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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3～1974年的“三大案件”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更是子虚乌有地把它们同中国联系起来，似乎它们都受到了中国的指使和支持。
在1976年11月1～7日举行的劳动党“七大”上，霍查以很大篇幅公开攻击“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国家只能按其社会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掩盖了区分国家性质的阶级性。与此同时，他还认为，“绝不能依靠一个帝国主义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正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自己承认的，“七大”是一次公开反华的大会。
“七大”以后，阿中关系急剧恶化。
1976年12月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接连召开各种会议，其中主要的有：中央政治局会议（1976年12月20日）
、七届二中全会（1977年6月28～29日）和三中全会（1977年11月14～18日）。在这些会议上，霍查都作了长篇讲话，系统地谈到了劳动党和他自己反对中国的主要观点，包括反对中共“八大”的报告，反对毛泽东有关斯大林和南斯拉夫问题的观点，对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上的立场，攻击中共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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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恩来同志在苏共22大上没有维护阿尔巴尼亚，污蔑中共在“九评”后在反修斗争中继续滑向右倾，反对中国1964年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反对周恩来同志1968年提出的阿与罗、南结盟的建议，攻击中国拒绝接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就两党分歧交换意见而提议访华的代表团，等等。
此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全党全国逐级传达了这些会议的精神。不仅如此，还把这一切告诉了访阿的所谓“左派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
，例如，霍查在1977年9月30日接见巴西共产党代表团的时候，曾点名反对中国共产党，并把他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稿交给了代表团。
当时，这些做法进一步激化了阿中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部不得不在1978年7月7日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和接回专家。照会称，自1944年以来，中国政府为援阿共花费人民币100多亿元，中国同意援阿的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中国向阿提供粮食180万吨、钢材多100万吨、拖拉机1万多台，等等。中国曾向阿尔巴尼亚派遣专家近600人。同年7月29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写信给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对中国横加指责，并把阿中关系恶化的责任全都推给了中国方面。
在这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的反华言论到了肆无忌惮和荒谬可笑的地步。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过去和当前的一切进行了歪曲和攻击，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的港、澳、台政策，“双百方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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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在劳动党“八大”
（1981年11月1～7日）讲坛上，霍查公开点名攻击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宣布“我国和中国之间除了形式上的外交关系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具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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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80年代——南斯拉夫全面危机的年代
整个80年代是南斯拉夫“危机的年代”
，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意识形态和党的体制都发生了危机，而且日趋严重。
危机长期延续和激化，最终导致90年代初南共联盟的解体、联邦的瓦解和内战的爆发。
第一节80年代初期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进入80年代，南斯拉夫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生产发展停滞，外贸逆差巨大，外汇诸备缩减，外债负担沉重，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职工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
正在这种困难的时刻，德高望重的铁托总统在1980年4月4日与世长辞。铁托在生前就深感南斯拉夫民族间关系复杂，历史积怨甚深，对立情绪严重，而且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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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差别较大。他曾采取多种措施在南联邦共同体内大力贯彻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培植民族间的兄弟情谊。
在政治体制中，为了实现民族平等，规定在党政领导机关中，一律贯彻各共和国（不论大小）平等地派代表和各自治省相应地派代表的原则，以防止以大欺小或以强凌弱。在联邦议会讨论经济问题的议事规程中，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尊重各联邦单位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避免以多压少或独断专行。
为了培养和锻炼各共和国的干部，铁托总统从1963年起不再兼任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的职务，由各共和国经过战争考验的年富力强的干部轮流担任。铁托在生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在党政最高机关中设立主席团，作为实施集体领导的机关。
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南斯拉夫设立了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从社会总产值中提取一定的比例，资助不发达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上述各项措施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铁托总统健在时，各民族和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如果通过协商得不到解决，最后由铁托裁决，各方都接受并贯彻执行。铁托总统逝世后，南一批有威望的老一辈革命家也先后去世或退休，南斯拉夫失去了具有高度权威和凝聚力的中央领导核心，上述各项措施的消极方面日益显露出来。
各共和国涌现出新一代的领导人，开始执掌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他们成长于战后的和平环境，相互间不存在老一代领导人在战斗中形成的革命情谊。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引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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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动荡的情况下，民族间的利害冲突日趋尖锐，民族关系日趋紧张。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力图更多地为本地区谋利益，以取得本民族的信任和拥护，而把联邦的共同利益放到一边。
于是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本位主义泛滥起来。
1981年3月11日在科索沃的首府普里什蒂纳，发生了阿尔巴亚族大学生因伙食问题而举行游行示威的事件。后来事态扩大，蔓延到周围城镇。示威者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国”
，进而分离出去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合并。
当局派军警去维持秩序，与示威者发生冲突，造成伤亡。后来局势虽然缓和，但科索沃从此成了接连不断的政治动乱的策源地。
1981年7月3日，联邦议会根据铁托生前作出的“集体工作、集体决策和集体负责”的指示，通过了一批宪法修正案。修正案规定，各种国家职务和自治职务的任期，每届一般不得超过4年，只能连任一次；如果中途接任者的任职时间超过了任期的一半，就算任满一届。修正案把联邦议会主席、副主席、两院主席和宪法法院院长的任期都改为一年，不得连任。修正案还规定，联邦执行委员会任期满两年后要向联邦议会做全面的工作报告，联邦议会两院要对这一报告进行专门讨论，对其工作作出评价，并对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委员进行信任投票。
这种几乎对联邦领导职务都实行一年轮换制的方法，固然有利于让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干部都有机会担任国家最高职位，但由于任期太短，领导干部匆匆上任，席不暇暖就匆匆离任。走马灯式的轮换，使他们无法对所担负的工作作深思熟虑的长期安排，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因循拖延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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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不再设立总统的职位，国家元首的职权由联邦主席团集体行使。联邦总理（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
继续由韦。久拉诺维奇担任。
久拉诺维奇来自黑山，黑山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共和国。在当时经济日益困难的形势下，他周旋于几个强大的共和国之间，由于不能再得到铁托总统的支持，工作十分困难，他曾几度想提出辞职。
联邦执行委员会提出的经济措施，由于各共和国自行其是，互相掣肘，收效甚微。经济发展停滞，某些指标无法完成。
1980年和1981年，社会总产值分别只增长23％和B14％，明显低于70年代的增长水平。
工业分别增长41％和B B43％，农业只增长02％和27％，建筑业由于削减投资，B1980年仅增长022％，1981年下降447％。失业人数1981B B年突破80万大关，失业率为1194％。
通货膨胀率达到40％，B职工名义收入虽然增加，实际收入开始下降，1980年下降74％，1981年又下降40％。
外贸逆差仍然巨大，1980年为B B6087亿美元，1981年为4324亿美元。外债总额达201亿B美元，每年需还本付息40～40亿美元，不得不靠重新安排债务或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来解决。
为了克服困难和实现经济稳定发展，1981年联邦议会社会委员会成立了以当时的联邦主席团主席克拉伊格尔为首的经济稳定问题委员会，集合了国内100多位学者，分十多个专题来研究和草拟经济稳定长期纲领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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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普拉宁茨总理执政时期（1982～1986）
久拉诺维奇总理的任期到1982年4月届满，在这之前，南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干部政策协调委员会就开始酝酿新总理的人选。按照各共和国轮流派干部担任联邦职务的惯例，本届总理似乎应从马其顿产生。但马其顿也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共和国。鉴于南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总理肩负的重大责任，马其顿当时难以推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