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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寻常见”。
李旦的第四个女儿名李华，字花婉，很有诗意。被封为代国长公主，下嫁郑万钧，诗书琴画样样精通。
唐时轶事之四
今年考生都骑驴
事情发生在唐懿宗咸通年间。
这一年春天，全国各地的考生照例汇集到长安城中，备战三月份举行的进士考试。“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今年不同于往年的一件事是，唐懿宗签发了一道皇帝令：考生一律不准骑马。颇有些提倡艰苦朴素反对铺张奢侈的意思。
发出这道禁骑令是因为当时的考生经济状况贫富不均，表现在代步工具方面就是有钱有势的骑着高头大马，穷的只剩下学问的挎着小毛驴。朝廷认为考生骑马过于豪华，超出制度。
晚唐的时候，考生中确实存在着两极分化的现象，那些富有的考生大多具有雄厚的家庭背景，还有些考生巨额资产来源不明，据说是毫不相关的神秘人物出手相助。这些考生出手大方，考中进士后的庆祝方式也不是常人所能比的。
一个名叫杨如温的进士及第后，他的父亲时任东川节度使的杨汝士在节度府举办庆贺宴会，隶属于节度府的女艺人都赶来助兴。杨汝士心情舒畅，下令赏给每位女艺人红绫一匹。绫是一种薄型的提花丝织品，唐朝时侯的绫幅宽一尺八寸，约合五十四公分，一匹的长度是四丈，约合十二米。杨汝士也是进士出身，曾经在一次宴会上赋诗，力压在场的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在赏给女艺人红绫一匹之后，杨汝士当场做了一首诗：“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绫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
唐文宗太和八年有三十三个人成为进士，这一榜进士中贫士占大多数，有人做了一首诗说：“乞人还有大通年，三十三人碗杖全。薛庶准前骑瘦马，范酇依旧盖番毡。”乞人就是乞丐，番毡指的是原产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羊毛毡。
相比骑着瘦马的薛庶和盖着番毡的范酇，咸通年间的进士李峣可以说是出手阔绰的大款了。
李峣及第之后要摆宴庆贺，不巧的是正赶上连阴雨，要是白事遇上下雨还有说法，叫做上天也落下了伤心的泪，喜庆宴会时下雨就属于天不作美，贺喜的宾客吹风沐雨一脚深一脚浅的在泥水里来来往往很难得出其乐无穷的感想。不过这难不倒李峣，他要把一部分天遮起来。李峣让人租来大量的油布搭起棚子，从自家的院子搭起，然后是家门前的道路，油布棚子搭了足足有一里多路，用了七百缗钱。开宴那天，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来宾前前后后达一千多人，车马堵塞了街道，别处依然下着雨，但来宾们有油布棚子罩着，免去了风吹雨打之苦。
李峣在长安号称“李八郎”，和当时的驸马都尉韦保衡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很多事情上都是韦保衡的代理人。韦保衡是唐懿宗的女儿同昌公主的丈夫，同昌公主是唐懿宗的掌上明珠，懿宗恨不得把国库都搬到公主家去。当同昌公主病死之后，唐懿宗一口气杀了二十多个医生，宰相刘瞻被贬，京兆尹温璋引药自杀，还有十多个官员受到株连。
看看唐懿宗对待同昌公主的态度，再比一比那道不许考生骑马的禁令，分明是俺摆阔因为俺是皇上，汝等不许骑马因为汝等是臣民。
抛开与韦保衡的关系不谈，仅凭着老丈人的资助，就足以让李峣大把大把的烧钱。
李峣的丈人是韦宙，个人资产相当丰厚，他在江陵附近有一处庄园，拥有当地最肥沃的土地，每年打下的稻谷堆积如山。咸通初年，韦宙出任广州节度使，在面见皇上辞行时，唐懿宗说：广州番愚那个地方出产珍珠翡翠，你到那儿之后可不要去喝贪泉的水。
贪泉在广州南海县西北，据说人要是喝了贪泉的水就会变的贪得无厌。东晋的时候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他痛饮了贪泉的泉水之后题诗一首：“石门有贪泉，一歃重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像伯夷、叔齐那样具有高尚节操的人，即使喝上一肚子贪泉的水也不会改变意志，吴隐之用此来表达自己的一片冰雪肝胆。唐朝王勃《滕王阁序》中的“酌贪泉而觉爽”就是用的这个典故。
韦宙知道皇上提到贪泉一事是在敲打自己，他没有像前人那样强调自己的道德水准，而是用另一种方式表明自己，韦宙说：臣江陵庄园中库存的稻谷还有七十堆，没必要去贪财。唐懿宗因此送给韦宙一个绰号：足谷翁。
王保定在《唐摭言》中写到：李峣“妻为南海韦宙女，宙常资之，金帛不可胜记。”
禁骑令下达之后，当然也有想不通的，于是便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一千多名考生都骑上了毛驴，这让人想到王梵志的一首诗：“他人骑大马，我自跨驴子。回看担柴汉，心绪好些子。”考生中有不少爱说俏皮话的“俏青”，下面这首诗就出自“俏青”之手：
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袖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郑昌图也是一名考生，他的身材不是一般的高大魁梧，驴子驮上他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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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碑誌 能致富
在唐代，给人撰写碑誌或书写碑文可以得到一笔润笔费，越是知名的文士所得到的润笔就越多。李邕“尤长碑记，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送亦至鉅万，自古鬻文获财，未有邕者。”晚唐时有一个叫马逢的人家里经济状况不好，大概属于等待共同富裕的群体，他的朋友王仲舒看着心里着急，就责备马逢说，你家里都穷成那个样子了，为什么不去给人写碑誌呢？那样就可以先富起来呀。
这些碑誌有的是立在寺庙里的。裴度晚年在洛阳时出资修葺了福先寺，工程完工时要立一块碑。皇甫湜从白居易手中抢得了撰写碑文的差使，他提了一斗酒回到家中，一口气喝下半斗酒后趁着醉意挥笔疾书，整篇文章一气呵成。这篇文章文思高古，用了很多生僻字，也是大知识分子的裴度看了好半天才看懂。裴度让人用车拉了一车价值千余缗的物品送给皇甫湜作为润笔，皇甫湜认为这些润笔给的也太少了，他让来人给裴度带话说，我皇甫湜的文字水平绝非平常之辈，一般不会屈身低就，除了给顾况这样的大家的文集写过序之外，还没有轻易答应给谁写文章。这次我主动请求撰写碑文，完全是为了报答裴公的厚爱。皇甫湜的话说到这里时还是一副知恩图报的口气，下来就转入正题了。皇甫湜说，像我这样水平文章的稿费标准应该是每个字三匹绢。皇甫湜所写的碑文有三千二百五十四个字，裴度共付给他九千多匹绢。唐朝时绢的价值时常在变动，建中年间一匹绢值四千钱，元和末年一匹绢值八百钱，裴度在洛阳时是唐文宗太和年间，四千钱一匹和八百钱一匹只是一个参考价。
大书法家柳公权每年给人书写碑文所得的收入也是“鉅万”，这里面包括现金更多的是实物。柳公权这个人是典型的学者类型，不善于理财，所得到的钱和金银器皿都交给管家保管。这是一个空子，柳府的管家和一些仆人趁机钻这个空子，把主人的钱当作自己的钱用，用了也不吭一声。柳公权曾经把一些银杯银碗放在一个竹箱子里，过了一阵子后，箱子上的封条完好无损，里面的银器却不见了。那个管家在一旁装模作样的说这真是怪事，真是怪事，莫非遇上鬼了。柳公权没有去追查这批银器的下落，他笑哈哈的说，箱子里的银器都羽化成仙升入天堂了。
墓碑和墓誌是碑誌的主要成分。中唐以后，长安城中的一些碑誌写手改坐等生意为主动出击，一打听道哪个达官贵人家有了丧事，就会跑到人家府宅去，围在门外面大声招揽生意，这种情景比集市抢购还热闹。当然，这些写手和掮客不会去普通平民家，平民的墓也是平常的，很多墓里面没有墓志铭，放一块青砖，砖上面刻着“阿娘坟墓，孟元简咸通十五年×月五日。”
过去官员死后，给死者谥号、追封官爵属于官方结论。官方结论有着一整套程序，唐朝的时候对于达到给谥号级别的官员先是由吏部中负责考核官员的考功郎中出具一份记录死者生平的行状，再由太常博士根据这份行状提出一个谥号。有时候为谥什么字会争论不休，许敬宗死后，负责拟定谥号的太常博士认为应该谥“谬”，在谥法中，“谬”的意思是名声和实际不相符合。许敬宗的后人当然不会同意这种带有贬意的评价，强烈要求重新改一个谥号，双方争论不下。唐高宗特意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合议，礼部尚书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给许敬宗谥“恭”。《谥法》中说“即过能改曰恭”，礼部尚书的意思是，人不怕犯错误，改了就好。唐高宗最终敲定了“恭”。
和官方的结论不同，亲属给死者立碑属于私人评价，私人评价就没那么严格，可以尽量的往好里说，说着说着就说过头了。撰写碑誌的人拿了主家的钱财就要替人家遮盖则个，这个人脸上本来有些雀斑，碑誌的写手就要多用些脂粉把雀斑盖住，人们把这叫“谀墓”。
唐朝有一个叫刘叉的人生长在齐鲁大地，少年时任侠仗义，酒后杀人。中年之后人变的沉稳了，开始修身养性，学着写诗。听说长安的著名学者韩愈广交天下文士，刘叉这位业余文学爱好者千里迢迢徒步来到长安，投奔到韩愈门下。刘叉写过一首诗：“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胸中仍在霍霍磨刀，可见江湖之情未了。
大概正是因为心中有刀，还时不时的要磨上一磨，刘叉很难同韩愈周围的那些读书人相处，于是就决定回到江湖中去。离开长安时，学生刘叉拿走了韩老师的一笔巨款，这些钱都是韩愈给别人写墓誌得到的润笔。刘叉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拿走老师的钱时说，这都是谀媚墓中的人而得到的，不如让俺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