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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一次家。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活动，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有过中国政府这样的体验。
吃喝拉撒，这个具体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最基本的自理能力的简单事件，一旦乘上13亿这个天文数字，就变得纷繁复杂。我们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思考，13亿人的生活，到底该怎么过？
我们有13亿人口，那么，中国到底能够承担多少人口？中国的人口底线在哪里？显然，13亿还不是，中国960万公里还不至于承载13亿就人满为患。但底线不在未来悠闲的栖居，稍不留神，中国的人口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越过〃人口三八线〃了：线这边，是安居乐业；线那边，是中国土地不能承受人口之重。
有人说16亿、17亿是底线，也有人说7亿到10亿。争论从没有停止过。根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估测，中国人口承载极限在16亿左右。最理想的人口数量是7到10个亿，中国现在的人口比理想状态多出了3亿多。
决定中国人口底线的要素不仅有自然要素，还有社会、政治要素。房子够不够住、工作够不够做、养老够不够充足……一系列问题都在制约中国的人口底线。
温家宝总理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曾说：〃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可以变成很大的问题；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可以变为一个很小的数目，……。解决13亿人的问题，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
谁能看透人口问题
追溯历史会发现，远古时期中国的气候地理条件和现在有很大不同，那时我们这片土地是全世界最适合农耕的土地。在农业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以生产的增加、财富的增加，主要是靠劳动力的贡献。对劳动力的追求，就是对财富的追求。这样的追求，中国人延续了数千年。
庞大的中国人口，创造出世界上最古老也最灿烂的文明。那些新颖农具每一次在中国出现，都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
史学家司马光在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上，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话，〃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人多，赋税就多；兵力就强。这也被后来的中国帝王，当作国家兴亡法则的最好总结。事实上，从西周时期开始，中国就已经取代埃及和巴比伦，成为世界的人口中心。
亚当o斯密在他著名的《国富论》里这样写到：〃一国繁荣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就是不断增加人口数量，皇帝们治国的主要思路为鼓励百姓多生。因为农耕文明的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人力构成经济生产和军事力量的决定因素。从康熙至道光，中国人从不到1亿猛增到4亿，150年里翻了两番，完成了中国古代史上人口最大规模的一次增长，与它相对应的是那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已经超过1/4，中国的繁荣与富足让西方人望尘莫及。
不过，这依然算不上最高纪录。一百年之后，中国人口增速再一次被刷新。
从建国到1970年，中国连续出现了两个人口高峰，中国人从5。4亿猛增到8。3亿，和康乾…道光时期相比，同样是增加3个亿的人口，但这次我们只用了20年。这20年里，全世界人口增长了11亿，也就是说当时全球新增人口中每3个人里就有1个是中国人。尤其是从1964年到1974年的十年，中国差不多每年都要生出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来。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发展生产，大多数人认为人多力量大，所以就多生，这也参照了当时苏联的人口发展模式。那时，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认识并不深刻，只把人当作了生产者，并没有认识到人同时也是消费者，没有考虑到积累问题。
人口的发展变化幅度很小，2％的人口增长就是在快速滚雪球了，更何况中国以9％、10％的速度滚大雪球。人口从量变到质变，常常跳出人们的视野之外。当人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暴涨时，很多人还沉浸在〃人多力量大〃的遐想中，只有少数人如马寅初等人有先见之明地提出人口控制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1957年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表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称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主张必须控制人口。
马寅初被群起而攻之，有组织批判他的文章数以百计。反对控制人口的人提出〃人手论〃，人手论与人口论针锋相对。人手论的理由振振有词，人总要有两双手，一个人两双手创造出来的价值总是超过消费的，人创造出来的东西超过消费，就有积累，就有剩余，有了剩余社会才能积累。马寅初仍然坚持他的〃新人口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特殊年代，马寅初的孤军奋战最终换得〃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的批示。很多与马寅初有类似主张的人，被划为右派，中国失去了一个控制人口的机会。
一直到1979年，整整20年时间内，中国的人口研究变成禁区，无人问津，最终人口的急剧膨胀〃吃〃掉了发展成果，无论是国家财富还是个人财富都很难积累。60年代，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工人10年没长过工资，城里容纳不了，就只有上山下乡……
农耕时代，由于自然灾害、疾病、医疗卫生等原因，人口的增加是缓慢的，人口起落往往与王朝循环同步。但到近现代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生率不断提高，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口终于膨胀到与自然、社会资源不可调和的阶段，吃饭、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
越来越多的人把天平倾向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论，或许，〃人手论〃真的过时了。
拨慢人口钟
〃只有膝盖疼痛的时候，才会感到膝盖的存在。〃法国著名人口学家索维的名言，在中国人身上得到应验。
人者，邦之本也。中国人自古相信：〃民之众寡为国之贫富〃，〃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然而当历史翻页，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贫富与强弱，已经不能再和人口数量简单地划上等号了。
80年代初，有一部特别轰动的电影《甜蜜的事业》，这是中国第一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电影。电影是喜剧，看了很轻松，那是中国人人口观念开始变革的一个起点。也就从那时起，中国拨慢了人口增长的钟摆。1980年，意识到〃人口起飞〃不再等于〃国力起飞〃的中国人，将几千年的生育传统深埋心底，为了国家前途和全球减贫目标的实现，开始了30年的艰难跋涉。
巨大的社会经济压力，让那时的中国政府第一次尝到了〃人多之痛〃。
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对人口的标准已是冰火两重天。传统社会里，人口的繁衍文化为贫穷和富足可以服从于生育，但生育不能服从于贫富。但新工业社会，对人口数量的唯一衡量标准变成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有利于社会发展。
对于人口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是在实践中慢慢探索。中国虽然在人口认识问题上走了一段弯路，但也提醒我们，在人口问题上我们必须警惕，一旦政策失误，影响的将是未来几代人。因为人口对社会经济的压力，比如吃饭、教育、就业、住房等问题，往往要十几、二十年才能暴露出来，我们当前很多经济矛盾和问题，其实都是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的反映。
历史总是在行将失控的瞬间，窥见真理的光芒。1978年的中国，一场新的改革蓄势待发，而此时中国人口已经逼近10亿大关。
1999年全球人口突破60亿的时候，联合国向每个国家的首脑都赠送了这样一个人口钟，提醒各国首脑随时警惕人口的变化。中国人这30年少生4亿人，意味着我们少生了一个欧洲，我们不仅帮助全球缓解了资源压力，而且促成了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的人口钟，非拨慢不可。
拨慢人口钟，西方没有〃西学东渐〃的经验复制给我们。西方在全球跑马圈地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人口紧缺的问题。即使西方出现间断性的就业不足，这是伴随经济周期不断显现的结果，但也很少有经济学家或官员认为是人口抛锚了，大多把原因归结为市场机制或社会管理。
一场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坚决而痛苦的人口控制，自此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对于三十年前的那一代中国人来说，他们内心的生育传统与国家前途纠结在一起生与不生，已经不再是个人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中国政府来说是艰难而痛苦的选择。而为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以及子孙万代，又必须这么做。一代人为此做出了牺牲。很多人甚至丢掉了工作或者走上手术台，中国所有的妇女都把生孩子的年龄向后推迟了三年甚至更多。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事件的受益者，为了能让更多人受益，很多人主动或被动地被推到付出者的传送带上。
未来的岁月时光发展到遥远的以后，我们的后人回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过程，波澜壮阔的计划生育运动，辉煌惨烈的程度，远远超出红军长征，超过土地，它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计划生育是在拯救我们和未来，所有的人都应为这场轰轰烈烈的人为生育运动鼓一次掌。
计划生育〃摸石头过河〃
提起上世纪80年代那段疯狂的计划生育岁月，李响的父母仍然心有余悸。
当时，兄弟姐妹多达7个的李父，怎么也想不到，等到他结婚生子时，只允许生一个孩子了