘机在保加利亚崛起。
（一）
从抗议大气污染开始发展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有组织活动。
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登上政治舞台，开创了东欧国家政治多元化的先河。
1982年保共鲁塞州委为抗议多瑙河对岸罗马尼亚朱尔朱市化工厂污染大气向保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书面报告。但这个问题久拖未决，只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跨国生态委员会，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1987～1988年，鲁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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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举行群众集会，抗议政府的生态政策，同时成立了由社会名流（作家、画家、记者等）组成的拯救鲁塞委员会。不久，参加该委员会的保共党员受到开除党籍或解除中央委员职务等处分。接着围绕生态问题和社会民主化成立了一些非官方组织，其中以“生态公开性”组织和索非亚大学教职员倡议成立的“支持公开性和改革俱乐部”影响最大。它们同西方国家的同类组织建立联系，在国内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
这时有些报刊及传播媒介也增加了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的新闻报导。
1989年初法国总统密特朗访保时，专门接见过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的代表。数月之后检察院决定减判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科列夫。同年春，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等8个协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会上不少人对保共长期以来的文艺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从知识界刮起要求民主和改革的风潮，矛头直指保共领导人，预示着山雨欲来风满楼。
10月，欧洲生态研讨会在索非亚举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乘机上街游行，抗议当局的生态和人权政策，与警方发生冲突。
（二）
土族居民改名运动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
自14世纪至19世纪，保加利亚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近400年之久，它的一部分居民（特别是南部的罗多彼山区）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保加利亚穆斯林。另有一些土族居民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保加利亚境内。
二者的总数约为80余万，占保全国人口的10％左右。二战之后，土族居民曾分批迁回土耳其。
70年代以后，由于当局注意改进对土族居民的政策，民族关系相对稳定。
1984年冬至1984年春，保共领导人日夫科夫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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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保为“单一民族的国家”
，要求穆斯林（官方不承认土族居民为少数民族）恢复使用保加利亚姓名。这次被称为“复兴过程”的改名运动比过去带有更多的强制性，因此遭到强烈的反抗。在不少土族聚居区发生了骚乱。据西方报导，骚乱中有数百人伤亡。为反对这次改名运动，少数土族人士于1984年成立了“保加利亚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
秘密组织，开展反对政府的活动。1986年该组织的领导人被公安机关逮捕。此后数年，保国内民族关系比较紧张。
1989年国民议会根据保、苏等国签署的欧安会关于人权问题的文件，通过了《国外护照法》和《国籍法》的修改补充法，规定居民可自由出入国境和自由选择国籍，并从7月开始生效。但不少土族居民强行要求地方行政机关立即办理出境手续，甚至发生了暴力事件。
4月底，日夫科夫发表了开放保土边界的声明。
至8月下旬，已有31万土族居民和穆斯林外迁。土族外迁的的浪潮不但给处于危机状态的国民经济带来重大损失，而且引起社会动荡，成为动摇保共政权的重要因素。从此，要求维护土族居民和穆斯林权益以及释放有关被捕人员便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组织攻击保共的重要口实。
1989年底，保共中央作出纠正对使用突厥语和穆斯林居民所犯错误的决定，国民议会也为有关的受害人员平反并释放他们出狱。然而民族矛盾已经成为190年正式成立的土族政治组织“争取自由和权利运动”和它在两次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选票进入议会的政治基础。
（三）
保共党内分歧和矛盾的加深。
保共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二战后在苏共和斯大林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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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下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党内民主空气薄弱。在日夫科夫担任党政主要领导的34年间，特别是在70年代以后，保共领导日益陶醉于建设的成就，开始为领导干部建造别墅，发放特殊享受和待遇。少数人大搞个人崇拜，为日夫科夫出版38卷选集，甚至为他的子女升迁出谋划策。
日夫科夫本人也爱听赞美颂扬之词，不愿考虑不同意见，日渐脱离党内外群众。
独断专行之风盛行。
据后来报刊披露的材料，早在1982年就曾有4名退役军官给日夫科夫写过匿名信，揭露和批判保共的腐败和日夫科夫的不民主作风。
1987年索非亚大学波波夫教授等4名党员因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内生活不民主，被开除党籍和解职。普通党员因参加各种政治团体被开除党籍者屡见不鲜。连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米哈依洛夫也因在会上批评社会问题，在工作中同情和支持要求“民主化”的党员，政治局候补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卢卡诺夫因在经济工作中与日夫科夫等人意见相左而均被免职。
80年代后期的改革措施和党政领导干部的频繁变动，多带有日夫科夫个人意志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